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29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推进的，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要运用好已有的改革成果和重要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力抓好改革任务的组织实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王沪宁、蔡奇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改革举措分工方案》、《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等文件。
会议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要坚持党中央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把准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节奏时机。要把改革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增强改革政策取向一致性，主动评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形成改革和发展的合力。
会议指出，要优化改革推进落实机制，加强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各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要敢于担当、真抓实干，加强重大改革的调研论证，制定改革组织实施方案。要加强改革督察、评估问效、巡视巡察等工作，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设立的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了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目的是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要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鼓励先行先试，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人民日报》2024年8月30日第1版）
传承弘扬崇高革命风范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伟大的一生，高度评价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的突出贡献，强调“他一生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现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这6个方面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革命风范，清楚地告诉我们，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应该怎样向他学习、向他学些什么。
推进伟大事业，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始终做到信念坚定，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无论个人处境如何艰难，无论革命道路如何坎坷，他的理想信念从未动摇，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邓小平16岁就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在苏联求学期间，他立志“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历经“三落三起”，原因都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毛泽东评价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就是对他信念坚定、原则性强的高度肯定。当邓小平自己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坦率地说：“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他还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郑重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在晚年坚定地表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推进伟大事业，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始终无比热爱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邓小平是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忠实践行者。他用最质朴的语言来表达最真挚的情感：“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他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他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把人民利益作为检验工作的最高准则，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推进伟大事业，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邓小平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实践也充分证明他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20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当时为了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他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此作为理论上的突破口，推动了全面拨乱反正。他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邓小平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如此，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他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立足中国实际，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指导我们党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研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问题，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闪耀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推进伟大事业，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始终敢于开拓创新，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邓小平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或“新的革命”，鲜明表达出依靠改革开放开创事业新局面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邓小平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1958年7月，他就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1975年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后，他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经过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使人们看到新的希望。邓小平后来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把“走自己的道路”作为突出的着眼点，指出，“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反复强调，“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实践中出现的改革创举，及时予以支持。他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就“傻子”瓜子问题明确表态，“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他支持广东、福建创办经济特区，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支持对外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勇往直前、风雨无阻，敢破敢立、敢闯敢试，开拓奋进、锐意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推进伟大事业，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始终坚持战略思维，胸怀“国之大者”，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谋划推动工作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邓小平始终以大局为重，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
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的转折关头时，刘邓大军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并且站稳了脚跟，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邓小平指出：“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谋划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他洞察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总结历史经验，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还明确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多次指出，“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他谆谆嘱咐：“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句话，充分体现出他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考，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着眼长远谋划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推进伟大事业，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始终做到坦荡无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有强大的人格力量。邓小平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一以贯之严格自律，自始至终谦虚谨慎，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
邓小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说起个人经历，他表示：“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1977年再度出来工作，他依然表示：“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1985年5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情真意切地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
邓小平客观公正对待党的历史。在他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他曾经在自己的文集序言中说：“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这段话读起来令人感动，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格。
邓小平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多次讲，“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战争年代，他同刘伯承共事13年，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强调，“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他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严格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伟人已逝，风范永存。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弘扬他的崇高革命风范，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壮丽篇章。
