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我国将于2026年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建议起草工作安排，有关方面近期将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等对编制“十五五”规划的意见建议。
（《人民日报》2025年5月20日第1版）
原则是约束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根本准则、规范，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和智慧，具有权威性、普遍性、稳定性和指导性等特征。政治原则就是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以政治标准指导、规范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政治原则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利益和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总体性质和立场，是一切工作的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高度重视政治原则问题。深入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对正确理解政治原则的内涵和要求、有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全党的政治领导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决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决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决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大事小情都要讲政治、讲原则，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性原则不仅要讲，而且要理直气壮讲，不能躲躲闪闪、扭扭捏捏。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各级党的组织都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旗帜鲜明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必须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根本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大量事实表明，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险的。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对组织坦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正确对待权力，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安分守己为党工作；始终牢记政治责任，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放弃或忽视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实现党的领导。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要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要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引导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从思想深处拧紧螺丝。
202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现在，一些干部错误理解“和为贵”，一味讲“宽容”、讲“和气”，当老好人，对政治原则问题含含糊糊，对大是大非问题做“开明绅士”，对不良现象听之任之，还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随波漂，随风倒，这同党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坚决纠正。奉行好人主义，出发点就有问题，因为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事关政治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党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的根本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和动摇。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当前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新征程上，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目标，我们要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
（《学习时报》2025年5月19日第2版）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近日，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之际，党中央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作了修订，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各地区各部门要从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政治高度，认真抓好新修订《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坚决遏制和根治铺张浪费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要不断筑牢反浪费的制度堤坝。2013年，为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出台《条例》，并推动逐步形成了以《条例》为主干、由各方面专门配套规章制度共同构成的反浪费制度体系，有效遏制了“车轮上的腐败”、“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等作风突出问题。同时要清醒看到，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个别党政机关大手大脚、奢侈浪费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仍然屡禁不止。这次《条例》修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与时俱进完善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规定，强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责任落实，通过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更新升级，进一步筑牢了反浪费的制度堤坝。
要严格落实带头过紧日子要求。新修订《条例》就加强党政机关经费使用管理，完善政府采购监管办法，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从严从紧管理党政机关国内差旅活动、因公临时出国（境）活动、公务接待活动、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强化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抓好过紧日子各项制度落实，勤俭办一切事业，从严从简、精打细算，强化约束、严控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要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新修订《条例》突出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制定发展规划、出台政策措施、决定重大事项都要力戒大手大脚、寅吃卯粮，要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抓改革、促发展、干实事上，确保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正落地见效。要坚决纠治各种形式的“政绩冲动症”，对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重大决策失误特别是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严重浪费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
要狠刹铺张浪费歪风邪气。新修订《条例》针对强化“四风”纠治特别是深化整治铺张浪费现象，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让制度长牙带刺。要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落实政府采购、公务活动、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等节约规定，严禁超标准采购或者购置奢华物资设备，严禁超标准公务接待，严禁超标准建设或者豪华装修接待场所和办公用房，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坚决防止在节庆展会论坛、运动会、赛会等活动中互相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坚决防治和纠正政务服务中的“面子工程”。
要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新修订《条例》对各级党政机关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进一步提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应当在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上走在前、作表率。要推动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深刻领会《条例》精神，树立节约观念、俭朴意识，节约集约使用资金资源，带头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坚决杜绝各种资金资源浪费。要建立健全反浪费监督检查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人民日报》2025年5月19日第1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培育并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优良传统作风。深刻总结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对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抓住党性这个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抓住党性这个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筑牢了作风建设的根基。
