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全面总结14年抗战史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掷地有声、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
政治引领：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和政治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则走在抗日爱国运动最前列，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积极开展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1935年，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亡新高潮，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推动者。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促使其确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这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政治引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通电，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来抵抗侵略，并向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这一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此，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曾评价：“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1935年，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预言：“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团结抗战局面几度濒临逆转。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社会动员：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国共两党及各爱国党派团体，还包括广大民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93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措施，标志着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这里明确提出了成为抗战核心和放手发动群众的任务。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进行政治动员，首先必须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此才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实践证明，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促进了民众的大觉醒。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发现：“共党已将民众与军队结为一体，全部动员，故能有抗日成绩之表现。”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这样写道：“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实行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这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区别是巨大的。国民党宣传干将叶青（任卓宣）曾分析：“共产党为什么有力量？依我看来，就是他在抗战期内，能够动员民众，发展游击得到成功。而本党呢？对抗战完全站在官僚主义观点上，把抗战看作是军队事情，忽略了动员民众，发展游击的工作，即不完全忽略动员民众，发动游击，但至少是以官僚作风来动员民众，发动游击，因此，共产党得到成功，本党没有成功。”
战略指导：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是一场战争，因此要看军事上的战略指导和战场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旗帜，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表示“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随着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能否进行正确的战略指导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及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南。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1938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一文，通过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特点，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英明论断。《论持久战》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梁漱溟回忆：“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象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
为了实现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从敌我力量对比尤其是武器装备悬殊的实际出发，根据人民军队善于发动群众和打游击战的特长，果断改变军事战略，即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1937年8月，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同月，洛川会议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强调其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并作出全面阐述，明确提出八路军的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他们还对比了国共军队：“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而国民党也从中受到启发，曾效仿游击战，但终因脱离群众纷纷失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游击战战略方针，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在战略防御阶段，当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新四军义无反顾地挺进敌后，创建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日战争主战场，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汇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坚持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的建设：卓越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更大”。
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为此，他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并称之为“伟大的工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思想建设上，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邓小平同志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延安整风克服了在党内曾经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组织建设上，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全面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此后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使全党上下始终步调一致地行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党的七大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统一。
在作风建设上，我们党通过树立良好形象，大大提升了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党的作风”这一概念最早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37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号召整顿党的作风。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革命队伍旺盛的斗志和廉洁的作风，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最终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考察重庆和延安，对比后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三大法宝的纯熟运用，在政治引领、社会动员、战略指导、党的建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胜利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引导中国人民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伟大抗战精神引领、感召和激励下，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以铮铮铁骨为中华民族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长城，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战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而且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斗争。我们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余年奋斗尤其是抗战时期形成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人民日报》2025年8月25日第9版；作者：卢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关于经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内容丰富、要点突出、立意高远，既有总体层面的战略谋划，也有就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提出的实践要求，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各领域工作者，要把《文选》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个理论体系中来领悟；放到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时代坐标中来认识；结合新时代我国经济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深思细悟、贯彻落实。
清晰勾画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与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和转换过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依据和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锚定新时代使命任务，提出了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回顾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过的道路，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逻辑起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对新常态怎么看”和“新常态怎么干”，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宏观上深刻阐释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原则与方法、目标与手段、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找到了突破口、创造了条件。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变化、重塑竞争新优势、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握好的重要着力点。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整体素质持续提升，为我们应对日益激烈复杂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提供了底气和实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阐释和清晰表述将使我们走出一条更加体现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更具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具国际感召力的社会主义大国现代化道路，显示社会主义中国对发展道路独特性、立足点的清醒认知。
