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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博古
录入时间:2011年01月16日 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4期 [ 关闭本页 | 打印本页 字体: ]

    秦铁,博古之三子。1940年生于重庆,1964年入青岛潜艇指挥学院,“文革”中曾被打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平反后在天津远洋公司工作,从船员的最低等干起,由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干到船长,直到1995年退休。

24岁担任中共高级职务
    我父亲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1907624日出生。父亲祖籍江苏无锡,却出生于浙江杭州。因为我爷爷秦肇煌一直在浙江做官,曾做过几个县的统捐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辛亥革命以后,爷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后因患肺结核回到无锡老家。父亲9岁时,爷爷去世。父亲是长子,有一个弟弟秦邦礼(后改名杨琳),曾担任对外经贸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始人,“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父亲还有一个妹妹叫秦邦范。

     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历代科举联翩,簪缨不绝,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进士32人。清朝康熙、乾隆两帝分别六次下江南,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
   
虽然祖上很风光,但到祖父一辈已经衰落。加之父亲是革命者,很年轻就出了远门,戎马倥偬一生,39岁就遇难,没有时间去考证祖先的历史。再加上父亲一直被批判犯了“左”倾错误,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更不敢去考证祖上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所以祖上的事迹,直到最近才开始披露。
   
父亲五六岁时,进私塾秦氏公学受启蒙教育。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父亲为能尽快工作支撑家里,14岁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
   
孙中山去世时,父亲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当时恽代英到苏州宣传三民主义,父亲与他一起在苏州组织了一次追悼会。在此之后,父亲加入国民党,参加国共合作。
    1925
年,父亲从苏州工专毕业,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不收学费,由国共合办,很多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或教书,包括恽代英、瞿秋白。一年后,父亲经顾谷宜介绍加入共产党,被派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处工作。
    1926
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父亲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名字。
   
在苏联,第一年主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俄语。出国前,父亲不会俄语。据一些与他一同留学的叔叔、阿姨讲,他到莫斯科两个星期就精通俄语,且还能流利地翻译。有人还说是一个星期,但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父亲在19305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职务,直至遵义会议被免去主要负责人职务。

遇难

    194647日,母亲(张越霞)跟我说,明天你父亲就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都去了,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那天天气很不好,下了小雨。半个小时以后,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说,可能因为天气不好,降落不下来,可能飞到北平、西安或回重庆去了,等天气好了再过来。
   
后来我看到杨尚昆叔叔的《回忆录》记载:4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也没有回重庆,失踪了。9号、10号,美军要派两架飞机到边区一带搜寻。杨尚昆叔叔当时是中办主任,他将此事向中央汇报,中央要求给各边区发电报,找寻一下有没有飞机迫降或失事。
    2005
年,我去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我采访到一个叫张根儿的老人,当年他是民变队队长。他给我讲:
    1946
48日那天,黑茶山天气很差,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那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可能是飞机撞山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还着了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
   
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中央让我们寻找。他这样说,把这个民兵队长吓了一身汗。如果不是来人说这事,第二天上山就把这些遗体掩埋了。跟县里汇报后,县里的同志就说好吧,明天一早上去看看。
   
第二天上去,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已经烧得一塌糊涂,但“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还能辨认出。还捡到两个图章,一个秦邦宪的,另一个黄齐生的。这样就定下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飞机。
   
县里赶快向分区汇报。晋绥分区知道后,谭震林等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后来继续找,发现飞机上乘机人员名单,有博古、王若飞、邓发、叶挺、叶挺夫人李秀文、叶挺女儿叶扬眉(11岁)、叶挺儿子叶阿九(3岁)、王若飞舅父黄齐生(69岁)、黄齐生之孙黄晓庄(21岁)、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29岁)、王若飞随从魏万吉(24岁)、博古的随从赵登俊(24岁)、阿九的保姆高琼(16岁)。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4人,死难人员共计17人。他们赶忙回晋绥分局,向中央发电报说,找到了,机上17人全部遇难。
    
老人回忆说,情况非常惨,比较完整的遗体有三具。后来,晋绥分区陆陆续续来人,辨认遗体。怎么辨认出父亲的呢?因为他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黄齐生因为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只有他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剩下一个是邓发,在代表团里只有他们4个个子比较高。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叶阿九,他的遗体挂在树上,肠肠肚肚都刮出来了,但遗体还比较完整。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肢体不全。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
    
遗体运下来以后,放在岱王庙。412日,在那里开了追悼会。有2000人参加,场面很感人,妇女带着孩子去上供,有的老乡把自己的棺材贡献出来装遗体。
   
然后把遗体运到岚县去,那里有飞机场。路上场面很感人,有些路很狭窄,只能一个人过,抬的人就把棺材扛在背上爬,后面的人都能顶着前面人的屁股。虽然是晚上运,但沿途经过每个村都有老乡带着供品、灵幡来祭拜。13日到岚县,开了5000人的追悼会。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3万多人。419日,延安召开追悼会,举行公祭公葬大会,五大书记题词,也是3万多人参加。
   
