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
一
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因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现在，产能总体过剩，仍一味靠扩大规模投资抬高速度，作用有限且边际效用递减。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
（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二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三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要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四
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
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强化政策引导，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完善硬件和软件、渠道和平台，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
（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六
关于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问题。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大国经济优势所在。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
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释放消费潜力；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促进境外消费回流。要重视乡村消费需求，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要优化投资制度，推动储蓄向投资合理转化。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发挥作用。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要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要提升基础设施和流通水平，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在综合交通、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生态保护、乡村建设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2020年12月16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七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八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九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有效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积累了成功经验，要优化政策举措，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一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要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要合理增加消费信贷，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
二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当前，民间投资预期较弱，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工具。政府投资要在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上加大力度，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要支持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乡村建设行动。要加大科技和产业投资，超前开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建设。政策性金融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强化要素保障。
（202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
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要坚决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错位、循环不畅，是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源之一，统筹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2023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十一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二
《建议》稿突出做强国内大循环，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部署，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强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同时，提出拓展国际循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025年10月20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至2025年10月期间有关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重要论述的节录。统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
（《求是》杂志2025年12月第24期）
经济运行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确保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是世界各国重要的政策目标，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形势，深刻总结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围绕如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了科学指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勇于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巩固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和条件，保持经济向新向好势头，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
经济稳定运行是衡量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准。以科学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长期稳定运行，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项巨大挑战。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增加了各国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稳定运行，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实现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证。虽然其间个别年份经济出现过较大波动，但从未陷入持续衰退，经济运行日益呈现稳定性、持续性。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后没有碰到过的。如何既保持经济增速平稳换挡、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顺利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对我国经济工作的巨大考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全面总结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针对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开出了系统药方，深刻回答了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力指引我国经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应对关税战贸易战、世纪疫情等冲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对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第一，明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行稳才能致远。像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一年的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经济总量。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充分保障就业和民生，才能为“进”创造稳定发展环境。正确把握“稳”和“进”的关系，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大局和基础，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进是方向和动力，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特别是要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稳”和“进”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了经济工作中二者的重点和方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自觉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稳”为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适时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四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等重大政策部署，明确了不同时期“稳”的重点和方向，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同时在关键领域着力求“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成功应对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第二，坚持供需协同发力，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动态平衡。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了经济体的产出、就业和物价等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从而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如果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就会导致经济循环受阻，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剧烈波动。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买方市场特征明显，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实践。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变化，经济政策只侧重总需求管理已经难以奏效，必须同时注重总供给管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抉择，开准药方；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这些重要论述，深化了对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提供了理论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党中央高度重视统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坚持供需双向发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我国经济循环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顺畅，经济运行的质量得到稳步提升。
第三，因时因势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有效精准的宏观调控是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手段。进入新时代，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系统复杂程度明显提高，宏观调控的难度显著增加，对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提出了紧迫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适应经济发展变化要求，我国与时俱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宏观调控呈现以下新变化新特点：一是更加突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促进经济短期运行与中长期发展有效衔接，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二是注重协调推进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平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既加强逆周期管理，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强化跨周期调节，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增强中长期发展潜能。三是注重精准施策，构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调控方式，增强宏观调控的精准性、灵活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四是注重强化政策协同、增强政策效能，形成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调控手段。五是注重把预期管理贯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因时因势出台“合预期”甚至“超预期”政策措施，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提振市场信心，提升调控效能。这些新变化新特点，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宏观调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发展内外关联度空前密切，经济运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强。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不少挑战。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开放发展，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基于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比较优势变化的科学把握，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坚持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流，总书记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书记还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新时代以来，我国坚定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大幅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和能力显著增强。
