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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之:在延安迎来抗战胜利
录入时间:2011年01月16日 来源:信息中心 [ 关闭本页 | 打印本页 字体: ]
岁月悠悠,抗战胜利已跨越时空走过60个年头,然而,那段历史却不容遗忘。如今耄耋之年的王培之老人回忆起她从一个懵懂的少女投身革命,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直到投奔延安的情形,依然激动不已。从老人对往昔的追忆中,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热血澎湃的岁月,领略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懵懂少女到地下党人
    上世纪20年代初,王培之出生在安徽省歙县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尽管家里做的是柴米油盐的小生意,但与村民们相比,她家的生活还是多了些保证。
     那年月人们的头脑还十分封建,男孩承担着继承家业,传宗接代的厚望,而女孩一到十五六岁便出嫁了。年幼的王培之虽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她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男孩可以上学识字,而女孩就不行呢?在王培之的缠磨下,思想开明的家人送她进了私塾。几年后,王培之又上了正规的小学、中学。
     王培之的中学时代是在歙县女子中学度过的。1938年,15岁的王培之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虽然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但地处大山里的歙县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消息闭塞使王培之和同学们并不知道日本侵略者的硝烟已经弥漫了中国。王培之回忆,教她们语文课的是一个叫陈以德的老师,是他在语文课上让学生知道了抗战,了解到了当时战争的时局。
    真正将王培之领上革命道路的是她的同学王丽媛。王培之与王丽媛是一对好朋友,闲暇之余王培之去王丽媛家玩,也就是在王丽媛家,喜欢文学的王培之发现王丽媛的哥哥有许多苏联和鲁迅的小说,王培之如获至宝,经常借一些小说阅读,不知是有意无意,王丽媛的哥哥也时常向王丽媛推荐一些书籍。
    王培之回忆说:“当时只是觉得那些小说写的精彩,喜欢看而已。”但是,这些书读多了,脑海里渐渐地有了想法。那时女孩早年就得嫁人。而王培之从书中知道了什么是妇女解放,她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男人们那样到外面干一番事业。
    一次,王丽媛的哥哥对王培之说:“你敢不敢做抗日工作?”“当然敢了。”抗日,对王培之来说新鲜又刺激,于是王培之和王丽媛从王丽媛的哥哥那里得到宣传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等内容的标语,两人乘着夜深人静,提着浆糊到歙县大街小巷里贴标语。王培之说,一边贴标语还得一边观察动静,每当听到国民党宪兵“咣、咣”的大皮鞋声,两个女孩拔腿就跑。
    “那时哪里懂得什么叫革命呀,只是觉得宣传抗日好。”过了一个时期后,王丽媛问王培之:“你想参加共产党吗?”“想。”王培之答到。其实,王培之当时只是朦胧地觉得当共产党能够让穷人翻身解放,能够让妇女像男人们那样干事情。好在王培之有文化,在王丽媛和哥哥的开导下,很快明白了革命的道理。1939年9月28日,是王培之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她在王丽媛的带领下,来到歙县岩寺村新四军的住地,在一个破庙里庄严地宣誓,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周恩来护送我们去延安
    当时领导歙县地下党工作的是黄知真(解放后任湖北省长、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等职),在他的领导下,地下党在歙县农村办起了识字班,夜晚王培之等人秘密地一边教农民识字,一边宣传抗日和革命道理。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作为白区,有许多与日军战斗中负伤的国民党伤员被运到歙县治疗。在公开场合,王培之等人以学生的身份组成文艺队,慰问伤病员,为他们演出《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歌曲。转眼到了1940年春天,在地下党内一直与王培之单线联系的王丽媛找到她,告诉她不能在歙县呆下去了,嘱咐王培之带上她的妹妹一起去投奔延安。王丽媛交给王培之一封介绍信,让她先到新四军桂林办事处找李克农。若干年后王培之才知道,当时歙县地下党遭到了破坏,为了保护她们,组织上决定让她们投奔延安。王培之看着手中一张没有任何字迹的介绍信,心中感到不解,但是组织交给的任务不容多问。
    如何向家人交代呢?王培之回到家里,向奶奶要出母亲去世时留下的两枚戒指,谎称自己出外上高中,便匆匆地离开了山清水秀的家乡。   
    为了躲过宪兵的盘查,王培之将介绍信伪装成口琴盒的垫纸,上面放上口琴,身着学生旗袍,胸前还精心地别上校徽,一副到桂林去求学的学生模样。
