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全面阐释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集中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近日，《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提供了最新的权威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其中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标识性概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出：“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认识论和生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界先于人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它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这些观点说明人类是通过劳动实践而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但人类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以后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继承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更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将自然仅视为实践改造对象的认知局限，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本体论思想，实现了从“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向共生共荣整体协同、从“工具理性”单向索取向“价值理性”和谐共生的哲学范式革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本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协调发展，是生态经济统一运动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了指引。由此可见，生产力不仅包括社会生产力，还包括自然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破解了保护环境必然牺牲发展的形而上学困境，雄辩地论证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非非此即彼、相互排斥，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范畴，在《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中作出了“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的科学论断，蕴含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彰显了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共生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中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旗帜鲜明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定位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并将其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深刻表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这就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压迫，更体现在能够系统性解决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人与自然矛盾，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实践样本，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时代性丰富和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洞见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深刻洞悉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创造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社会实践活动。俄国十月革命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洞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发展规律，超越了传统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模式。这一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标识，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积极引领，实现了从被动应对环境危机到主动塑造新型文明的历史性文明变革，为人类永续发展贡献了超越社会制度差异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逻辑统一，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精华。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洞穿历史迷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涵养理论根系，成功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宇宙观、伦理观、发展观中整体性生态智慧的革命性锻造与时代性升华。这一重要思想将“天人合一”蕴含的混沌整体观创造性转化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具有严密科学内涵和鲜明实践指向的现代生态哲学本体论，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确立了基本遵循。这一重要思想将“仁民爱物”的朴素道德情怀创新性发展为以“共建美丽中国”全民行动为载体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伦理规范与价值坐标，构建了超越工具理性的生态正义新尺度。这一重要思想将“取用有节”“允执厥中”的辩证治理经验系统性淬炼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系统治理方略，把中华民族古老智慧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可持续的现代治理效能。这一系列重大转变深刻证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道”与“器”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中华生态智慧从抽象理念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性跨越。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熔铸新整体，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联系观、对立统一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物一体”“生生不息”的宇宙观深度契合，彻底突破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困境。“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塑造新价值，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胞物与”“天地化育”的伦理精神创造性融合，实现了人民性、道德性与生态性的高度统一。“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创生新路径，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与矛盾分析方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执两用中”“道法自然”的治理智慧有机结合，开辟出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绿色发展系统路径，彰显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这雄辩地证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成就中共同书写了21世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绝非抽象符号，而是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治理逻辑与生活风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升华为“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价值灵魂，充分吸收“参赞化育”“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彻底摒弃了“增长至上”“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迷思，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内化为全社会的发展伦理与文明共识。“仁民爱物”的伦理观具象化为“生态惠民”的现代化治理基点，将“民惟邦本”“仁者爱人”的深厚情怀创新性发展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根本立场，旗帜鲜明地将改善环境质量、增进生态福祉、优化人居环境置于治国理政的核心位置，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责任担当。“取用有节”的生活观内化为“绿色低碳”的现代化文明风尚，以“俭以养德”“强本节用”的生存智慧，培育全社会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使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成为新时代的生活新风尚。这深刻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自觉、以历史智慧照鉴复兴道路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强大的实践伟力，指引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底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这一重要思想得到了实践的充分证明，引领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回望人类现代化进程，一些国家曾深陷“先污染后治理”的难题，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增长，最终付出高昂代价。其教训深刻警示我们，传统粗放式、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日益成为全球性难题。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不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推动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的发展走向历史性、全局性转变，实现了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被动应对转向“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链条主动治理，成为解码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的生态密诀，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发展范式深刻变革、开辟高质量发展崭新境界的磅礴实践伟力。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生态转向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丰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深刻说明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演进、保护自然价值，最终实现人类福祉与生态健康的双赢，破解了“增长陷阱”与“生态赤字”的世界性难题，从根本上变革、矫正了西方现代化的非生态性和反生态性，推动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状态。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如何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性、根本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中指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一重要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指引我们深刻认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蕴藏着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宝贵资产，科学阐明“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选项，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相得益彰的统一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实践，展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具标识性、最具穿透力的实践伟力。它打通了“绿”与“富”相互转化的现实通道，以其深刻的辩证法和卓越的实践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也为全球破解发展与保护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展现出非凡的世界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努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中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是在世情国情社情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的科学解答，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实现了对西方环境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超越。长期以来，主导全球话语的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多都过于强调人的利益，认为保护自然仅仅是服务于人的需要，或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或陷于技术至上、市场万能的工具理性迷思，或屈服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资源掠夺与全球治理失衡。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也重在解决贫困、饥饿、环境卫生等基础性问题，未能体现追求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等高阶目标，在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时，难以提供真正公平、普惠、可持续的全球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摒弃了西方理论中的割裂思维，一方面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必须加强合作，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维度超越了现代西方环境理论；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超越了资本逻辑对生态治理的异化，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强调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新秩序注入了强大的道义力量。
