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民族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爱国主义迸发出排山倒海的磅礴伟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刻昭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是驱动中华民族这艘巨轮在历史洪流中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
一、抗日战争激发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向来不缺精神，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凝聚起中华儿女忧国忧民、兴亡有责的报国意志，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加深了对国家、民族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亡国”成为对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最大刺激、侮辱，从反面激发了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维护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
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印刻在中国人民灵魂深处的爱国情感被空前激发出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毛泽东同志曾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从黄河两岸到烟雨江南，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抗日救亡的怒吼震彻华夏大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或威武不屈血洒疆场，或毁家纾难拥军支前，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这一壮阔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人心光复、精神重塑；抗日战争的历史，不仅是战争史，更是精神史、心灵史。伟大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这场战争中的具体体现，是矗立在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历史转折点上的一座精神丰碑，指引着中华民族淬砺血性、捍卫尊严、书写荣光。
二、中国共产党将全民族爱国热情凝聚成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历史伟力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也是最坚定、最忠诚、最勇敢、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殊死较量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路线、坚定的意志、有力的行动，将全体爱国同胞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将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引领民族抗争的时代洪流，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坚守初心使命，赋予爱国主义新的内涵，指明了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前进方向。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没有先进政党引领，朴素的爱国情感有可能迷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盲目的排外主义，难以真正形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毅然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这种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党受阶级利益束缚的历史局限，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的，“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时代最强音。1931年9月20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3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紧接着，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号召工农红军和广大民众进行武装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于1932年4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正式对日宣战。这在当时中国社会“恐日”、“亲日”的认知迷雾中，无疑是刺破暗夜的闪电。它将救亡图存的直接目标与民族复兴的长远理想融为一体，所彰显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更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命运最彻底、最清醒的爱国担当，为全民族的爱国热情注入了灵魂、指明了方向。
秉持民族大义，凝聚起爱国主义的广泛共识，构筑了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强敌入侵、民族存亡系于一线之际，能否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衡量一个政党爱国主义立场和政治胸怀的试金石。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博大胸襟，率先倡导并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抛弃历史恩怨，最终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大局奠定坚实基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国民党的妥协动摇，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努力团结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正是这种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抗战大业为先的爱国情怀，才使党派、阶级、地域、民族的界限得以突破，将一切爱国的力量都紧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最终形成“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全民族抗战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将爱国主义从一种精神理念转化为强大政治动员力的伟大创举，它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战斗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依靠和动员人民，激发出蕴藏在民众中的爱国主义深厚伟力，找到了赢得抗战胜利的力量之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何将民众中所蕴藏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效战力，决定着战争成败。中国近代以后历次反抗外敌入侵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内部软弱涣散、一盘散沙。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作为爱国主义的播火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让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能找到投身抗战、贡献力量的途径，筑就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铜墙铁壁。中国人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的真实希望和可靠力量，坚定跟着共产党走，誓死不当亡国奴，团结起“醒狮怒吼，谁敢鲸吞蚕食”的强大民族力量。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团结如此空前，民众动员和民众参与程度如此广泛，成为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
同日军殊死斗争，谱写了爱国主义的雄壮史诗，无愧为赢得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爱国主义蕴含着为国家和民族甘愿牺牲一切的崇高品格。“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壮烈殉国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而写的诗。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在武器装备落后匮乏的艰苦条件下，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所吓倒，而是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勇敢战斗在最前线，“誓与山河共存亡”，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钢铁长城，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尊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赵一曼等共产党员，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千千万万以身殉国抗日将士的共产党人杰出代表，他们用生命奏响了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1945年，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据统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牵制和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中国共产党激发了中华民族抗暴御侮、血战保国的精神传统，成为全民族抗日洪流中践行爱国主义的先锋队。
三、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烽火硝烟虽已远去，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深熔铸进中国人民血脉，这种精神伟力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始终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就是一部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要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正气充盈的宣传报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精神、激励团结奋斗。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动员和依靠人民经过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国人民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深入宣传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彰显蕴含其中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引导人们始终珍视和传承这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深入宣传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凝聚起全体人民勠力同心、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重温抗战历史也是一场生动、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把抗战历史和抗战精神宣传教育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青少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祖国观、民族观形成的关键期，要把青少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注重融入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各级各类媒体要积极开展有深度、有温度的抗战主题宣传报道，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烈士纪念设施等重要抗战纪念场所要因地制宜开展有生气、聚人气的宣传教育活动，出版、文艺战线要创作生产一批抗战题材优秀作品，讲好抗日战争的故事，讲好抗战英雄的故事，形成铭记抗日战争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浓厚氛围。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要擦亮网络空间的爱国底色，制作推介一批适合网络传播的抗战题材短视频、纪录片、微电影等，推动抗战题材文学、影视、歌曲、出版物等上网传播，引导广大网民形成对抗战历史的正确认知，厚植爱国情怀。
