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在地方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重要特征、基本内涵、核心标志及其实践要求、方法论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论述。比如，《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强调，“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要深刻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并在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具体表现出来。马克思概括了劳动过程中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个要素归结起来，就是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并结合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凝聚了我们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劳动生产率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表现为拓展和深化了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强调了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这一优化组合的质变过程，集中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核心标志的科学论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要素生产率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新质生产力理论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涵义。
准确把握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测算
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生产力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如何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质量？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测度、可操作性的概念和指标。比如，劳动生产率就是经济学家们常用的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指标，但这种主要测算单要素生产率的方法由于没有考虑到资本、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常常无法全面衡量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更全面地度量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全面反映生产率的指标应运而生。1942年，荷兰经济学者丁伯根提出这一概念。1954年，美国经济学者戴维斯进一步明确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1957年，美国经济学者索洛将总产出表征为资本、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与“索洛余值”共同作用的结构，并在数量上建立了关于产出增长率、要素投入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核算方法，将其称为“索洛余值法”。关于生产率的具体测度方法比较多，但目前最为接受和可操作的衡量指标主要是通过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剔除资本和劳动要素贡献之外的不可观测部分，任何影响经济增长且不可观测的因素都可归于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处理也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备受争议，特别是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理解容易存在误区。例如，有的人混淆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技术进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简单等同于技术进步，而忽视了技术进步以外的其他因素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此外，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数据来源不同，得到的结果也相差较远。因此，需要理性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通过实证方法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要正确解读。
尽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存在各种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宏观经济领域中研究竞争水平、经济增长与收入等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实际产出增长与要素投入增长的差值，反映了各国家（地区）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包含技术进步在内的各种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变动往往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在量上的变化，有学者称之为“汗水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在质上的变化，有学者称之为“智慧型增长”。科技创新、结构升级、管理方法、资源配置方式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的测算中。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和经济持续发展，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断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实现提升，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严峻挑战。比如，美国、德国等较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日本、韩国等之所以能够在战后通过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如巴西、阿根廷等，正是由于未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一般来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吸纳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和经验，又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明显跃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有效激发并充分释放了各类要素的活力，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吸引外部资金和技术大量涌入，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深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技术进步不足、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投资效率有所降低以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带来的人口红利减弱等问题，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逐步放缓。
2012年后，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根本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出发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幅提升技术进步速率，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提高供给质量、破除市场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仍存在难点和堵点，制约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这决定了其“新”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上，也决定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产业，只要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世界经济现代化的经历启示我们，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必须转向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着力点，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科技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必须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关键。