绿色“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范围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积极打造“绿色丝绸之路”》中指出：“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全球可持续发展常常陷于结构性困境，系统性生态危机呼唤紧密高效的全球合作。但传统发展合作体系长期割裂发展与环保，迫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增长压力下透支生态资本，深陷“先污染后治理”或“有增长无发展”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全球生态不公，成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巨大障碍。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绿色是“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和内在属性，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就是探索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并推动将绿色发展理念全方位、深层次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绿色”成为贯穿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民心相通“心联通”的核心因素。向共建国家大规模转移光伏风电等先进清洁能源技术，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机制化平台，系统性分享环境治理经验……绿色“一带一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为破解全球发展困境、促进共同繁荣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重大创新。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指出：“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的破解当前人类发展面临困境的原创性概念。当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深度交织，传统治理体系碎片化、低效化问题突出，人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迫切需要一种超越狭隘国家利益、具有整体性视野和包容性价值的新理念引领变革。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深刻洞悉生态兴衰决定文明存续的历史铁律，呼吁国际社会超越零和博弈，树立休戚与共、责任共担的共同体意识，将全人类共同福祉置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整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人类的命运与地球上广泛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指引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充分彰显了我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
（《人民日报》2025年8月6日第9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中华文脉历经数千年沧桑而延绵不绝，新时代是中华文化走向繁荣兴盛、续写历史辉煌的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刻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性问题，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树立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旗帜，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研究阐释就要深入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乃社科理论界和文化界的使命所系、责任所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对这一思想的研究阐释应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注重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方面着力，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从学术基础上着力，就需要充分运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资源，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吸收借鉴其概念、方法、理念，积极开展多学科、跨专业的集中攻关，充分阐发这一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从实践导向上着力，就需要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品格，研究探索解决推进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面向中国田野、研究中国问题、成就中国学问；从国际视野上着力，就需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放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激相荡背景中去考察，汲取国外有益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思考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如何推动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互学互鉴；从历史维度上着力，就需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和当前的文化建设实践，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放到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和认识，充分揭示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增强工作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引领性的重大观点和核心概念。加强对这一思想原创性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的研究阐释，有助于不断深化理解其思想内涵、丰富发展其思想体系。比如，对于“两个结合”，应深入研究为什么说“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为什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怎样为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打开了空间。比如，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应深入认识坚定文化自信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巩固文化主体性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坚守文化主体性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关系。再比如，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从学理上深入研究其文化意义、文化作用，如何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增进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向心力。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我们可以由此出发，构建兼具中国立场、世界表达与国际传播力的学术话语体系，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文化实践、指导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论范式。
理论源于实践又引领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来自实践，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谋划指导、部署推进，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论述之丰富系统，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展现了强大实践引领力。我们深化研究阐释，需要将这一思想置于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去把握，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和映照中加深理解认识、把握思想精髓。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对文化建设的深入思考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纳入“八八战略”，擘画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鲜明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提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提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文化权利”，提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提出“做好传统文化创新的文章”，提出“要在高度的自省中虚心汲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等。这些当时提出的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和实践依据。因此，做好理论溯源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论研究是学习、宣传的基础，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的深入，必将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和推动工作。广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应带头学深悟透，体悟好这一思想蕴含的理论和方法、境界和情怀，把握好这一思想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乃至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从而承担起明理弘道、以文化人的责任，推出更多有理论创见、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以真理之光照亮文化繁荣之路，让我们的文化延绵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厚持久、蓬勃向上的精神文化支撑。
（《求是》杂志2025年第15期特约评论员）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当前，我国正在以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加强科技创新离不开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促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都对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促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指出：“要增强我们引领商品、资本、信息等全球流动的能力，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增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订的实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指出：“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指出：“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增多，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也直接或间接抑制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必须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当前，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