加强抗战历史、抗战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责无旁贷。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二战史观，聚焦重点内容开展研究，深入研究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等重大问题，着力构建彰显我国对世界历史贡献、具有国际影响的二战研究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等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加强对海外档案等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用好抗战研究成果，在战后国际法理秩序、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重大现实问题上发出中国学术正声，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等错误言论，通过中外学术交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抚今追昔，我们昂首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这虽不再是血与火的生死之搏，但却是艰与险的顽强斗争。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让爱国主义的光辉旗帜高高飘扬，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求是》2025年7月15日第14期）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央城市工作会议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成就，分析城市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十年前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尊重、五个统筹”，到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一个优化、六个建设”，思想脉络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创性突破。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深刻把握这些重要论述所蕴含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有利于我们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准确理解我国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深入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和改革思路，更加自觉坚定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城市工作战略部署，满怀信心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创造性提出人民城市理念，明确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的基本价值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城市发展批判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实践形成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城市发展理论基础上对城市理论的价值重塑与范式跃迁。
从城市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来看，西方城市研究虽然发展出了大量研究议题，涉及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生态、城市网络等领域，但总体上有三个基本理论基点：一是强调城市发展背后的资本逻辑，关注城市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二是强调城市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城市空间成为资本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场所，不同群体间的空间分异和社会排斥普遍存在；三是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引发城市发展的大量危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的社会后果。基于这些基本理论观点，西方城市理论对城市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作出了系列阐释。但从深层次来看，由于西方城市理论暗含了上述基本理论取向，其在讨论城市发展未来道路时更强调基于多元博弈的权力斗争和具有张力与制衡特征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形态，这也进一步导致西方城市发展中冲突、竞争与零和博弈成为一种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的理念，与西方城市理论所持有的基本立场有着本质区别。这一重要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彻底改变了以资本主导逻辑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冲突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城市理论出发点，强调以人为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2019年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2020年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城市发展的基本价值遵循和思路方法，强调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人民城市理念在多个维度上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标定了价值主线和极富理论增长点的新发展方向。
更注重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人民主体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是城市建设的主体和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主体。在这一价值导向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群众自治”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改革实践。不断在城市发展中实现“人民建”与“为人民”有机融合，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成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的独特写照与生动画面。
更强调城市发展中公共物品的公平正义配置，这也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区别于西方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比如，西方理论将城市空间视为权力博弈的场所，而“人民城市”将其转化为“公共产品”，强调通过广泛参与和高效协商来实现城市空间配置的公平正义。在实践中，我国新一轮城市更新普遍具有这一特征，城市治理部门通过广泛民主协商来确定城市更新的内容与范围，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重视城市发展中的包容与共享，强调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这指引我国城市发展更注重构建广泛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使不同群体可以在合作中发展、在包容中互相增益。
前瞻性谋划城市发展新思路，探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重要论述，以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为前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取向，对于全面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活力、系统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中指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科学、客观地认识城市发展规律，是前瞻性谋划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城镇化规律进行了一系列深入阐释，指明了我国城镇化所处的特殊时代方位、具有的鲜明特征以及面对的发展挑战。正是建立在对这些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作出了清晰描绘。相比于西方和我国传统的城市发展思路，这种改革思路的“新”凸显在以下维度。
基于“并联式”改革进程树立城市发展新目标。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敏锐指出了我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种“并联式”发展过程体现在城市发展领域，就是把西方现代城市在漫长发展历程中逐一遇到的改革议题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整体提出。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这些城市发展目标的成功实践，将为人民群众深刻感受城市发展成效、远离城市发展风险带来巨大助益。
适应新情况形成城市发展系统转型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对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进行了系统阐述。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面对新发展形势，“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更加注重集约高效；转变城市发展动力，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这“五个转变”意味着我国城市发展将进入密集改革的新发展周期，也必将带来更多的城市改革发展红利和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新格局。
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新型制度保障体系。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制度保障有利于以整体思维推动城市发展不同领域改革形成系统合力，有利于更好激发城市建设者的内生动力与活力，更好投身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进程之中。
着眼于城市治理现代化布局系统性改革，实现城市发展秩序与活力并举