一方面，要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破除阻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科技创新主要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前瞻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产业；未来产业主要是由重大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并进而推动产业革命所形成的新产业，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必须大力实施未来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积极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同时，及时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新型生产关系是在新质生产力牵引下创新形成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需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形成政府引导支持、市场有效驱动、社会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消除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协同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更好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塑造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人民日报》2025年6月11日第9版；作者：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帮助下，陈云深入探究“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通过深学细悟毛泽东著作特别是贯穿其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概括和阐释了“交换、比较、反复”的避免少犯错误的方法。陈云的这一思想成长历程，体现在《陈云文选》第一卷收录的《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中，这篇文献是1947年2月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深入了解我们党重视掌握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陈云以“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问题开篇，发人深省。他回顾了延安时期，就犯错误的根源问题向毛泽东求教的故事。陈云提到：“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由此，陈云将对犯错误根源问题的认识，从之前局限于“经验多少”校正到“思想方法问题”的正确方向上。在进一步思索过程中，陈云采用最直接的途径，“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希望由此探寻出科学思想方法到底是怎样的。
陈云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认识到错误的本质和根源。他写道，“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这个认识正是唯物辩证法对错误的科学认识。陈云说：“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明确了错误的本质和根源，也就找到了回答“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钥匙，就是要在决策和行动前努力做到主观对客观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解和掌握客观情况上。为此，他指出：“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
循着全面“了解情况”以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的思路，陈云进一步将人犯错误的原因聚焦到认识的“片面性”上。他指出：“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陈云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认识的难点就在此处。他指出：“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他说的“容易”，是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这看似是简单易行的；他说的“难”，是说我们常常容易“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要避免这个认识的片面性又是很难的。
“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
明确了“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这个犯错误的病灶之后，陈云给出了他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
关于“交换”。“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陈云指出，交换的重点难点在“相反的意见”，“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文中，陈云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交换。他提出：“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他还以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法为例，指出“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可以说，强调与相反的意见进行交换，充分发挥相反的意见的认识论作用，是陈云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于“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性质、本质和发展阶段，“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陈云指出，“比较”有如检验黄金纯度的“试金石”、验血用的“参照的标准”，“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陈云还强调比较是作决策的重要方法，他以坚持在南满斗争的决策为例，“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
关于“反复”。反复与交换、比较不同，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属性。作为认识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作为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过程，“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陈云强调这是“最要紧的”。
在详述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具体内涵之后，陈云总结道：“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历史和实践证明，陈云提炼总结的这三条思想方法结晶，指出了一条怎样做到实事求是的正确途径。
“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
在深刻分析和回答了人“为什么会犯错误”“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问题后，陈云又专门论述了“怎样对待错误”的问题。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要“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也就是他一贯强调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认为“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对于自己的错误，陈云认为不能文过饰非，要丢掉面子、正视错误，将错误视为成长进步的契机，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告诫说：“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对待别人的错误，陈云认为党内同志都要立足“客观事实”来认识，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减少扯皮，把事情办好。他指出，对犯错误的人“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
陈云进一步指出，一个人要做到正确对待错误和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前提是要把立场摆正，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为个人打算的个人主义立场。他指出：“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反之，“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当前，我国发展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坚持和运用好实事求是这个制胜法宝，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学习时报》2025年6月13日第6版，作者：唐国军）
作风建设要防止“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人蜕化变质往往是从吃喝玩乐起步的。为什么党中央要从八项规定入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因为‘四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是腐败滋长的温床。”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表面意思是指牙齿、衣服、器物等上面的小洞如果不能及时修补，等它破成大洞就难以修复了。这句话之所以被广泛使用，就在于它用质朴的语言揭示了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以及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哲理。日常生活如此，党的作风建设亦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用“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来比喻作风建设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风腐同查同治，体现的是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刻洞察。