以锤炼党性为基础。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要求，强调“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坚持把党性教育、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从而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以好作风好形象不断创造新伟业。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规定了党员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等一系列原则。在总结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建党以来第一份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自此以后，加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透过作风抓党性，抓住党性改作风，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的重要论断，拓展和丰富了对党性教育的认识，党性教育也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注重把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本”牢固树立起来，从而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面对狂风恶浪而信念笃定，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盛赞为“没有字的教科书”。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理想至上”的精神感染了许多到访者，美国人约翰·科林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建立新中国的动力源泉，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十八大后不久，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到如何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问题，第一条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强调这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接续开展8次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深入，取得了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显著成效。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本立而道生，本正而形聚。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而党性强弱又决定于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主观世界，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夯实了作风建设的根本落脚点。
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要求广大党员坚持群众观点，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站稳作风建设的根本立场。革命战争年代，党常将党群、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这种鱼水关系，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提醒全党，如果“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重要论断，深情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站在这样的认识高度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书写了人民至上的崭新篇章。
以有效举措使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提出并践行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到实处，从而得到群众真心拥护，让党群关系真正密切起来。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给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授课时强调：“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看到苏区干部切实为群众谋利益、解难题，群众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习仲勋同志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反复强调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总是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用心用情予以解决，因此，“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党先后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多个决定，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开宗明义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信践诺，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乡亲们是哭还是笑”当作“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的衡量标准，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努力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群众根基。
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转变和改进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掌握了作风建设的主动权。
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我们党从“关键少数”着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人先正己”，“敢于拿自己开刀”，从而解决作风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作风才能立竿见影。1947年，朱德同志在讲到转变作风问题时指出：“守纪律要首先从上边守”，“我们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是这样，规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陈云同志在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指出：“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这些朴实的话语深刻说明：在作风建设问题上，领导干部虽然是“少数”，但作用很“关键”。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的清醒和自觉，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引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呈现新气象。
推动形成领导干部走在前、做示范的“头雁效应”。我们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由上而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好落实，从而引领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带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革命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干部在前面一冲，不用讲话，不用动员，战士们会自动地跟上来。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荒种地、背篓拾粪、捻棉纺纱，带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就高级干部住房、用车等作了严格细致规定，以实际行动反对特殊化，发挥了“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制定出台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表率。对于中央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强调“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起到了“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的效果。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张“金色名片”，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实现重塑。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己做起，是无言的要求、无声的号召。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对作风建设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带头转变和改进作风，勇于自我革命，积极担当作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冲在前、干在先。
作风建设要坚持立破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是立破并举、扶正祛邪的过程”，“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弘扬清风正气，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以铁腕纠治歪风邪气，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找到了作风建设的管用办法。