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疲软，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未摆脱危机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8—2024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2.1%，欧元区国家为1.1%，经合组织国家为1.6%，与危机前相比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在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同时，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还深受通胀与公共债务居高不下、财政可持续性恶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困扰。这些事实表明，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面临重大问题，前景不容乐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始终稳健前行，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2012—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远高于世界3.1%的平均水平。“十四五”时期，面对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矛盾和长期问题交织、外部冲击和新冠疫情冲击交汇等多重影响，2021—2024年我国保持了平均5.5%的经济增速。同时，我国经济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正在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阶段。
面对复杂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难以摆脱增长困境，而中国这么大经济体量的国家却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运行理论指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极大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认识，有效破解了西方经济学无法回答的经济运行中的理论难题，实现了对经济运行理论的创新和突破。这集中体现在对以下几组关系的科学把握。
第一，正确处理了经济运行中“量”与“质”的关系。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没有采取西方国家惯用的“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政策，而是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不断做大经济总量的同时，着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妥善协调了短期稳定与中长期发展的关系。我国的宏观调控并非应急之策，而是在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框架下的系统谋划。通过编制中长期发展战略、五年规划、年度计划等，合理确定长中短期目标任务，相互衔接、有序实施，确保政策既解决当前问题，又服务于长远蓝图。这种长周期、战略性的政策考量，相对于西方的短期调控而言，能够有效引导资源要素跨周期合理有效配置，提升宏观经济运行长期和短期的平稳性和增长性，保障各项政策协同发力。“十四五”时期，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国财政赤字率保持在合理区间，货币政策保持精准有力，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均按进度推进落实，彰显了中长期战略的执行力。反观一些西方国家，宏观政策短视化倾向明显，政策连续性常因选举周期中断，政策“翻烧饼”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有机统一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既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又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来弥补市场失灵、引导发展方向、维护公平正义，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与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小政府、大市场”信条，导致政府调控能力下降，或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却缺乏结构性引导，大量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加剧泡沫；或因权力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应对挑战，反映出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的双重困境。
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持续性，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的实践伟力。在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一科学理论基于中国经济实践对西方经济理论实现了超越，为世界各国以更科学的宏观调控方式应对经济运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供了新方案新选择，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向好态势。但同时，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增加。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聚焦“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供需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要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有效对冲外部冲击影响，努力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态势。一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另一方面，有效发挥财政金融杠杆作用，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资本和金融流向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发挥好政策作用，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高水平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经济运行承压时，稳住就业对于稳定经济、安定人心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就业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公平有序就业环境。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振社会信心。经济主体预期稳、信心强，经济社会才能平稳健康运行。当前，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我国市场预期偏弱，消费与投资意愿不强，制约了宏观调控效能与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推动实现稳预期、强信心与稳经济、促增长的良性互动。紧紧围绕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更实更细的宏观政策稳住经济基本盘。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多出台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加强舆论引导，精准释放政策信号，持续引导经营主体形成对经济运行态势、政策调整方向的合理判断，为经济稳定运行筑牢坚实的信心基础。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推进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拓展国际循环，把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求是》杂志2025年第24期；作者：赵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以历史主动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交汇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历史主动精神锚定发展方向、破解发展难题，对于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核心要义和战略价值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重大判断，深刻揭示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时代必然性。唯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在变局中把握先机、在挑战中开辟新局。“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核心要义在于聚焦国家利益与长远目标，不受外部干扰与诱惑，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沿着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进各项事业，实现国家稳定、繁荣与进步。
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历史主动精神夯实发展根基，这既是党的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更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战略要义。一是把握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但人在其中并非消极被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史，就是把握历史主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胜利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探索革命道路，摆脱被动局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自力更生，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伟大觉醒主动破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延续这一历史逻辑，通过办好自己的事掌握发展主动权。二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支撑。当前国际博弈的本质是实力较量，唯有自身强大才能抵御风浪。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核心就是通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将制度优势、市场优势等转化为发展胜势，构建起抵御外部风险的坚实屏障。三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锚定中心任务不动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外部依赖”思维，聚焦国内发展重点。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推进共同富裕，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到治理能力提升，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这些关键事情，才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让民族复兴的步伐更加坚实。