从科技发展看，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机器人、量子计算、生物医药、新能源、通信技术等前沿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复苏与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比如，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并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各国竞相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又如，绿色发展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趋势，世界主要国家大都通过加强绿色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更好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只有以开放心态和行动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才能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国际竞争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新的创新战略，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对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传统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提出挑战。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蓬勃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越来越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既包括科技创新、业态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与商业模式变革的结晶，正在成为一个国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竞争力。具体来看，通过汇集全球创新要素，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够培育发展新动能；通过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开发新产品，并依靠技术创新降低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成本，能够引领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健康发展；通过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能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进而以自身的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带动全球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等，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更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够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产品与服务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大话语权。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
当前，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呈现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规则碎片化等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中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新挑战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全球范围的生产力快速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但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规则碎片化等导致生产关系变革滞后，阻碍了技术、资本、数据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挑战。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国际产业链大多数产业的高端部分，从中获取巨大利益。这样巨大的利益，也促使这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产业链中的高端产业，导致其国内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和结构失衡等问题。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固有的弊端，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更加突出。一些西方政客错误地把其国内的发展问题和政策失误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致使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壁垒增加，科技交流受限，限制了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技术扩散与市场拓展。同时，多边主义受到阻碍和挑战，导致相关领域的治理机制、规则分化，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上升。这些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各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效率，为各国发展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这些挑战集中体现为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这充分表明，生产关系滞后已经阻碍了先进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积极应对这一挑战，要以创新推动全球生产关系调整优化，引领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指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完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贸易平台以及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议，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同时，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加强产业协同，推动全球范围的生产关系不断完善。
具体来看，在科技创新方面，围绕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并通过数据驱动优化全球资源配置、通过跨境电商等数字化平台降低市场进入成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等，助力降低全球碳排放，进而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在管理创新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自动化与大数据提升生产效率，增强我国“走出去”企业在贸易规则碎片化背景下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并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优化调整。在产业协同方面，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技术与基础设施合作，帮助共建国家打破传统价值链低端锁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化解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的矛盾。
同时需要看到，随着科技创新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应当加强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更好引导全球科技资源配置，避免错配和浪费甚至由此引发的冲突。当前，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应积极倡导各国之间加强沟通，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非关税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同时，跨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对国际法治环境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通过司法合作、法律援助等方式优化国际法治环境，有利于解决跨国投资和企业运营中的法律纠纷和问题。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这些创新性举措，能够促进重塑全球生产方式，改善生产关系，既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障，又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合作动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具包容性、平衡性方向发展。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以开放创新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因此，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不仅能够以新科技推动智能制造，进而重构生产方式，而且能够通过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的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够通过全球化的网络合作，促进国际生产协同。因此，必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又促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集聚全球技术、人才、数据等先进优质生产要素的重要前提，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作用，能够积极回应时代需求，提高开放综合效能，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激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能。当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正在从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旨在通过健全完善相关规则、制度等，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同时，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制度话语权，塑造更加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国际规则体系。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能够更好适应创新需求。比如，发挥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要求以产权制度明晰创新收益、以分配制度激励技术研发、以组织形式促进跨国协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国际化、治理现代化，推动产权保护机制、市场机制、投融资体制等的全面优化，能够推动实现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进而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潜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还能更好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的自由流动。比如，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提升政策透明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配置，强化技术创新激励，能够为转变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通过打造有利于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促进金融服务国际化，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吸引和积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此，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人民日报》2025年8月5日第9版；作者：张宇燕、苏剑、邵宇佳，本文系全国政协“发展新质生产力学理研究”课题成果）
系统工程以大系统乃至巨系统为研究对象，突出强调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要求以复杂性、整体性、有序性、协同性的思维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依法治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环境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改革等重要问题时，多次称其为“系统工程”。深入学习相关重要论述，领悟其中蕴含的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对于蹄疾步稳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呼唤系统思维，涉及法治建设的全过程与各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改一制而触全局。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做到面面俱到、环环相扣，以战略思维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把法治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法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助推器和压舱石。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领导的前提下，统筹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系统整合法治建设要素，充分畅通法治建设环节，切实推进建设法治国家的系统工程。
2015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制定改革方案坚持了体系设计的原则，实施改革方案也要贯彻体系配套的思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确保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得到充分体现，确保新旧体制顺利对接、平稳过渡。“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历史无数次证明，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人民幸福都将无从谈起。为了适应现代军事新变化，以过硬的战斗力应对潜在危险，必须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很明显，这是一个涉及思想教育、组织建设、体制改革、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要以系统思维去主动经略。政治建军是立军之本，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围绕理想信念抓好军队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工作，永葆忠诚为民的鲜明本色。改革强军是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跨军地治理等，我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一系列历史性变革。科技强军是强大引擎，要瞄准军事科技创新的底层和前沿问题，努力打造新质战斗力的增长极。人才强军是关键所在，必须以政治品质、专业能力、创新能力等为基本标准着力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引领支撑作用。依法治军是重要保障，强调以法治手段从严治军的基本方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法律保障。