扬正气、树新风，推动全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党通过抓典型、树榜样，为改进作风树立了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弄清楚“哪些应该做”，不断提升作风建设的水平。在中央苏区，兴国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的好风尚。毛泽东同志题写“模范兴国”4个字，号召苏区干部向兴国县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王杰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不断涌现。“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历久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对先进典型和功勋模范进行表彰。受表彰者中许多是长期奋战在各行各业一线以及基层地区的共产党员，如张富清、黄大年、黄文秀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忠诚信仰、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激励着全体党员强素质、改作风、建新功，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不断向上向善。
纠歪风、压邪气，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及时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我们党通过反腐败、除毒瘤，及时整治腐败变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警醒广大党员、干部弄清楚“哪些不能做”，坚决守住作风建设的底线。1926年8月，党中央发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有效净化了党员队伍。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了一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开创了以整风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强调：“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从1950年到1955年的6年时间里，党连续开展5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优良作风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不正之风，使党的组织进一步纯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立破并举、扶正祛邪，才能政通人和、海晏河清。既注重扬正气、树新风，又坚决纠歪风、压邪气，二者相互配合、并用共举，是开展作风建设的有效方法。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好有立有破、立破并举，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这一重要方法，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走好前行的路；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以史为鉴，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急剧增多；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许多难关和挑战。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总结运用好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求是》2025年第10期）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不少文章都对扩大内需作出深刻论述。比如，《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指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等等。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外需不确定性逐渐上升。扩大国内需求能够抵御外部冲击、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稳增长的当务之急，也是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战略抉择，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长远之策。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我们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加快把党中央对于扩大内需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不断筑牢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内需基础。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中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正确认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强大生产能力，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前提。从国民经济循环角度看，消费是最终目的，投资是实现这个最终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一方面，消费需求规模增加、结构变化，要求增大供给、改善供给，需要扩大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可以进一步增强消费能力并带动消费需求扩大。另一方面，投资需要适应消费，缺少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是无效的，最终将通过市场出清而不复存在。同时，投资也能创造消费，创新性投资有利于催生新的消费产品和服务，激发新的消费需求。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需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空间广阔。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当前，相对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30万亿元的超大经济体量和14亿多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我国消费总量仍然相对不足，需要立足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和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在消费升级中把握消费潜能。2024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加速从衣食住行向文教康乐升级。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2024年已经降到29.8%，但与发达国家大多小于19%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下降空间，释放出来的消费能力将由文教康乐等服务消费填补。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势头很好，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接近消费的“半壁江山”，是消费恢复增长的重要支撑。服务消费占比随着收入增长而提高是普遍规律，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0%左右，这表明未来我国扩大服务消费的空间还很大。与此同时，我国商品消费的升级趋势也非常明显。比如，这两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速度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汽车消费仍有扩大空间，将转入置换升级与普及并重阶段。家电消费也进入更新替换期，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下，2024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2.3%，未来一个时期家电消费朝着低碳、绿色、智能方向升级是大趋势。
从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找消费潜能。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6.8%，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约65%的水平仍有差距，未来发展还有潜能。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预计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达到7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我国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质量更优、性能更佳、内容更丰富的消费需求将更快增长。
从城乡区域消费梯次升级中释放消费潜能。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快于城市1—3个百分点，虽然新冠疫情冲击后的部分月份有所改变，但总的趋势没变，2024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城镇快0.9个百分点。同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大多快于东部地区且一些年份增速差距拉大，二、三线城市消费增速逐渐快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随着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消费梯次升级蕴藏着新空间新潜能。
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中挖掘消费潜能。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近年来，科技产品、数字技术不断催生新的消费热点，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装备、智能电视、智能手表、智能冰箱、智能空调、家用机器人等商品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根据有关测算，我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已从2016年的2608.5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超7800亿元，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网络销售、即时零售等消费新业态不断发力，消费体验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蓬勃发展，智能化沉浸式服务体验有感可及。这些都将激发新的消费需求。