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基础和优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积淀的物质根基与经济社会结构优化释放的发展潜能，共同为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构筑起坚实支撑、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供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形成上下一心、同向发力的强大发展合力，确保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供广阔空间。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与多层次市场需求，既能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需求土壤”，支撑企业规模化创新与生产，又能凭借市场吸引力汇聚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坚实根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完整产业体系。这一“全链条”优势不仅让我们在面对外部产业链供应链波动时，能够保持自主生产与应急保障能力，更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全流程支撑，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为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供智力支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我国2024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已达2.5亿，庞大的人才队伍与持续提升的劳动者素质，正成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从基础研究的原始突破到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到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人才始终是激活创新动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改革开放40余年积淀的丰硕物质成果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雄厚底气。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重要台阶，2025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左右，建成了世界上覆盖最广的基础设施网络，粮食、能源等重要战略物资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这份坚实的物质积累，不仅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供了“缓冲垫”，更让我们有能力加大对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投入，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经济社会结构深度变迁释放的发展潜能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活力源泉。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持续提升，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新型城镇化进程不仅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完善的巨大需求，更推动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城镇集聚，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同时，城乡融合发展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格局逐步形成，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城乡联动”的新空间。这种结构变迁带来的发展韧性与张力，让我国经济在面对周期性波动时能够展现出更强的调整能力，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能。
以历史主动精神破解发展难题的实践路径
坚持人民至上，凝聚发展合力。历史主动精神的本质是人民立场的彰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明确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价值导向。激发人民主体活力是核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群众在基层治理、创新创业中积极作为，通过完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等制度，让企业家、管理者、科研者、职工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充分释放。近年来，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新形态蓬勃发展，正是人民活力的生动体现。解决民生关切是关键。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投入，健全乡村振兴长效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业是民生之本，要针对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等群体精准施策，通过产业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就业稳保障收入稳、消费稳，形成“民生改善—内需扩大—发展升级”的良性循环。
强化创新驱动，筑牢高质量发展引擎。创新是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体现，更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根本动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强调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科技自立自强体系是首要任务。要深入实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针对“卡脖子”等技术难题，借鉴载人航天领域“100%国产化”等攻关经验，建立和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集中优势资源突破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同时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资本市场生态，让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关键抓手。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升级，运用数字技术改造制造业、农业等传统领域；壮大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新支柱；前瞻布局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抢占发展新赛道。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制度创新活力。历史主动精神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就是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明确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战略部署。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核心环节。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重要支撑。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重点深化民生领域改革：健全就业优先政策体系，完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深化教育、医疗、养老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建立跨领域风险监测预警平台，严防系统性风险。
扩大高水平开放，塑造发展竞争优势。主动开放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特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并非被动适应国际规则，而是主动塑造开放发展新格局。构建双向开放新格局是重要路径。一方面深耕国内大市场，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打造“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提升对外投资质量，推动高铁、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出海，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要优化开放平台布局，升级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载体，试点更高水平开放政策。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是战略举措。应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多边贸易体系，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6日第6版；作者：张占斌，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体现了党和人民最重要最根本的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部分也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和完善，如此才能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真正落地见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上下贯通、左右协同联动、监督问责精准、运行高效有序的覆盖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环节和全过程的制度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上下贯通、层层负责、一体推动的工作机制。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根据这些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立了维护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权威的相关制度机制，如2017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带头树立“四个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要求，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2019年1月，“为了加强和规范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保证全党全国服从党中央、政令畅通”，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对什么是请示报告、谁向谁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什么、怎么请示报告等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2020年9月，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这是继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后，又一个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基本遵循的制度安排，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了全面规定。如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和职能，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大脑和中枢，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关于党中央与其他机关、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关系，规定：“各级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都必须自觉接受党中央领导”，“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向党中央看齐，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地方层面，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职责的第一条就是“制定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以及同级党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重大措施”。在组织原则上，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任何地方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某项重要决定的情况应当专题报告”。
党的各个工作机关、部门，是党实施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政治机关，是落实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的执行机关。2017年初，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规定“党的工作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工作机关开展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一条也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其应当履行的职责的第一条是“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为了促进基层组织更好地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性文件。
上下一体，所以为泰。这一系列制度设计，形成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完整链条，通过层层传导、段段接力，保证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二是建立健全左右协同联动、相互携手配合的工作机制。党和国家的事业如同一盘大棋，各部门就是棋盘上的车马炮、士相卒，要赢得胜利，就要相互配合，携手同心，而不能单打独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制度，推动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既有做好自身工作的积极性，也有服务全局的自觉性，分工上有“界”，合作上无“界”，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的事项，问题共治、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形成了1加1远大于2的叠加优势，推动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外事、党的自身建设等各领域、各行业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三是建立健全考核考评和问责追责工作机制。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能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光靠部署和动员是不行的，还要有相配套的考核考评和问责追责机制给予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铁规矩、硬杠杠，形成了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实现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考核监督问责就跟进到哪里，为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有力抓手和坚强依据。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强调，各项制度制定了，就要立说立行、严格执行，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建设上，党中央坚持“两手抓”，既抓制度制定，也抓制度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等现象。”当前，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关键是要提高这些制度的执行力，防止制度空转，真正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一是强化制度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通过认真学习领会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的重大意义，切实树立“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的政治意识，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有些地方制度意识不强，不向中央请示就自行决定一些重大政策，为此，毛泽东于1948年4月10日、5月25日，两次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在中央的严格要求下，全党全军极大强化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制度意识、规矩意识。正是有了这种意识，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小村庄里发出408封电报，组织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各地党政军民坚决执行党中央战略部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战争奇迹。