着眼于城市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谋划、系统布局改革，从多个维度整体提升城市系统治理能力，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形成我国治理体系的独特制度优势，最终实现城市发展中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流动性日趋增强，同时，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模式。在此背景下，城市有序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治理问题，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改革方案，有效破解了全球城市发展中普遍遇到的诸多治理难题。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党建引领已成为城市治理中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各级党组织运用党建网络，可以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搭建跨组织协调的治理机制，从而以党建引领实现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治理”目标。在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以党建引领来塑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具有显著成效。面对城市中由平台经济、网络经济、楼宇经济形成的“流动社会”，各级党组织通过党建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构建了依托党建工作网络的新型治理网络，有效吸纳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治理。城市治理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这已成为城市治理“中国经验”的关键制度保障。
打造重心下移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治理体系推动职能部门“下沉”一线，更好为基层提供公共产品；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深入激发基层自治活力，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改革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体系化解矛盾、构建社会秩序、促成社会认同的能力，为城市社会有序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多样的民主形式、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和完整可靠的参与实践，既能够有力调动广大人民发扬主人翁精神，也有助于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有序的政治参与。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城市治理中多方共识的达成和社会认同的构建都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城市公共物品公平正义配置的重要方法。
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了“一个优化、六个建设”的重点任务，“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基于精细化、智能化城市治理理念，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纷纷打造城市公共服务“一网通办”、城市管理“一网统管”的智能化治理平台，有效提升了城市治理体系的敏捷反应和精细化治理能力。在最近的改革中，不少城市进一步探索以新一代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构建数字政府，实现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这些改革逐步构建了城市数字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治理支撑。
战略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战略举措，立足我国城镇化发展新格局，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城乡“何以融合”的根本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指明了方向。我国的城乡关系深植于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西方的城市化是一种“连根拔起”的城市化——受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影响，造成城市崛起与乡村衰亡。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城乡之间和合统一、良性互动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寻城镇化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城市快速发展、资源和劳动力迅速向城市流动的时代背景下，战略性地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系列新举措，不断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纽带，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关键环节，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不断以县城为载体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改革举措为城乡融合发展构建了重要的支持机制，有利于在空间结构上促进城乡人口、资源相互流通。
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强调“要完善土地、户籍、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提高城市群承载能力，促进迁移人口稳定落户”“农民进城务工是个大趋势，要把该打开的‘城门’打开，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旨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这一改革有助于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进城农民土地权益，持续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改革举措，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政策支持。
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形成功能互补、分工协作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可以有效防止“大城市病”与“小城镇衰落”并存。这一改革举措推动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同时也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延伸、农村资源为城市发展提供深度支持，形成城乡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型发展格局。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大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城市篇章”，为世界城市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人民日报》2025年7月21日第9版；作者：黄晓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论述“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时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出“着力提高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因地制宜”不仅强调发展的特殊性、自主性，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灵活性。
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是指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指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禀赋和能力不尽相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结合地方实际进行精细研究和精准施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具有地域性质和空间分异规律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也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早期把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原因归结为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并在理论上称其为“地理第一性”。起初，“地理第一性”可以对不少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进行解释，比如不少城市是在自然交通便利的地方或工业原材料所在地起源并发展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实践发展，人们发现“地理第一性”解释具有局限性。比如，有一些地方的经济集聚程度较高，却很少依赖其自然区位；也有一些处于大致相同自然区位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却表现出差异；还有一些地方的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超过了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这启示我们，开展经济活动需要充分考虑地域性质，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也包括其他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如此。
具体来看，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及其组合都具有地域属性，存在着空间分异规律。第一，人类所要改造和利用的自然世界，其资源和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并呈现出一定规律性。第二，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第三，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同地区的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差异也呈现出扩大态势。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既遵循传统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所呈现出的空间分异规律，又会引发其地域属性的变化并呈现出新特征新趋势。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异特征。比如，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包括数据在内的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在这些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支撑下，数字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并在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程度与传统物质生产要素空间分异相比更高。又如，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者，是具有创造力、创新力的新型劳动者。作为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新型劳动者的空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并且与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了地理空间的影响。比如，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为推动创新注入新动力。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少数较高层级的创新中心并通过集中攻坚实现突破；针对各类具体应用场景的创新，则是由下一层级的创新中心在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场景需求进行落地开发。