中国的发展是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现实针对性、思想引领性、道义感召性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实践成果持续显现，为人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要把新时代我们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放到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推进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以鲜活的实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从“基础性”变为“决定性”，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各类资源要素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带来了发展绩效提升，展现出良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抑制其逐利本性可能带来的消极作用，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等提出系统全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的治理要求，为新时代资本治理用其需、扬其长、抑其弊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作为推进社会变革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基于对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进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实现了对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深化和升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鲜活呈现当代中国极具特色的经济工作方法论体系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取得，不仅在于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更在于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务实有效的实践能力。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定与实施、经济特区建设、重大改革坚持先试点再推广，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开展对口支援与协作等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重要实践。新时代脱贫攻坚成果为国际社会广泛赞赏，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样板。这些成就和经验，鲜活呈现了当代中国极具特色的经济工作方法论体系。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取得，展现了我们党不仅能够洞悉历史必然性、把握发展规律性，更富于实践创造性。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六个方面的关系。
《文选》就新时代经济发展中“质和量”“稳和进”“供和需”“危和机”“内和外”等重要现实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在“质和量”关系上，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稳和进”关系上，提出“稳是大局和基础，进是方向和动力。‘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在“供和需”关系上，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危和机”关系上，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内和外”关系上，“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这些重要论述抓住问题实质、晓畅易懂、重在于行，极具指导意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手段依目的而定，在目的的制约下发挥功能，注意各方面工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防止出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情况。
贫困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在《脱贫攻坚必须在精准上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重点解决好四个问题：“扶持谁”的问题、“谁来扶”的问题、“怎么扶”的问题、“如何退”的问题。中国脱贫攻坚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中国脱贫攻坚创造了全球最精彩的减贫治理实践样本。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各地各部门都在谋划“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工作。我们要切实加强《文选》学习，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学中有思、以思悟理、以理引行、行再得思，切实提高全党政治理论水平和辩证思维能力。坚持面向需求、面向实际、面向未来，增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文选》学习转化成破解实践难题、创新发展方式、提升发展绩效，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光明日报》2025年8月25日第6版；作者：徐占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部长、“一带一路”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原创性贡献与实践伟力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揭示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精髓，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全社会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一原创性理念中的“共建”二字饱含深邃的理论意蕴、放射出耀眼的思想光芒。中华民族共同体既需要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也需要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建设；既需要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共同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包括西藏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时代号召，是对我们党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远见卓识的彰显，是对我们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思想凝结和升华。
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作为共同体的重要形式，是历史的现象，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消亡；有民族存在，就会产生民族问题，就需要解决民族问题。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面对不同时期的民族问题，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可以说，这条正确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这条道路是各族人民共同探索出来的，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坚持与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民族领域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以引导各族人民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为总纲，不断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构建基础理论、完善制度设计，以夯实各族人民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和制度为基础拓展这条正确道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取得新突破。当今世界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解决民族问题的任务。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关键要找到符合本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充当‘教师爷’。”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用“八个坚持”科学提炼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内涵，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突破。党探索解决民族问题与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创新随之不断深化。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提出“九个坚持”。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站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高度，进一步提出以“十二个必须”为基本内容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从“八个坚持”到“九个坚持”，再到“十二个必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
科学揭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本质。科学有效地解决民族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我们党在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超越中国传统的民族事务治理的局限，又摆脱西方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困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本质在于党始终将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底层逻辑，在于这条道路始终“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确保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始终“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这条道路之所以被各族人民共同维护，说到底在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统一性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制度保障。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问题是发展变化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持续发挥应有作用，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适应民族问题的变化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民族工作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新时代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要使其围绕动员各民族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力，以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着力点，切实做到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
完善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
民族是人类最具生命力的组合形式之一，民族意识则是民族的核心要素。以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社会主义原则推动各民族构建多民族共同体，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然途径。然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多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基本上是空白的，实践是失败的，其以苏联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摆脱苏联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得以探索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地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多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形成，科学回答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有效增强各民族凝聚力、有效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最大限度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的问题。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以“整体论”与“部分论”、“全局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丰富了我们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