    到达桂林新四军办事处后,王培之才解开了心中的疑团,那封无字介绍信只要在火上稍微一烤,便立即显出字来。在新四军同志的安排下,王培之和王丽媛的妹妹又赶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到达重庆,王培之顿开眼界,在位于重庆七星岩附近的八路军招待所,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其中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青年,他们都抱着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同一个信念。
    “邓颖超还会唱京剧呢。”王培之回忆,那时正值“八一”期间,八路军在重庆召开庆祝大会,邓颖超登台为大家演唱了京剧选段。此时,已经是一身八路军戎装的王培之感到无比的兴奋。
    过了不长时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决定将抗日青年送往延安。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组织决定男青年步行到延安。为了照顾女青年,专门找来两辆大卡车运送她们。让王培之等人出乎意料的是,一路护送她们去延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王培之回忆说,周恩来坐在第一辆卡车的司机楼里,每遇到关卡都由周恩来交涉,由于车上绝大多数是女青年,一路上大家统一口径,说是到延安去当护士。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护送下,1940年深秋,王培之等人一路颠簸到达了红色延安。
在鲁艺宣传抗日救国
    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征求青年们的意见安排工作。看到王培之还是一个小姑娘,组织决定让他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王培之讲,尽管那时抗战时局极不稳定,但是我党领导人以超凡的远见卓识已经开始培养后备人才。在中国女子大学,老师讲授的大多数是政治内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解放日报》等宣传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文章成为学生的教材。
    一年后,王培之转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王培之回忆,当时鲁艺有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系和戏剧研究室,这里聚集了大量文化名人,酷爱文学的王培之被分配到文学系,系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等人是王培之的老师。在鲁艺,王培之和其他同学自编剧本,自己排练,到延安周边地区演出,宣传抗日和解放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一年,由于敌人封锁,延安的物质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度过难关,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男的开荒,女的纺线,“我纺线好着哪,都是头等线。”回忆起大生产运动,王培之眯起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岁月。
    有幸的是,在鲁艺期间王培之多次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到鲁艺讲话,提出:“陕北的民间艺术很丰富,要到群众中去采集,去挖掘,要向群众学习,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王培之等人撰写了大量抗日救国的文章,到延安周边地区采访,演出《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
“那时十分艰苦,毛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我们穿着草鞋,在小河里洗脸。”尽管艰苦,但延安军民热情高涨,当时鲁艺有一个大教堂被用作教室,每到星期六,教堂就成了临时娱乐场所,毛主席就会带着江青来跳舞。王培之回忆说:“毛主席交谊舞跳得可好哪。朱德总司令也来跳舞,不过朱老总不跳交谊舞,他一来就领着我们一起扭秧歌。”尽管那时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毛主席、朱老总与军民同乐,表现出伟人的雄韬伟略和革命家的气度风范。
    在延安,王培之和延安军民终于盼到了抗战的胜利。“那天整个延安都振奋了,我们鲁艺的师生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了!’响彻鲁艺的上空。大家尽情地跳,尽情地唱。”说到这里,王培之老人的眼睛潮湿了。
      抗战胜利后张家口也迎来了第一次解放,王培之被分配到张家口的《冀热察导报》,随后被调到《察哈尔日报》等多个党政机关工作,1983年从市第六中学离休,在家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