小事小节反映品德、反映作风。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比如衣食住行的标准、待人接物的态度、会议发言的风格等，看似小事小节，但能够反映出其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折射出其思想觉悟和价值取向。在生活中铺张浪费、奢侈消费的党员，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党员；对群众来访不耐烦、敷衍塞责的领导，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坚守党的宗旨、为民服务的领导；在工作中“会议多、落实少”的干部，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工作务实、肯干敢干的干部。因此，小事小节绝非小事，它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干部的品德、作风；它如同一块试金石，检验出党员的党性。同样，小事小节也蕴含着对党员干部品德、作风和党性的考验。党员干部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小事小节之中。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小孔不补，大孔叫冤苦”等古代经典和俗语，都是在提醒人们：小问题、小错误若得不到及时处理，任其发展下去，终将引发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无数案例表明，落马官员起初多是从接受一顿宴请、收受一份礼品开始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恩小惠、人情往来，若不及时纠治，就可能会演变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大问题。同样，工作拖延、迟到早退等小毛病，若不能及时改正，可能演变成慵懒怠惰、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进一步则可能发展为违反工作纪律、滥用职权、决策失误。小节不慎，大节难保。唯有小过即问、小错即纠，才能防止积小错成大错、小问题发展成大祸害。因此，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警惕，从不迟到早退、不接受一次吃请等小事做起，培养良好的作风。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根源和本质。在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践行“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核心在于强化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意识，即从纠正看似微小的作风问题入手，防止不良风气滋长蔓延，避免由“风”及“腐”。只有以“小洞”不可轻视、不可小觑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觉，以“早察”“早补”“快补”的坚决行动抓作风建设，才能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改进作风的第一步，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从紧盯“一餐饭”“一杯酒”“一辆公车”“一场会议”等到严查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再到系统推进涵盖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等在内的廉洁文化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正是对“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特点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由“风”及“腐”规律的准确把握。当下，党风政风都有明显改善，但是，应清醒地认识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认识到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坚持从细微处着眼、从点滴处入手，持续擦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
（《学习时报》2025年6月13日第6版；作者：孙照红）
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党中央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标准，力度不松、劲头不减，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在贵州和云南考察期间要求各级党组织“聚焦主题、简约务实地组织好学习教育，不要搞形式主义”；在河南考察时严肃指出“不要把写了多少万字的学习心得作为学习成绩”“讲空话、搞作秀，毫无用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学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释放出从严从实推进学习教育的强烈信号。也要看到，仍有一些地方抓落实不深不细不严，学查改浮于表面；有的党员干部存在应付思想、过关心态，没有真正把作风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也警示我们，开展学习教育决不能搞形式主义，必须走深走实，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
行动上的偏差，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就是要解决思想根子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必须看到，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不能将“痕迹”当“成绩”，让学习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贯穿学习教育始终，才能把学习研讨成果更好转化为作风建设实绩、改革发展实效。
“学”是“查”的基础，“查”是“改”的前提。查摆不往实里走，整改就无法往深里走。现实中，查摆问题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不聚焦，撇开清单、漫无边际；有的不具体，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有的不深入，避重就轻、遮遮掩掩。党员干部要把问题清单当作找出差距、修身正己的镜子，积极对照检查，把病灶挖出来、把靶子立起来，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要一并查摆，确保无死角、无盲区、无遗漏。
入脑入心学，深入具体查，关键要见行见效改。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彰显出刀刃向内的勇气担当。解决突出问题，要善于分类施策，能够当下改的立查立改、即知即改，不等不拖不观望；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逐项制定整改措施，纳入集中整治台账，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措施，一条一条推进落实、一项一项对账销号。制度是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要把作风硬要求变成硬措施、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手抓建章立制，一手抓贯彻执行，才能堵漏洞、强震慑，防止歪风邪气反弹回潮。
派出指导组和督导组，是党中央着眼解决突出问题的重要部署。指导督导要聚焦深化学习、找准问题、集中整治、建章立制、压实责任，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要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对查摆问题开展“回头看”，督促完善集中整治台账，督促聚力用劲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督”在症结上、“导”在关键处，让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无处遁形。
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归根到底要看作风建设的新变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各级党组织切实负起责任，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形成以上率下、以上带下的良好氛围，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罢休，定能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不负亿万人民的殷切期待。
（《人民日报》2025年6月11日1版，仲音）
始终站在正义与光明一边
2025年5月7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我们要以史为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主席以中俄共同纪念重大历史节点为契机，准确把握人类文明曲折前进的历史规律，深刻洞察当今国际秩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逻辑，勇于破解世界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课题，面向世界发出的正义之声、指出的光明之路。
一
回望80年前全世界正义力量英勇打败法西斯势力的峥嵘岁月，习近平主席告诫世人，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中国、苏联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和巨大牺牲，为捍卫人类尊严、重建世界和平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在铁一般的史实面前，一切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功绩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中国、苏联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