从消费理念变化中挖掘消费潜能。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理念正在悄然变化。绿色产品广受欢迎，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上年增长35.5%，占全部汽车销售量比重达40.9%，较2023年提高9.3个百分点；国货“潮品”热点不断，汉服、各个领域的老字号备受青睐，据京东《2024国货消费观察》，近一年在京东上搜索热度TOP100品牌中“国品”占比持续超过70%，90后、00后年轻消费者国货消费金额占比超过60%；健康消费正成为一种新趋势，预防式健康产品、卫生防护用品、家用运动健身器材等各类健康消费市场火爆。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模达到9万亿元。随着居民消费理念的变化，绿色产品、国潮国货、健康消费等增长空间巨大。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空间广阔。投资从短期看是需求，从长期看是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劳均资本存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2/3，制约了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劳均资本是多年不断投资积累形成的，我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然需要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不断积累资本。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支撑，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等，都蕴含着广阔投资空间。
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补短板蕴含投资潜力。在基础设施领域，许多建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正进入老化期，其中路龄超过15年设计年限的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占比超过50%，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差距；在民生领域，2020年我国每千人口病床数只有高收入国家的约40%，每千名65岁以上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只有德国的约60%、美国的约80%，距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尚存差距。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补短板，都蕴含投资潜力。
产业转型升级蕴含投资空间。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202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已经提高到16.3%，但与其他制造业大国相比仍有5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高技术产业投资空间大。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前后，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50%—60%，而我国刚过40%，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设备更新、工艺换新、数智化转型等技改投资需求很大。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蕴含投资需求。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年均增加1000万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将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也将带来农村投资提质扩容。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未来一个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其他地区是大趋势。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联动融合、深入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也将带动“两重”投资扩大。
绿色低碳发展蕴含投资潜能。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加快推进电力低碳化清洁化、交通电动化绿色化、建筑低碳化零碳化转型以及工业提能效、降排放改造。据测算，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需投资占GDP比重超过2%，这将形成巨量投资需求，是未来一个时期投资发力的重点领域。
需要看到，我们扩大投资是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短期看能够满足或创造即期最终消费需求，长期看则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消费持续扩大注入源头驱动力。首先，我国居民消费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通过投资发力改善供给体系质量，可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其次，我国城乡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改变这一格局需要投资加力补短板。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也可以激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第三，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投资加力；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为持续激发消费需求、实现投资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创造条件。
牢牢把握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实施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扩大内需“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要创新政策手段方式、把握政策力度和节奏，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加快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全方位畅通内需链条，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长短结合激发有潜能的消费。贯彻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短期强化政策牵引带动作用，长期通过稳就业稳收入稳预期，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全面激发城乡居民消费潜能。一是加大促消费政策力度。针对目前我国消费市场运行存在的堵点卡点，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能换则换”“应换尽换”，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电等大宗消费；新增中央财政支出要更多向托育托幼、教育、文体、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倾斜，健全民生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在改善居民消费预期的同时激发更多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消费；围绕优化消费环境采取一些标志性举措，加快优化消费基础设施，以点带面在全社会形成放心消费环境。二是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针对中高端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这一影响消费持续扩大的主要问题，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和环境，增强供需适配性。放开准入、创新机制，支持各类经营主体为城乡居民提供品种多样、品质优良、品位高雅的服务；适应消费升级趋势，积极培育壮大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型消费，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打造消费增长“第二曲线”；充分发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新型消费的引领作用；深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充分释放三四线城市和县域、乡村等的消费潜力。三是稳就业促增收。就业不稳和增收压力大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为此，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就业带动能力，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培育支撑消费的中坚力量。同时，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依法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和上市公司股东违规减持等行为，更为有效持久地提振资本市场，发挥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支撑作用。
软硬结合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坚持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相结合，既注重资金投入，也注重投资环境建设，加快健全投资长效机制，调动各类经营主体投资积极性，使经营主体有充足投资空间“能投资”、有稳定预期信心“敢投资”、有投资能力和投资效益“愿投资”，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着力扩大投资空间，围绕重点产品、重点行业，加大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聚焦薄弱环节、薄弱区域，加快补上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领域对人的投资，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投入，增加乡村、中西部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瞄准新赛道、新领域，加大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领域投资，加大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变革、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等投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当前，经营主体投资预期较弱、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投资能力不足、投资意愿较低，是制约有效益投资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强化民间投资主体作用，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关要求，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稳定民营企业政策预期和发展信心，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大重点领域制度型开放力度，稳住并有效吸引外商投资。持续实施企业降本增效行动，优化投资审批流程，有效治理招商引资中的乱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政策协同发力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保障。必须加强政策系统集成、协同配合，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营造宽松政策环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安排各类财政资金，将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并促进消费增长，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更好激发企业投资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为消费和投资营造良好金融环境；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提供更强政策合力。