这推动创新过程更多呈现网络化、层级化、跨区域的特征。又如，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更加便利，人口和货物等的流动性也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而大大增强。这些数据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质流等，共同形成了以“节点—网络”为特征的流动空间，节点之间的邻近性逐步取代传统地理空间的邻近性，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组织和配置的重要因素。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制度体系的构建，有力支撑了各类创新要素在创新网络中的不同节点之间实现自由高效流动，加速创新要素组合和配置的优化过程，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总的来看，准确认识这些新特征新趋势，深入考察相关影响因素的地域属性以及空间分异规律，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中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构筑新竞争优势和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抓手，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实践回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总的要求，但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能力会有差别，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实际情况。
总的来看，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包括：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强大的新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坚实的产业基础、充足的资金投入等。发达地区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较好基础，可以在研发前沿科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布局未来产业等方面先行一步，努力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但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不能简单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仅仅是发达地区的事。虽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但如果放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脚步，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进一步扩大；而借助发展新质生产力，则可能实现弯道超车，或者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进而实现换道超车。比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就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坚持因地制宜，从本地实际出发找到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根据不同创新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涉及高水平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能力等。在这些方面，不同地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地区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比如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集聚；有的地区虽然科技创新资源相对缺乏，但产业创新能力强，有很多科技型企业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有的放矢，避免创新资源不合理流动。对于科技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重要的是加强颠覆性、原创性、前沿性科技创新，着力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需要充分发挥高科技人才的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对于产业创新能力强的地区，重要的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这需要集聚产业创新创业人才，打造高质量孵化器，畅通吸引新技术并实现转化的渠道，大力培育引领创新的科技型企业，发挥好各类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
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程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我们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涉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等，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要明确这三类产业的发展方向，根据实际情况找准发力点。传统产业更多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但不等于低端产业。通过技术革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传统产业可以焕发新生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产业，特点一是新、二是具有战略性，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围绕推动相关关键核心技术最新成果转化、协同推进产业创新发力，力争更好适应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占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未来产业会随着技术的成熟、扩散以及市场的认可，在未来某个时期成为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新产业。同时，未来产业的创新创意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存在不确定性，涉及创新项目的选择和判断等，存在失败的可能。这既要求鼓励支持创新，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又要营造宽容的环境和氛围，在创新进程中不断调试纠错，让更多战略科学家和具有科技视野的科技型企业家发挥作用。综合来看，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根据产业本身的特性因地制宜，依据地区要素特征，明确本地传统产业的优势与不足，选择适宜发展的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我们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改革进一步塑造发展动能、激发经济活力。
聚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因地制宜构建高水平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立以我为主、人尽其才的人才使用和服务保障体制。加快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增强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度。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双向互动中实现以产业发展牵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重塑产业链，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通过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
聚焦找准在全国一盘棋中的定位，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形成新质生产力生产网络和体系，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分工、有序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积极引导各地找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紧紧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布局需要，着力推动高素质高技能的新型劳动者、新材料新技术等新型劳动资料、数字化智能化等新质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使新质生产力全要素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跨方式一体融合发展。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大空间。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全球创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与国际接轨，助力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转化为参与制定和引领国际规则、标准的优势，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围绕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科技资源均衡布局，不断优化相关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宏观调控作用，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口、面积等要素，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健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设置和布局，加大对中西部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人民日报》2025年7月23日第9版；作者：樊杰、李佳洺、郭锐、陈东）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解决了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理解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执政时间越长、国内外环境变化越深刻，党的作风问题的新表现就越复杂。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党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新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的作风反映的是党的形象和党员的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是否坚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就要继续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要做到对人民群众有真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只要我们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根植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我们。