在亚洲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时14年，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壮烈、可歌可泣的救亡图存之战，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中国抗战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七成以上。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场始终牢牢牵制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最高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九成以上。在这场伟大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率先开展抗日斗争，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尤其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牵制和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赢得二战最终胜利、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扛住了纳粹德国最凶猛的进攻火力，打垮、歼灭了500多个德军师，重创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内，75%至80%的德军都被迫部署在东线，德军在与苏联红军战斗中遭受的损失占其总损失的73%以上。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代价极为沉重，牺牲人数高达2700万，平均每7名公民中就有1人丧生。苏联红军以坚韧意志锻造钢铁洪流，碾碎了纳粹侵略者的野心，解放了被德国法西斯奴役的人民，书写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壮丽史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为称霸世界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中日本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攫取“满蒙”、占领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争霸世界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方略步骤。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点燃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把战火。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与德意轴心国集团瓜分世界的第一步，从那时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历史把中华民族推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9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所作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就对日方提出，希望“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也力主对苏开战、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然而，中国抗战按住了日本兵力有限这个“死穴”，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牵制和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在战略和战役上都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作战行动，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作为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历史表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仅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战，同时也在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而战。
——任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开脱翻案的行径都绝不会得逞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给中国和亚洲受害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动向依旧层出不穷。一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颠倒黑白，将当年中国的正当自卫反击污蔑为“挑衅”，推卸战争责任。他们淡化自身加害在先的事实，刻意放大“原子弹受害者”身份，企图混淆视听。他们推进修改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和平宪法，篡改历史教材，否认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部分政客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周边各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国和亚洲人民不可挑战的坚定意志。日本只有正视并真诚反省侵略历史，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同一切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才能开创未来。
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抹杀。任何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都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极大愤慨和高度警惕。那些从当下国际政治博弈私利出发篡改历史的图谋，那些利用舆论霸权扭曲世界人民历史记忆的谬论，那些混淆是非、丑化中苏英雄先烈的行径，都是对人类良知和尊严的亵渎与挑衅！只有将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伸张中苏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才能防止二战悲剧重演、历史倒车再开，也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朝着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二
洞察80年来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演变的跌宕历程，习近平主席呼吁国际社会，要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一道，共商成立联合国，共同制定联合国宪章，开启了各国共建和平、共谋发展的新篇章。可以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打造了一个维护世界和平、开展全球治理的最主要平台。联合国宪章是避免后世再遭战祸的重要遵循；以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践行多边主义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最佳依托。80年来国际形势风云激荡，联合国经受了考验，支撑着世界的稳定与繁荣，确保了总体和平的基本格局，推动了人类文明长足进步。
然而，80年后的今天，个别国家大搞本国优先、强权霸凌，企图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所谓自定规则取代战后国际秩序，使联合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指出，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的中心地位。2025年2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召开以“践行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主题的高级别会议，100多个国家踊跃报名参加，揭开了纪念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序幕，推动各方重温联合国创始初心、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彰显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担当。同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历史启迪当下、昭示未来。国际社会应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
今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台湾重回中国版图。主要战胜国当年发表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日本也宣布承认《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些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彻底杜绝了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可能。主权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应该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就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外部势力如何捣乱，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三