（《学习时报》2024年8月30日第A5版，作者,毛胜,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健全协商民主机制的重要举措。我们要深刻认识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健全协商民主机制的任务要求，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推动协商民主彰显更大优势、发挥更大效能。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重要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科学定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围绕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作出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具有理论原创性、政治引领性、实践指导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要求。比如，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比如，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比如，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从政治上、理论上、制度上、实践上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协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新时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蓬勃发展，特别是制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政党协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城乡社区协商等方面重要文件，颁布《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有力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呈现出协商内容更加丰富、协商形式更加多样、协商渠道更加拓展的生动局面，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协商民主已经深深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更加需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更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智慧和力量。
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决定》对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作出新的部署。要落实《决定》精神，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坚持和完善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更加精准凝练协商主题，更加深度开展协商议政，更高质量进行建言献策。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运用政协全体会议、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协商座谈会等形式，深入协商议政，加强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坚定发展信心，激发奋斗力量。完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参与国家方针政策和地方重要举措的讨论协商。完善政协专门委员会联系界别工作机制，发挥界别优势作用和专委会基础性作用，推动各专委会委员和所联系界别委员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建言资政。
加强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协商议政的重要着力点。健全社情民意表达和汇集分析机制，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汇集反映社情民意，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深入做好思想引领、听取意见、反映要求、凝聚共识、增进团结、汇聚力量的工作。发挥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平台作用，引导政协委员立足岗位实际、发挥专长优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机制。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性质定位，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和作用，重点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权益保障、知情反馈、沟通协调机制，提高民主监督工作实效。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做到同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职能相结合，寓监督于协商会议、视察、提案、专题调研、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之中。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同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的协调配合，增强监督合力。
不断完善协商民主体系
《决定》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协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要按照《决定》精神，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健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化平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加强政党协商保障机制建设。在人大协商方面，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发挥人大代表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在政府协商方面，制定协商事项目录，完善政府协商机制，增强协商的广泛性和针对性。在政协协商方面，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加强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提高政协协商水平。在人民团体协商方面，完善人民团体参与各渠道协商的工作机制，健全人民团体直接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在基层协商方面，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开展乡镇（街道）协商、村（社区）协商、企事业单位等的协商。在社会组织协商方面，建立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更好为社会服务。根据各种协商渠道优势特点和实际需要，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提升协商民主整体效能。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协商方式，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健全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原则，对明确规定需要协商的事项必须经协商后提交决策实施，通过充分协商交流、开展民主监督、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法规、深化思想沟通，广集良策促进决策优化，广聚共识推动决策实施。健全知情明政机制，通过邀请参加有关重要会议、参加视察考察调研和检查督导工作、建立定期通报情况制度、提供协商相关材料、组织专题报告会等，增强协商精准性和实效性。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完善重大决策前的民主听证会、民主恳谈会、民主评议等，完善基于互联网平台构建公众参与政策评估的方式，吸纳社会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吸收专家学者、智库机构进行决策咨询，使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
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规范和拓展协商成果报送渠道，对协商的主要内容、重要共识、意见建议，做好汇总、分析、精选、报送工作。建立完善协商成果研究吸纳和转化运用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重视协商意见研究办理，重要协商成果可作为决策参考体现到政策举措制定实施之中。建立健全协商成果采纳反馈制度，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
推动协商民主落到实处
党中央关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健全协商民主机制的任务要求已经明确，关键在于抓好落实。
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协商民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建立健全党领导协商民主建设的工作制度，把协商民主建设纳入党委总体工作部署和重要议事日程，统一领导、规划、部署协商民主建设。
坚持协商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协商民主。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把协商嵌入到人民依法有效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各项工作中。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把准协商议题。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牢牢把握协商议政的重点和着力点。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紧贴社会民生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把协商建言搞好。围绕协商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推动协商走深走实。
提高协商能力。要强化协商意识，做到平等协商、民主协商，商以求同、协以成事。领导干部要带头实践协商民主，掌握协商民主工作的原则、规律、方法，做到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养成有事好商量的习惯，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协商氛围。
（《人民日报》2024年8月29日第9版,作者，孟祥锋）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健全体制机制为依托，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保障，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深刻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理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出发，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从生产力要素来看，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劳动过程中的组合方式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由于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赖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不同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资源要素禀赋、产业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也存在路径的特殊性、形式的差异性、形态的多样性，而不是一种模式。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立足各地区具体实际，因地制宜，这既能适应各地区发展要求，应对不同的发展环境变化，又能有效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要素组合，还能跳出固有发展模式和传统发展路径，促进生产力水平的创新突破。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作用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也将进一步影响社会生产力前进。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一般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主动调整，促进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为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考虑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不断通过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必须遵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顺应时代发展规律，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生产力发展实际，做到因地制宜，健全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规则和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多样化、可持续发展。