（《人民日报》2025年5月22日第9版；作者，郭春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方法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理论逻辑，明晰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突破口，探索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我国应对方案，以人工智能引领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
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历史逻辑与典型特征
纵观近代以来的科学史，科研范式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一是以观察实验为核心的“经验范式”。这种范式以伽利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强调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记录、总结和归纳。二是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这种范式以牛顿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强调通过数学建模对自然规律进行抽象和推演。三是以仿真模拟为标志的“计算范式”，强调利用电子计算机仿真科学实验，实现结果预测和可视化。这三种科研范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科研工具创新和效率优化方面，但本质上都遵循“观察—假设—验证”的传统研究逻辑。随着计算机软硬件设施升级迭代，数据积累和算力不断加强，推动科学研究从传统的以假设驱动转向基于海量数据驱动。这为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发展，开启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科学、技术和工程研究。随着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取得重大突破，由海量数据和庞大算力“双轮驱动”的“智能化科研”逐步成为新一轮科研范式的核心特征，其内在逻辑表现为“数据密集—智能涌现—人机协同”，具体体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以智能挖掘替代假设检验。传统科学研究主要依托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而人工智能强调通过对海量数据中隐含规律的挖掘与分析，构建起以数据驱动和算力驱动为核心的科学研究体系，进而实现精准科研。比如，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上作出突出贡献的3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开发的计算工具AlphaFold在蛋白质结构预测和计算设计领域的革命性影响。AlphaFold成功预测了几乎2亿种蛋白质结构，其对蛋白质结构的智能挖掘大大超过人类以往百年的科研积累，展现了人工智能在推动科学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以多元知识耦合激发智能涌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显著的赋能作用和“渗透”特征，能够打破学科壁垒，拓展科研边界，催生交叉学科研究，以“人工智能+”助力打造跨学科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不仅能提高科研效率，更能够激发出新发现新知识。例如，华为云盘古大模型将思维链技术与策略搜索深度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数学能力、复杂任务规划能力以及工具调用能力，已在30多个行业、400多个场景中落地，有望协助众多产业研发创新的智能升级。三是人工智能逐步从“辅助工具”转变为“科研主体”，形成人机协同的科研组织模式。目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已逐步实现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流程覆盖。这并不是对人类科学家的取代，而是以新的范式协助人类提升科研效率。比如，在考古研究中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机协同智能技术开发的文物虚拟修复，可以在不干预文物实体的前提下，实现对出土文物碎片的虚拟拼接、矫形、复原，大大提升文物复原等相关研究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根据不同研究和修复目的进行快速、无限次调整，以多种表达和展示满足不同受众和场景需求。
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核心突破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29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正迎来爆发式发展”。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意味着科学研究范式需要实现以方法论变革为起点、以组织模式变革为载体、以价值体系变革为内核的革命性重构，从而推动科学研究向人机协同的方向发展。
从方法论视角看，人工智能突破了人类数百年来沿袭的“观察—假设—验证”的线性科学研究范式，催生出“数据密集—智能涌现—人机协同”的三元认知方法论，推动形成数据、算法、人类智慧相互激发的智能系统。这不仅能够突破传统科研受限于人力、时间及数据维度的瓶颈，可以将复杂问题转化为可计算任务，显著缩短研发周期；又有助于解决传统科研难以处理的多学科耦合问题，催生交叉创新，创造知识生产新范式；而且更擅长同时处理文本、图像、代码等异质信息，并在海量数据中捕捉隐性规律，形成超越人类直觉的创造力。比如，复旦大学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跨学科大模型，整合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在超导材料预测、台风路径模拟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准确、更高效的成果。
从科研组织方式看，人工智能推动科研组织从“孤岛式创新”向“分布式智能网络”变革，使传统科研组织的“中心—外围”结构向“节点—网络”结构转变，形成了新的科研组织模式。网络中的各主体共同平等参与人类知识生产，形成人机协同的全新科研团队，创新形成“人类提出需求—人工智能生成路径—计算机自动验证”的全链条科研路径。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催生出“科研开源”和“科研元宇宙”等方式，能够动态汇集全球专业人士实现24小时不间断跨国协作。例如，“欧洲开放科学云计划”和“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链接多国资源，研究人员可共享人工智能算力与实验数据，推动跨国协作创新，成倍提升实验效率。
从价值体系看，人工智能推动科技与人文融合发展，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需要通过增强技术的人文维度来引导科技向善、为人类造福。人工智能破解了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融合的量化难题，极大拓展了科学研究的人文价值，让科技真正成为促进人类社会正向发展的动力。同时，人工智能对于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在资源获取、知识生产和成果评价方面推动科研范式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提高了科学研究的公平性。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选择开源，共同形成平台化工具体系，支持跨学科成果涌现，推动实现多学科协同的智能科研新范式。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变革方面积极探索，在科学知识生产方面形成三个方面的实践路径。一是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形成模块化的科研组织攻关能力。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确的攻关任务，通过“揭榜挂帅”机制等推动实现科研攻坚的动态组队。比如，建设“模速空间”人工智能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平台，已入驻100余家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又如，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量子通信攻关中，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将基础研究团队、工程转化主体与人工智能算力支持机构进行实时耦合，大大缩短了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周期。二是充分利用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将其转化为人工智能数据增强优势。突出应用导向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优势，更加丰富多元的数据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模型准确率。我国拥有庞大且多元的市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不同的区域发展程度有助于形成“梯度增强学习”优势，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了天然“试验场”。三是将中华文化与人工智能的模型思维进行整合。中华文化中的整体思维与人工智能复杂系统建模有着内在一致性，二者的融合有利于打破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传统界限，拓展科研视野和应用边界。比如，一些科研团队借助人工智能图谱技术，将《黄帝内经》等典籍与历代医案构建成结构化的知识网络，实现中医理论体系的数字化建构。总的来看，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方面的实践路径，体现了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创新。