思考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人类社会何去何从，习近平主席倡导世界各国，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团结还是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二战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世界绝不应退回“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国外交秉持公道正义，勇于担当作为，为破解上述赤字、推动人类迈向美好未来不懈努力。
——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南方经济上群体崛起、政治上再次觉醒，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代表性和话语权不足问题更加凸显。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重要一员，中国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和发展空间。针对各种国与国分歧和争端，坚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兼顾各方利益，照顾彼此关切，尊重主权，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积极争取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倡或参与创建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就全球治理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协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注入强劲动力。2023年，中国大力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这个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今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二十国集团峰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陆举办，为全球治理留下鲜明的“非洲印记”、“南方印记”。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个别国家大搞本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肆意“退群毁约”，严重破坏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挑起对立对抗，分裂整个世界。一些国家和势力从私利出发，推行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他们表面上打着多边合作的旗号，实质上搞“小圈子”；表面上说要遵守规则，实质上却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弃”；表面上主张公平竞争，实质上追求“赢者通吃”，打压别国正当发展权利。对此，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帮助国际社会擦亮眼睛，去伪存真。中国坚持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始终做多边机制的建设者、多边理念的倡导者、多边合作的推动者。环顾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乐于结伴扩圈、相互成就、合作共赢。上合组织已从6个成员扩大为26个国家的“上合大家庭”，构建起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接连迎来6个新成员、9个新伙伴，成为践行多边主义的典范。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引领中国聚焦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突出难题，勇当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综合施策，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振兴的正能量，带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已动员各类发展资金近200亿美元，设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围绕减贫、粮食安全等8个重点领域搭建起30多个合作平台，已开展1100多个项目。明确全球安全倡议20个重点合作方向和5大类合作平台机制，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斡旋沙特和伊朗和解、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以及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倡议联大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支持各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推动创建“全球文明倡议中国—阿拉伯中心”，提议举办中拉文明对话大会，为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旅游、媒体、智库等领域人员国际交流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有效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外民众相知相亲。三大全球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积极支持，体现了中国作为“赋能型大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铁肩担道义，历史鉴未来。80年前，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势力，全世界人民不畏强暴、敢于牺牲，坚定选择站在正义与光明一边，终于迎来伟大胜利。80年后的今天，在维霸与反霸深度较量的关键历史时刻，相信一切要公道不要霸道的力量将会紧紧团结在一起，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站在各国共同利益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文明进步一边，携手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求是》2025年5月31日第11期）
中华文明的固本开新与开放包容
中华文明可久、可大、可新，如同奔涌了五千多年的大河，虽然有时快，有时慢，甚至有时仿佛停滞，但总体上是不断吸纳百川，奔涌向前的。中华文明生命力源于固本开新的智慧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既坚守文化根基，又不断开拓创新；既坚守文化主体性，又在交流互鉴中汲取养分。
一、中华文明的固本开新
被称为“轴心文明”的古希腊文明、中国先秦文明、古印度文明，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发展到一个巅峰状态。这些伟大文明都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程，又都在它们的古典时代就有了非常丰富、深刻的蕴涵。也可以说，古典时期的文明基因构成了各个文明的根本，对这些文明的基本特性和后来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上西方文明很多次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源头去寻找启示。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贤们也是不断回到先秦、回到上古、回到文明的萌生处寻求启示，先秦诸子一直是后世思想的灵感源泉。
《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中庸》说，“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源远方能流长，根深才能叶茂，本立方能道生。正是依靠深根固蒂，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才能成为世界上最具连续性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固本”在于对文明根本的坚守。在我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这样一些重要元素：以“道法自然”、“顺天应时”的心态敬畏天地，以“万物一体”、“中和位育”的理念看待环境，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利用自然的宇宙观；天下为公、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天下观；民为邦本、九州共贯、革故鼎新、为政以德的社会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经世致用的道德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深植于这些要素之中，构成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所一直秉持坚守的根本。
中华文明的“开新”在于不断开拓文明的新境界。“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华文明是主动求变、与时俱进的文明，经历了历代制度变革，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制度创新。在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体系上，中国陆续产生了先秦的分封制、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郡国并行制、元朝的行省制；在人才选拔和阶层流动机制上，中国也创造了汉朝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的科举制；在经济制度上，中国还发展出先秦的井田制、唐代的两税法、宋代的青苗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等。中国自古就不断有创新的科技，距今1万年前开始栽培水稻，距今9000年开始制作彩陶、玉器，距今6000—5000年生产丝绸，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已经建设出媲美今日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3500年发展出青铜技术。更有代表性的是冶铁技术，它源起4000年前的西亚赫梯文明，距今3000年左右传入中国，但此时只有低温炼制的熟铁，质地较软，用途不广。随后中国在距今2500年的春秋时期发展了高温冶炼生铁的技术，并在汉代继续发展出炒钢、灌钢等技术，长期领先世界，西欧直到约14世纪才开始铸造生铁。这些技术经过数千年的连续创新不断成熟，对人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哲学强调变易与不易的统一，中华文明始终在固本中开新。今天，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从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到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硕果；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扬帆起航……正是通过固本开新，守正创新，使得中华文明亦古亦新，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二、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