坚持系统观念，健全体制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科技创新有其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既发挥总体规划的战略引导作用，又发挥科研人员的自主创造力。一方面，科学制定战略规划，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全社会创新资源，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优化创新环境，加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根据不同机构特点，充分考虑科研人员自主性和需求，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科研团队建设，鼓励跨领域、跨行业的创新合作，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创新资源的共享和流动。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确保科技发展与本地实际紧密相连，避免盲目跟风和资源浪费。
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基础条件。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条件。先进生产要素涵盖高技术、高素质人才、创新管理模式以及高效数据资源等，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能够充分集聚、深度融合与高效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应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机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独特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生产要素向更具发展潜力的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积极推动金融产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着力解决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金要素瓶颈和金融短板，并加强要素市场监管，防止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健全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托。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不同地区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盲目做法，优先发展与本地资源、技术、市场相匹配的新产业，确保其发展能够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应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的有机融合。同时加强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推动传统产业健康发展，不断推进发展方式创新。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防止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泡沫化现象。加强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持续不断的新活力。
（《光明日报》2024年8月28日第6版，作者，尹俊，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每一个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特性并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都表现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性格，夯实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基础，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使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使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彰显强大的真理力量，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坚实的文明根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质。
从“第二个结合”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的具体化。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称作“文明的果实”，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文明较之前的文明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辩证看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在现代文明创造伊始，生产就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这是文明至今遵循的规律。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现代文明内部蕴含着实现文明变革的要素，提出摆脱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继承发展其文明成果，形成了关于现代文明转型的伟大构想，预见了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强调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进而展现人类的本质力量，在未来理想社会创造“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具体化的百年历程中实现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创造提供了思想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场域，不仅实现了广土巨族的中华文明融合发展，而且对世界一切优秀文明兼收并蓄。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文明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相互成就，夯实了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实文明基础，汇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第二个结合”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实现了“旧邦新命”，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科学理性思维与现代生活态度。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开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现了对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并对其作出原理性阐释，把握实现中国梦的文化主线，秉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体现了与古为新、人文日新的过程，而且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转化过程。守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使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情怀、道德规范映现时代精神，使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绽放时代光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深刻彰显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禀赋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从“第二个结合”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现代文明转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促进了物质全面丰富、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表明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并非现代文明的唯一形式。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新途径，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世界发展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华文明观念结构相融通，使现代文明走出资本逻辑导致的“活生生的矛盾”，以问题为导向，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避免人们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奴役，使人们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在体现创造活力的劳动实践中获得全面发展，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创造了面向未来的文化综合创新机制，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气象，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传承和创新，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强调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揭示了世界文明历史的发展规律，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彰显了世界历史意义。今天，以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以创新为动力，以发展为指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逻辑。
新时代新征程，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充分提炼和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实践逻辑，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构建文明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第二个结合”角度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中稳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深刻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并优化其建设路径，反映新时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新的力量。
（《学习时报》2024年8月26日第A3版，作者，臧峰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对空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多种因素导致的需求不足和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以及由此引起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内需增长的调节机制，对于有效应对需求收缩、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实现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意义重大。