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以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在拓展人类认知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安全、道理伦理、结果评判等方面的诸多争议。在数据安全方面，将进一步加剧敏感数据的泄露风险，同时也会产生数据归属不清、数据资产流失等问题；在道德伦理层面，将模糊人类和计算机对知识生产贡献的边界，不可避免会引发对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科研主体资格的讨论；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资本将人工智能异化为工具，坚决避免科研沦为资本扩张的附庸，防止其加剧社会资源分配失衡。在结果评判方面，将对传统科研同行评审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同时针对人工智能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这将引发关于人工智能参与研发的专利主权的讨论；此外，人工智能预测结论难以进行人为评判，如何判断其可信度、是否能够直接应用于实践等，还值得进一步讨论。积极应对这些风险挑战，需要在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基础上，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国际合作、治理框架、标准规范等多方面发力，为推动人类科研范式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打造国家科研算力中枢网。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快速应用发展，也增加了对高算力的需求。为此，应坚持全国一盘棋，以“东数西算”工程为基础，统筹推动建设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创新联合体。可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置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实现高量级算力自主可控，实现对算力和数据资源的智能调度；加强科研数据安全保障，在提高数据开放共享水平的同时保障数据持续处于有效保护、合法利用、有序流动状态；综合运用好科研财政、金融保险、成果孵化平台等政策支持手段，搭建国家级智能科研网络体系。
建立人机协同的科研体制。人机协同将是未来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顺应这一发展趋势，要在国家级科研项目中探索引入人工智能科学家岗位，大力创新科研流程、科研模式和评价体系，推进科研活动中的人机协同，并加快推进对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作成果贡献的量化评估；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培育以青年为主体的人工智能科研人才梯队；重视科研智能化过程中对人的就业支持、工作保障和评价机制，重视在人机协同科研中坚持人的主体地位。
发起开放合作的国际科研联盟。开放创新生态能够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有机配置、改善创新环境及提升国家与地区的创新能力。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要以开放包容心态融入全球科研协作浪潮，积极推进我国先进科技同国际科研前沿接轨。可以“数字丝绸之路”为载体，构建逐步开放的国际科研数据公开平台，有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放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据共享，积极参与针对数据主权、算法责任、成果分配等的国际人工智能规则制定，打造科研国际公共品，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科研共同体。
提升人工智能科研治理能力。加快制定科研领域人工智能通用技术的国家标准，针对人工智能贡献比例及学术责任承担等问题增设相关责任条款，出台针对人工智能科研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在数据、算法、模型等层面发布细分技术指导和备案规范，加快打造中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科研工具链。出台针对人工智能科研项目的伦理影响预评估制度，推行人工智能算法分级披露机制，对高风险领域建立全周期人工智能行为审计报告。完善应对人工智能科研风险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针对人工智能科研成果和应用孵化落地实施分级“沙盒监管”制度，允许在可控范围进行容错纠错，确保人工智能在科研应用中安全、可靠、可控。
（《人民日报》2025年5月23日第9版，作者，汪寿阳 刘梦，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党的文献形式确立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确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成果，在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为破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性和紧迫性问题提供了全新路径。
从历史逻辑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刻回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追溯过往，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几百年来，全球治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全球治理的基础条件。17世纪中叶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搭建了一个主体和范围有限的地区秩序，确立了主权平等等国际关系准则，为此后的全球治理奠定了秩序基础。但是，受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交通运输方式等因素制约，这种秩序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属性。世界历史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尝试始于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涉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广泛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得以建立，全球治理实践进入大发展阶段。1990年，国际发展委员会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并很快得到国际认可。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全球性挑战的不断涌现，全球治理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不断增加，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聚焦现实，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当今世界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应对。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能力不断上升，但发达国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让渡更多权力。尤其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动荡加剧、乱象频出，个别国家无视国际规则，大搞唯我独尊，造成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治理赤字越来越明显。
着眼未来，完善全球治理需要崭新的理念指引。时代是思想之母。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敏锐时代洞见和深沉历史自觉。全球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治理或社会治理，其依靠的是在共同的价值理念认同之上，由各个行为主体通过协商形成一定规则、建立相应制度，来调整相互关系和权利义务。因此，完善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解决理念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随着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积极深远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主张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支持；中国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上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期待和赞许。特别是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回潮，世界渴望稳定性和方向感，越来越多的国家真诚希望中国展现领导力、提供确定性，热切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理论逻辑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成性创新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就是主张全球事务要由大家一起商量，治理体系要由大家一起建设，治理成果要由大家一起分享，让各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这一全球治理观深刻回答了“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和“怎样治理”的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实现了集成性创新，是全球治理理论中国化和中国治理经验国际化的重要原创性成果。