中国的文明观基于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与超大规模共同体，与有些习惯于标示内外、等级、敌我关系的文明观不同，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总的来说展现的是开放包容的姿态，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襟怀和气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中华文明的起源“满天星斗”而又内在统一，经历长期发展，内在自成一个“世界”，内部异常多元丰富。主体是广土众民的农耕定居文明，又有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混一戎夏”，华夷一家。同时，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汇聚成中华文化，我们既有汉民族经史子集的文化经典，也有蒙古族的《江格尔》、《元朝秘史》、《蒙古黄金史纲》，藏族的《格萨尔》、《红史》，维吾尔族的《金台集》、《福乐智慧》，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民族文化经典，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文化体系。
中国并没有因为内部辽阔而封闭，而是形成了内外通达、和平合作的外部世界观。张骞凿空西域，法显等绵延数百年西行求法，元代混合宇内外为一，中国人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和绵延万里的欧亚大陆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发南海航路，唐代泉州等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元代汪大渊的远洋探索抵达东非沿海一带，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及东南沿海民间的下南洋等形成了辽阔和平的海洋观。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借鉴吸纳外来文明。同时，中华文明的器物、制度、文化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丝绸成为古罗马贵族的奢侈品，瓷器成为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载体；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热”引入了大量中国元素，科举制度以及“无为”、“道法自然”的社会秩序和治理观念，对现代欧洲文官制度、市场经济思想的萌生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华文明是高度开放包容的。唐代长安城汇聚波斯商人、日本遣唐使、印度僧侣，敦煌壁画融合中亚线条与中原意境，都彰显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拜占庭金币、萨珊银币、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在中国流动和交易。中国人的粮袋、餐桌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见证，这也是很多食物以“胡”、“番”、“洋”命名的来由。历史上中国经历过四次引种高潮，第一次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引入大麦、小麦、马牛羊，形成“五谷六畜”的结构。第二次秦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引入苜蓿、葡萄、大蒜等，丰富饮食结构。第三次唐宋时期，通过海路和陆路引入波斯枣、菠菜、西瓜等，扩充果蔬种类。第四次明清时期，引进大量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提升粮食产量，辣椒、烟草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从外国引入的农作物适应中国自然条件与社会需求，经过本土化种植栽培，融入了中国的农耕体系，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202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一个绝佳例证。泉州现存的数百座宫庙里，供奉着500多位神明，形成儒、释、道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和谐共存的奇观。印度教寺庙的构件被用于佛教开元寺的建筑，伊斯兰教的清净寺与关帝庙比邻而居。同时，作为10—14世纪全球海洋商贸的枢纽，泉州又通过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构筑起了跨大洋跨大洲跨文明的交流网络。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于能够将外来文化内化为自身文明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如同一个大熔炉，将外来文化汇聚到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唐代工匠吸收中亚釉料技术，创制出青花瓷，随后元代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料将青花烧制推向巅峰，行销海外，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唐代僧一行吸收印度历法中的优点，编订《大衍历》；明代徐光启更以“化西为中”的胸怀，将西方数学、天文与中国传统科技结合，编纂《崇祯历书》。“胡琴”本是源于唐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拉弦和弹拨乐器，进入中原后演化出多种不同类型，与地方传统戏曲的伴奏要求相结合，由此产生的戏曲文化也成为中华文化的名片之一。这些创新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以中华文明主体性为根基，主动转化外来成果，实现文明的自我超越。
对于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的历史经验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文化融合。正是通过融合，从而实现了互补和创新。佛教自印度传入，经魏晋玄学与唐宋禅宗的改造，最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传入也促使儒家、道家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禅宗推动了儒家心学的发展，而渊源于佛教的性宗，则推动了道家性命双修体系的发展，同样佛教也吸纳了儒道学说，形成了直指人心、融合身心、出世入世一体的中国化佛教特征。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大道相通、相融、相成的格局由此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却能在中国深深扎根，长成参天大树，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二者“结合”之后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三、固本开新与开放包容的当代启示
中华文明是兼具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这两个特性也决定了固本开新是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扎根于我们自身的文明根基推进现代化，才能够创造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为西方路径之外的其他文明提供启发和借鉴。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国的文明传统，例如，天下为公的胸怀、大同社会的理想、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大一统”的国家观、选贤任能的人才观等，都为当代实践提供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此同时，固本是为了开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近，在国内外引发热潮的游戏和动画电影中，孙悟空、哪吒等形象鲜明的传统文化符号被打造成为超级IP，就是显著的成功样例。
中华文明在具备突出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开放包容是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这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则形成鲜明对比，让人类文明的百花齐放真正成为可能。
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要在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秉持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吸收各种先进的文明成果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为人类的共同文明作出中国贡献。
（《求是》2025年5月31日第11期；作者：彭刚，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