高度重视需求收缩及经济增速下降
2010年以后，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我国三大需求中的出口和投资增速显著下滑。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受其影响，利益分配格局日益由增量博弈转向存量博弈，合作因素减少而对抗因素增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复杂变化，使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显著下降。2010—2023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由31.3%降低为-4.6%。从国内看，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影响，特别是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平衡问题影响，投资增速显著下降。
需求不足，会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失衡，进而使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增长也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互为条件、共同运动，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动态过程。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生产创造供给，而分配形成需求，供给与需求通过交换实现互动和转化。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在考察供给与需求关系时，既要注意生产和供给对需求的重要作用，例如形成就业与收入，利润和投资；也要注意需求决定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生产和供给的作用，例如特定生产和分配关系对各主体收入增长的作用，对积累和投资的作用，价格变化对需求的刺激或制约，前面分析的影响出口及投资的因素等。相较生产和供给结构变化，需求的变化更为活跃、需要的时间更短，因此在宏观经济总量关系变动中，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需求不足，会使生产和供给增长放缓。例如企业缺少订单时，就会减少生产。从宏观上看，则表现为经济总量供大于求，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这一关系看，实际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及特定时期的需求增长率共同决定。
从国民经济核算关系看，GDP增速下降，也表现为企业、居民、政府等主体的收入增速下降，这会使国内需求增速进一步下降，因为收入是决定消费与投资的基础性变量。从实际数据变化看，受需求不足的制约，2010—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0.3%降低到5.2%，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从11.3%降低到5.1%。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增速下降，2010—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度增长率从18.38%降低到7.2%。以上分析表明，需求不足持续发展，会形成需求收缩机制。其内在关系是：需求不足使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降使各主体收入增速下降，收入增速下降使消费、投资等需求增速下降。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表明，如果对复杂因素引起的需求不足不加干预，则由需求收缩机制导致的需求不足程度会持续加强，此时市场主导的需求收缩会持续发展。表现为企业收入预期不好，使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更为谨慎；居民的收入预期不好，使居民的消费行为更为谨慎；政府财政收入预期不好，使政府的支出更为谨慎。各主体更谨慎的支出，会使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
通过改革显著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建设投资能力
有效应对需求不足和市场主导的需求收缩，就必须提高政府科学宏观调控的能力和增强政府投资扩大需求的能力。为此《决定》提出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
市场通过经济核算和自由竞争调节供求关系，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主体是“小我”；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则是保障“大我”，保障全体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与能力，应该显著高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在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决定》强调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部分，《决定》明确要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在与教育、医疗相关部分，《决定》明确要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部分，《决定》明确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如何充分发挥好市场调节作用，也要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出发，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好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供给保障方面的作用。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对全体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意义重大，正处在从“有没有”跨入“好不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例如能够有效抵御特大洪涝、特大干旱，确保中国水运行总体安全的中国水网系统建设；高效、快捷，路网密度高、覆盖全面、高质量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系统向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全面升级的建设；能源、电力网络，光纤通信网络高密度、高质量、全覆盖的建设；等等。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决定》明确要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可见，加强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能力，既是提高政府投资能力和宏观政策逆周期跨周期调控能力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高质量供给保障能力的需要。
从当前相关经济指标看，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程度较为明显。例如工业产能利用率由2017年的77%（高增长阶段在80%以上）降低到74.3%，PMI指数相关调查中，反映需求不足的企业占比超过60%等。另外从充分就业方面看，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间也存在明显差距。因此，政府投资必须达到很高强度，才能够通过项目和订单，有效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带动社会投资全面恢复。由此看，必须加快落实《决定》相关改革任务，包括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支持重大项目储备持续较快增加；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等等。从体制机制完善方面为支持政府投资规模显著扩大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为加强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从更长时期看，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还需要从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完善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消费品供给高质量发展、完善消费环境等多个方面，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持续较快释放，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活跃。
（《学习时报》2024年8月28日第A2版，作者，张立群）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的动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立足新的历史起点，要明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既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抓主要矛盾，又敢干会干实干、切实推进改革落地见效。
解决问题是改革与生俱来的使命。我们党向来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形成了“两点论”“重点论”等科学认识，把改革作为除旧弊、开新局的工作抓手和实践方法。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清单”亦是“改革清单”。用好改革这一破题利器，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继续在全面上下功夫，使改革举措全面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又要持续在深化上用实劲，突出经济体制这个重点，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发展舞台很大，但来自国内外的风险挑战也不小，要求我们必须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是“牵住牛鼻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浩大工程，单从广度上看，《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包含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法治公平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和方方面面的难题。置身其中，要结合当地情况给问题分主次、排先后，什么矛盾最突出、意见最集中就从哪里改起，确保改革“有的放矢”。二是“十指弹钢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牵涉领域众多，各事项、各主体之间又各有牵系，各行其是、单兵突进可能反将问题复杂化。在具体行动之前，需要通盘考虑各主体、各环节的情况和进展，兼顾推进的速度、力度和进度，把握平衡、综合施策，才能产生“1+1>2”的改革效果，更有利于问题的破解。三是“敢于硬碰硬”。40多年来，改革从局部探索走向全面深化，面临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困难程度也上升至新的高度。“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保持一往无前的闯劲和韧性。
推动社会发展接续向前，必须切中时代的脉搏，不断解决当下的问题。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决定》强调的“七个聚焦”，表明了我国下一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发力点，而前提是要处理一些现存问题带来的束缚和障碍。比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要扫除传统观念、固有路径等方面的卡点瓶颈，畅通经济循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先要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疑难杂症都不是蜻蜓点水、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必须刀刃向内、大刀阔斧，从根上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吃透改革要求、强化改革责任、保持改革韧劲，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有的放矢推出改革举措，才能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真正推动改革解决问题、见到实效。
（《学习时报》2024年8月30日第A1版，作者，郑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