推动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时间长河里，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彰显出独特的形成发展规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西方民族理论无法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无法直接解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这一重要论述既阐明了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根本价值，也为我们科学构建这一理论体系指明根本方向。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蕴含与强化了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这一重要命题。
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旨。民族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最具动员力、凝聚力的社会要素之一。这是一条社会规律。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始终在遵循这条规律，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对这一规律的运用并不成功，根源就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建设多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对民族发展规律的把握与运用在总体上是成功的，根源在于遵循了引导各族人民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底层逻辑。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始终围绕动员、引导、推动我国56个民族和各地区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与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展开，最终都指向如何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对这一伟大实践的根本特征与要旨的彰显。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力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造福我国56个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56个民族共同努力。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最广的地区。边疆地区与14个国家接壤，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是抵御敌对势力破坏、渗透的前沿阵地。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极端重要、任务十分艰巨，其成效事关党的民族工作全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边疆各族人民，多次亲临边疆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治国必治边”重要战略思想，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建设海洋强国等一系列重要论断、重大方略战略，鲜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夯实了动员边疆地区、重点区域与各方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力点。在这层意义上，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要论述的集大成者。
开辟全方位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落脚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新时代以来，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彰显了这一系统工程、伟大事业的本质特征，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动能。
党对民族工作、边疆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得到系统性重塑，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得以形成与不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在治藏方略、治疆方略以及在整个边疆治理方略中得到切实贯彻，边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得到历史性提升。
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国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践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被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文化润边、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深入实施，以增强“五个认同”为目标的文艺展演、文博展陈、文学创作、体育赛事等出彩出效，一大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得到树立与凸显，以促进人心相通为目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国家统编教材推广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凝聚的精神纽带持续强化。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空前跃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把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全方位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富民兴边行动深入实施，团结固边、产业兴边成效日显，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自我发展能力、人民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等均得到空前改善。以西藏为例，新时代以来，堪称世界级难度的拉萨至日喀则铁路、拉萨至林芝铁路、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12.49万公里，乡镇和建制村公路通达率100%，开通航线183条，天堑变通途；清洁能源、文化旅游、高原轻工业等产业蓬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立；7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脱贫，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4年分别增至55444元、21578元，在全国率先实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公费教育；全区50%以上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9.7%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100%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方位深化。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优化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积极制定支持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不断丰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和场景。民族工作部门制定出台以“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等为代表的专项政策，持续优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各民族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层面的全方位“互嵌”日益凸显。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民族工作、边疆治理等领域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掌握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战略主动权，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赢得了宝贵的稳定红利。
（《人民日报》2025年8月28日第9版；作者：杨须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政治能力”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政治能力”，强调“有了过硬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特定的概念提供特定的思维导向，进而表现为一种“建构”作用。深刻理解“政治能力”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进而提炼本土政治概念、建构自主政治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能力”概念的出场语境
概念是历史发展的表征。对“政治能力”概念进行考察，要在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中把握其语义变迁。概括而言，世界大变局提供了政治能力概念出场的时代背景；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构成了政治能力概念出场的现实要求；推进党的建设形成了政治能力概念出场的内在保障。三者构成由外到内、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是理解政治能力概念的历史语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应当在历史关键时刻彰显担当，发挥引领作用。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政治能力，沉着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政治能力概念的提出，是对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经验总结，是对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研判形势、分析问题，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特别是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实际利益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政治性问题与非政治性问题交织叠加，极易形成风险综合体。在此背景下，领导干部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才能推动形成一种持续、稳定而安全的现代化发展路径。
百余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概念的逻辑前提，正在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时代性和战斗性，防止和克服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推动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政治能力”概念的基本属性
当今世界，政党是大多数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其在形态、规模、构成和行为方式上的变迁，总是能够反映乃至决定一国内政外交的基本走向，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政党的政治性，要求政党按政治规律进行政治活动。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的基本属性可以概括为人民属性、政治属性和实践属性。
人民属性。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政治能力的人民属性表现为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表现为党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转化为国家意志，并通过制度化安排加以落实；表现为党能够抵制并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断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没有人民属性的政治能力，就会沦为空洞的技术能力。
政治属性。政治能力概念的政治属性，最根本的就是要讲党性，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自觉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不断提升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统筹和协调效能。