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治理。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同时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民生问题。要“分其详于下”，在具体工作中始终坚持系统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格局，诉诸制度、市场、科技、文化、教育等多维实践手段，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运用协同思维，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推动局部和全局相协调、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既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不同于且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新图景，是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其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以系统思维去统筹谋划。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就是不断探索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清晰的时间表、明确的任务书为实现现代化进行了科学谋划和系统布局，具有鲜明的有序性、长期性和系统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导向。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整体发展为目标，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外交、党建等多个领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战略谋划与整体推进，也要在统筹协调上做大文章，统筹相互交织的各个领域协同改革，防止单兵突进、畸重畸轻。
2024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动真碰硬、闯滩涉险成为常态，需要我们从复杂性系统的角度出发，统筹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以便更好地回应和解决现实难题。改革不是零敲碎打的调整，而是整体推进与协同创新。要想抓好改革这项系统工程，必须讲求科学方法。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要打破过往“头痛医头”的碎片化思维方法，以全局视野洞察关联，以战略定力谋划举措，以制度创新集成效能。运用系统思维处理好改革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关系，把握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协调好破和立的辩证关系，平衡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以确保改革举措相互配合、改革进程有序推进以及改革成效持续显现。
（《学习时报》2025年8月4日第3版；作者：杨永浦）
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当前党和国家正在科学谋划和制定“十五五”规划，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
“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与阶段任务
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任务，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据和根本出发点。
“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从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来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年。我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一段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五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可见，“十五五”时期这五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阶段，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编制“十五五”规划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切合新时代的特点，需立足新发展阶段。
“十五五”时期的阶段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十四五”规划的深化期，需巩固科技自立自强、产业链韧性提升等既有成果，同时也需解决发展不平衡、内需不足等深层次矛盾；是紧扣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等实现突破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跃升期；是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气候变化压力增大、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的复杂国际环境的百年变局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发展主动权，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决胜期。为此，要准确把握这一阶段的历史方位，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发展动能，以制度型开放拓展发展空间，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全程，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夯实发展根基，在复杂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决定性基础。
“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
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是科学编制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段性要求。经济增长速度是五年规划的首要阶段性目标。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一是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通常而言，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时增速较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保持中高速。二是取决于各类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才能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从而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取决于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3万美元，而2024年我国人均GDP 为1.34万美元。据此估算，到2035年前，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要在4.5%以上才能确保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虽然我们不盲目追求增速，但是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近两年来，我国一直将年度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5%左右，如果在“十五五”期间保持这一增速，那将为2035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同时，面对当前内需不足、消费动力偏弱与群众急难愁盼交织的现实，我们也要将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有机统一，构建内需驱动型发展新模式。
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阶段性要求。“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引擎。因此，科技创新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与GDP之比从2012年的1.91%提高到2.6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34位上升到第10位。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已在人工智能、5G、大飞机制造、卫星导航、载人航天、核电技术、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已完全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十五五”期间，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集中资源攻关核心技术。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科技创新领域加大投资，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尤其是要投资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如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持续加大投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准确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阶段性要求。“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这五年是我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而促成这一转换得以完成的关键在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顺利完成。当前，我国传统产业的体量仍然巨大，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在80%以上。由于受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加速上升，加上遭遇外部冲击，使作为支撑外贸出口和吸纳就业主力军的传统产业受到明显影响。因此，“十五五”期间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产业转型还体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品质化、个性化、智能化需求，需通过新技术提升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服务业质量。
准确把握协调发展的阶段性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就要协调发展，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现阶段，要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作用，推动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以县城为枢纽构建县域经济体系，保障粮食安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此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文化软实力，培育现代文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阶段性要求。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关键领域，推动改革走深走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同时，认真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行政垄断与地方保护，特别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全面实施零基预算，完善金融监管与风险处置机制。对标国际规则，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行高水平开放。
准确把握民生福祉的阶段性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就业、教育、医疗、社保、托育、养老等，将是“十五五”期间的重点工作。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保障就业优先，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增加高品质住房供给，坚定推进房地产回升向好。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化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布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能源技术和新型储能技术取得突破，绿色经济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我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锚定“双碳”目标，实施能源革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努力到2030年使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25%左右。对传统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进行绿色改造，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产业低碳化。实施生态治理，强化大气、水、土壤污染联防联治，守住生态红线。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支持力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准确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阶段性要求。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十五五”时期，要通过建立关键产业备份系统，保障能源资源供应，保证产业链安全，加强粮食、能源、矿产、数据、网络、金融、产业链等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建设，特别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强化经济安全保障，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等风险。通过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能力，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证高水平社会治理。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学习时报》2025年8月6日第1版；作者：崔友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