主体拓展。习近平主席指出：“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特别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在访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用主权平等的思维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参与全球治理不应该是大国的特权和专利，而是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确保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要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通过开放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繁荣发展。全球南方要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走在前列，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境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2025年4月，在同肯尼亚总统鲁托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团结合作应对各种挑战，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发展成果也不应再由少数国家独占，各国人民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主张主权平等而不是恃强凌弱，公平正义而不是本国优先，团结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强调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遵守，确保有效实施，不能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不能以小圈子制定的所谓“规则”侵害他国正当权益，不能坐视多边机构因会员国无法合作而失能失效，要加强国际法治的权威，大国尤其要带头讲诚信、讲法治，不应欺行霸市、巧取豪夺。
思维重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一种关于全球治理的思维模式革命。一是以辩证思维根本性解决权责统一的问题。2025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欧应该履行国际责任，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国际贸易环境，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不仅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体现着将治理规则的设立者、治理行动的参与者、治理成果的享有者紧密联系起来。二是以系统思维看待全球治理，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系统深刻回答了“以什么样的理念加强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是以问题导向聚焦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发展、安全、文明的议题，提供以“三大全球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在应对地区冲突、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紧迫性问题时，多边机构要快速反应，展现人道主义和行动力；在应对新兴技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长期性挑战时，多边机构要未雨绸缪，展现前瞻眼光和引导力。
从价值逻辑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标识性成果，在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立足理论高峰、面向各国人民，显示出巨大的穿透力、吸引力、感召力，实现了“术语的革命”。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现路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体系的核心理念。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目标、实现路径、普遍遵循、基本支撑、战略引领、实践平台等“四梁八柱”，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从逻辑关系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核心理念和哲学追求问题，解决总目标和大方向问题；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着眼具体领域的思路和方法，解决实践方案和实施举措问题，两者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从理念内核上讲，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髓要义都是“共同”，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
为全球治理理论的丰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习近平主席指出：“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多边主义，与时俱进，丰富完善。全球治理的概念产生和兴盛于欧美，理论上脱胎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根源上与“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密切相连，具有先天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了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理念，强调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导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处世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也孕育着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智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对“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知行合一”“民为贵”等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言简意赅，意蕴深远，体现了深厚历史文化积淀。
彰显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重要外交理念，不断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智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对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通过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成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思想旗帜，展现出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和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
从实践逻辑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变革贡献关键性力量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既是理论创新，更是行动纲领，在加强国际组织建设、提升各领域全球治理水平等方面不断展现出磅礴的实践伟力。
坚定引领全球治理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全球视野、深邃战略思维、博大领袖襟怀，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前途命运，多次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期待、顺应历史大势的新理念新倡议新主张，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战略引领。强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人类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贡献全面系统、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从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等五个方面，深刻阐述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呼吁建设合作型、稳定型、开放型、创新型、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
持续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国支持和推动联合国不断改革完善，推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更好履职尽责，更有效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有普遍代表性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与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欧盟等区域组织的对话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倡导建立中国—中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平台，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融资机构。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国际合作。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推动下，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和解复交；坚持劝和促谈大方向，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等等。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凝聚更多共识，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完善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新疆域治理规则，为相关多边议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新征程，要更加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思想内涵、理论品格，同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明白“为什么好”，又知道“该怎么用”，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团结世界各国进步力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民日报》2025年5月19日第9版，执笔：吴晓丹、王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