实践属性。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正是在实践中不断锻炼、积淀、发展政治能力的历史。政治能力并非超历史的抽象的理论设定，而是嵌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政党只有在回应时代任务、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其政治能力才能得到体现和检验。实践属性昭示了对政治能力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在与社会矛盾运动以及历史任务的同频共振中不断提升。
百余年来，在领导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提升政治能力，适应不同阶段的任务要求，把每一历史时期所承担的政治使命、确立的执政目标转化为更加明确的治理要求，灵活、高效地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怎样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也为新征程上不断增强政治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增强政治能力的实践要求
把握政治方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这条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政治能力，首先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迷糊和动摇！”新征程上增强政治能力，就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既防止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国家制度，又要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站稳政治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就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善于从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使做出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充分体现民心民意，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坚定理想信念。人的观念对社会存在状况的反映不是消极的而是能动的，这种能动性使得人们能够根据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规律和要求，选择或形成与这种规律和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论和政治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从中不断汲取真理力量、信仰力量、道德力量，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把握大势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就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又要把谋事与谋势、谋当下与谋未来统一起来，妥善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中长期战略谋划，趋利避害、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历史机遇和国际环境。
发扬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要靠学习，更要靠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我一直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没有斗争精神不行。”历史充分证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们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既是精神上的不竭动力，也是实践中的科学方法。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同时，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严守政治纪律。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党的政治纪律蕴含着全体党员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承载着对奋斗目标的价值认同。严守政治纪律绝不是一般问题和个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是党性，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必须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畏之心。”“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检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能力作风的试金石。新征程上提高政治能力，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有效捍卫党的团结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光明日报》2025年8月29日第11版；作者：宋雄伟，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
抗战精神：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强大精神动力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谈及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度凝练、精准概括了抗战精神的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我们深入理解、传承与弘扬抗战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伟大抗战精神孕育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搏斗。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1937年，日本侵略者以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开始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付出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数抗战英雄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让中华民族挺起不屈的脊梁，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抗战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是抗战精神的核心要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里。抗日战争中，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正确的抗战主张，展现出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燃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唤起中华民族的大觉醒，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上升到一个新阶段。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出抗战宣言，接着在当月又连续发出三份宣言和决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体同胞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强烈的家国情怀，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挺身而出；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是抗战精神的人格彰显。中华民族历来视气节重如泰山，既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又宣扬“玉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毁其节”的高风亮节。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一场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战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极其残暴，以惨无人道的行径、血雨腥风的场面、令人发指的屠杀，妄图逼迫中国人民屈服。威武不屈是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唯一回答。面对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大义凛然，在炮火硝烟中冲锋陷阵，哪怕献出宝贵的生命也要坚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正气、骨气与胆气。在与日本法西斯的殊死较量中，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都凸显了中国军民崇高的民族气节。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以身殉国，感天动地、气壮山河。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率部在零下40℃的严寒天气里，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他只身一人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牺牲后，残暴的日军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胃中竟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棉絮和树皮。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都以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坚守了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抗战精神的外在特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近代以后，面对强敌的一次次入侵，中华民族没有屈服，而是不断集结起队伍，前仆后继，顽强抗争，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奏响了无数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无论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军民始终焕发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淞沪抗战，数十万将士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筑起抵御的堡垒，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与日军浴血死拼，取得首战胜利；台儿庄战役，将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取得正面战场大捷；百团大战，抗日军民纵横捭阖，在交通干线上全面出击，借持续激战重挫敌人嚣张气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中国军民以“粉骨碎身浑不怕”的决绝和勇毅，投身于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争，尽显英雄本色。八路军某连6班途经马石山的10名战士，四进三出敌人包围圈，成功护送100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而10位勇士全部血洒战场。他们以临危不惧、奋勇抗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是抗战精神最直观、最震撼的外在彰显。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抗战精神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历经沧桑、饱受磨难，但始终自强不息，成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在长达14年的抗战岁月里，必胜信念始终如同一台强劲有力的引擎，为抗战胜利源源不断地注入精神动能，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尊严的精神支柱。信念如炬，九死未悔。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无论牺牲多么巨大，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动摇光复河山的决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必胜信念和卓绝智慧，科学预见战争将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引领中国军民长期顽强抗战，一步步积累局部优势，叠加聚变为全局胜势，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战略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最终实现化劣为优、以弱胜强、反败为胜，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1937年9月19日《大公报》刊载的《感谢卫国军人》一文中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抱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坚持抗战，持久抗战，终于使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汇聚成了巨大的历史洪流，以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学习时报》2025年8月29日第5版；作者：郭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