除了延安,在重庆也开了追悼会,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张澜都题了词。甚至在马来西亚的新洲,即现在的新加坡也开了追悼会。当时,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党内损失最大的一次。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因为6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遗憾,2005年去黑茶山,我就给父亲鞠了躬。

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去世时,我才6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废寝忘食,我睡觉的时候看不到他,醒来的时候也看不到他。父亲休息时与我玩,由于他笑声大,我就叫他“母鸭子”。后来有些叔叔阿姨给我讲过,说在延安,灯灭得最晚只有两户,一个毛泽东,因为他是夜里工作,习惯了;另一个是我父亲。
   
由于废寝忘食,后来他的心脏有点变形。医生对他说,你要注意休息,他没有听。后来我看到他的笔记后,就理解了,一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只争朝夕,二是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今后再努力工作也没法赎回他的罪过。
   
父亲从工作中挤出时间做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特别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一书,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当时他5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5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他们就以我做模特来塑。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对我们关注不多。我们家6个孩子,其中两个不知道生日,两个的名字都叫秦钢(大哥、二哥),三个(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没见过父母。我和二哥秦钢,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的是自己瞎编的。二姐新华,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生的,本来《新华日报》是1938111日创刊的,但她自己弄成了111日。三姐吉玛生在苏联,原来日期也不对,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找到了她的出生证明。
  
我是张越霞亲生的,其他五个哥哥姐姐都是前妈刘群先生的。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6个中有3个都散落在各地,解放后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见过父母亲的就是二哥、二姐和我。两个秦钢,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因为大哥生下来被送到无锡奶奶家,父亲因为忙于革命工作,后来把他忘了,所以二哥出生还给他取名叫秦钢。
   
父亲对祖母很孝顺,但他只在1932年临去瑞金以前,回无锡去看过奶奶,跪在奶奶面前辞行,母子俩泪流满面,这以后就没有再去看过。甚至后来他在南京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去看奶奶。到延安以后,父亲准备去接奶奶,又怕老人家过不习惯,因为延安与江南气候差异很大,一直没接。
   
父亲遇难后,叔叔怕奶奶过于悲痛,一直未把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奶奶,奶奶一直翘首盼望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后来在广州,奶奶病重时,叶剑英去看望奶奶。奶奶就问,长林为什么不来看我?叶剑英就说,长林是领导人,工作忙。因此,直到1950年奶奶临终前还在喊:“长林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感觉,父亲一心一意为了他所说的“创造真善美的社会”而奔波,虽然经历坎坎坷坷,其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一直到死。

注:博古(1907.5.14-1946.4.8)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无锡人。
  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宁路一百十二号)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门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自1916年至1920年,秦邦宪在此居住了四、五年,先后就读于秦氏公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小。随后,秦邦宪赴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
  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5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9月至19351月,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3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19351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0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1936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1945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946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
  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莫斯科中山大学

    位于莫斯科市区西南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一幢四层楼房,看上去是一座很普通的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却记录着一段特殊的历史。80多年前,这里原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很多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的、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的,因为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故名中山大学。这是一所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骨干力量而设立的特殊学校,招生对象不仅有国民党人,更多的是共产党人。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曾在此留学。
    1925
3月,孙中山不幸病逝,苏联在中国失去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枪炮支援外,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中国先进青年。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是鲍罗廷,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510月,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央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大学,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决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  、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山大学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广州当时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最终第一批录取的300名学生中(中共党、团员占80%以上),广州占了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特别推荐了20名,他推荐的都是国民党要人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处在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192511月中旬,莫斯科中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厅主席台上悬挂着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并列悬挂在两国国旗中间。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并作演讲。
   
当时的苏联,国内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大学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物。据当时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大学预算为1000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还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老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放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并从中山大学抽调了部分俄语基础好学生担任大会筹备组工作,如李培芝(王若飞夫人)、孟庆树(王明妻子)、杜作祥(陈昌浩妻子)、瞿景白(瞿秋白弟弟)秦漫云等,都参加六大筹备组的材料翻译工作。大会材料都是中山大学教授依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拟写;担任翻译工作的中山大学的学生万万没想到,他们翻译的材料,都是中共六大的决议和文件,他们比中共六大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如向忠发、周恩来、李立山等,还先看到六大文件。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党内高级干部。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等,便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
    20
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共合作最终破裂,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日趋冷淡。中国革命形势以及中苏关系的剧变,对莫斯科中山大学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山大学生源严重不足。
    1927
7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留学生。
   
莫斯科中山大学自身在办学方面,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资金投入与人才产出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这所大学停办。
   
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30年夏天,宣布解散;前后历时短短5年。

    19464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后,与叶挺、邓发一起乘飞机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4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这是为“四八”烈士送葬行列。

                                                                     口述/秦铁 整理/丁访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