把握作风建设的方法要求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只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才能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党提出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四风”，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突出抓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把我们党锻造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先后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着力改进作风，严明纪律。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贵在持之以恒，抓常、抓细、抓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抓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讲还要靠制度，突出针对性、指导性、操作性。为此，应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常态化机制，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作为。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狠抓落实，坚决维护严肃性和权威性，使之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
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抓作风建设，就要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树立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用权，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稳得住自己的心神，管得住自己的行为，守得住自己的清白。要严格要求子女，过好亲情关，作家风建设的表率，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推动作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体现了我们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信心和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他强调，“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各地各部门应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各项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落实到每个环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批评，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作风好转的标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一级抓一级，认真抓出成效，化风成俗，把党的作风建设搞好。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四风”问题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相悖的，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解决“四风”问题，就要对准焦点、找准穴位、抓住要害。反对形式主义，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四风”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的。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同时，“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要对“四风”问题及其各种变异表现保持高度警惕，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拧紧发条，露头就打，寸步不让，一抓到底。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形成“头雁效应”。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坚决纠治“四风”顽瘴痼疾，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积极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
（《光明日报》2025年7月24日第6版；作者：安钰峰，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理事长）
人民心声集中反映了民众的诉求、情感、期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重要根基和奋斗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矢志奋斗的精神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注人民心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关于人民心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百年大党兴党强党的经验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的新时代表达，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并贯彻执行。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归结起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宣传工作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一种必要的意识形态手段，是工人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手段。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党的事业全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纵观我党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脉络，紧紧围绕“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根本原则不断深化，完成了理论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一致性，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核心逻辑。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始终坚持党性是确保正确导向的先决条件，坚持人民性是凝聚民心汇聚民智的价值坐标。同时，始终坚持正确导向、反映人民心声，也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党性与人民性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2014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体力量，构筑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当前，我们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是以人民为主体动力、由亿万人民群众集体开创的历史伟业。我们要深入调查研究，听民声、察民情、知民意，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主体作用，依靠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人民是发展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不断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要不断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还要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以激发主体能动的创造性、培养个体解放的特有性、拓展人际关系的丰富性，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文化是浸润人民精神世界的沃土和源泉，是铸就民族精神脊梁的自信和底气，是照亮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灯塔和坐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定文化的主体性，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开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反思、认识吸收和创新创造的系列文化实践活动。我们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坚定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为强国建设贡献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广阔天地，观照现实生活，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认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发展。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追求德艺双馨，顺应艺术创作内在逻辑，不断创造出反映人民心声、引领国家发展、讴歌时代新风的精品力作，不断书写新征程奋斗华章。
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时强调，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生活家园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符合其根本利益。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冷战思维的现实威胁、局部冲突的现实困境、“小院高墙”的现实壁垒、干涉分化的现实挑战、饥饿贫困的现实存在，都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守望相助、相互成就，而不是霸权霸凌、零和博弈。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科学运用和创新发展。我们要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化解文明冲突，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全球治理新范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摒弃单边主义，为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共享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世界和平繁荣而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世界的深刻改变，是其伟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的生动体现，是回答“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坚实注脚。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矢志奋斗的历史足迹，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进程，是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壮阔史诗。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集中体现。“聆听人民心声”在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立场观点方法的具象展陈，是把握人民愿望的核心途径，是科学回答“人民之问”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不断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做好“两个结合”文章，让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接续焕发。
（《学习时报》2025年7月21日第3版；作者：蒲传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