当前，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制度缺乏敬畏之心，在本人主政的地方或者分管的部门自行其是，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还有的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把制度的“硬约束”变成了当作摆设的“稻草人”。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维护制度权威的良好氛围。
二是强化责任意识。所谓责任，就是职能范围里应当履行的、承担的、做好的工作。古人说：“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就是要求官员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尽其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把党摆在心头正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放在心头正中，创造性地落实好、完成好。责任意识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充分调动起来，就能够勇于面对工作中的挑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消极地应付，这是推动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强化责任意识，领导带头、率先垂范具有重要示范效应。领导干部掌握一定的权力，有权必有责，“责”与“权”是相伴生的。作为“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各项制度，带头捍卫制度权威。
三是强化群众意识。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高利益，这些决策部署只有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和实施，才能变成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部署才能变成实践。要保证这些决策部署得到有效执行，就必须坚决克服“中梗阻”，确保党的政策及时、准确、广泛地传达给人民群众，绝不允许打埋伏、夹私货，搞“选择性传达”或“敷衍式落实”，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四是强化监督意识。必须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要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制度的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对于党中央部署的重要事项、重要工作，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进展情况。要通过综合督查和专项督查，促进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统筹推进、整体推进，对不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切实维护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主动性自觉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进行了全面擘画，对面临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换言之，就是要确保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包括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制度及程序和规矩，也包括维护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这是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的原则，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原则。党中央制定的“十五五”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安排和深谋远虑，可以说大政方针、目标任务都已经明确，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落实再落实。如果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权威就无从谈起，宏伟蓝图就会变成镜花水月。
优化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机制。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集中呈现，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遵循。202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第一议题”制度。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召开常委会会议（党组会议）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及其他党内重要会议的“第一议题”，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已经做到了常态化，下一步要在提高实效性上下更大功夫。要严格按照党中央要求深学细悟，强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特别是要建立健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第一责任人”制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定期“回头看”，务求实效性。
坚决纠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当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门对落实党中央部署热衷于作秀造势，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表态大于实干；有的传达党中央精神僵化机械，不消化精神实质，不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囫囵吞枣；有的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心不在焉、满不在乎，落实上浮皮潦草、敷衍塞责；还有的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选择性落实，合心意的就干，不合意的就搞变通；更有的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之名大搞个人“政绩工程”，铺大摊子、上大项目、造大声势，热衷于争抢各种“第一”“首创”“独家”的虚名。出现这些问题的实质性原因，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对这些问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或者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通过问责一个，达到警醒一片、促进一方的效果。
（《学习时报》2025年12月15日第5版；作者：王均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及其文化内涵、独特优势。同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仅精准勾勒出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和独特魅力，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和坚实的文化根基。基于此，深刻把握并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契合与内在关联，意义尤为深远而重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深厚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五千余年来，从甲骨文到简体字，从简牍玉石到纸张印刷，从青铜礼器到航天重器，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理解现代化进程亦是如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理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千百年来的治世理想；从“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领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也是传承千年的美好愿景；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哲学的现代表达……这种贯穿古今的连续性特质，使中国式现代化成功避开了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文化断裂与社会失序，在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出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文明。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主张，意谓周虽然是一个古老国家，但上天赋予它新的使命，那就是要求它顺应天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隋朝时期，隋文帝提出不要墨守成规，主张“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要求在制定方针政策上，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清朝康熙皇帝也提出：“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即国家制度应与时俱进，使其更符合实际，更趋完善。可见，勇开拓、求出新的创新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这种创新不是割裂传统的凭空创造，而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智慧传承。当前，这份创新基因愈发鲜活，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独特又强大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向世界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国盛世气象，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历史与实践一再印证，僵化固守只会处处碰壁，锐意创新才能迎头赶上。因此，我们应持续不断地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创新因子，在前进道路上积极推动自我革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破浪前行的不竭动力，它让传统与现代共融共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发展合力。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中华文明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是一个保持着长期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秦汉时期，中华整体观念得以孕育并确立。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使人民看到“华夏一统”的现实。西汉时期，为强化大一统政治局面、推动其向纵深发展，汉武帝锐意推行制度变革，将“大一统”升华为核心政治理念，确立了其在政治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历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文明演进，“大一统”理念逐渐深植于中华各族人民的内心，成为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精神信仰。诚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无论逐鹿中原的格局如何演变，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使“大一统”观念进一步强化。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局面，国家就能够强盛稳定，人民就会幸福安康。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融合民族特质与现代发展的关键密钥，也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开启新征程的重要精神支撑，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宽发展空间。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特质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基因”，内蕴着“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理念，这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人生与世界的深刻洞见。儒家文化则强调“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等，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赋予了伦理性内核。“和而不同”强调在坚守核心底线的基础上尊重差异；“中庸之道”则以“执两用中”的智慧，为协调多元关系提供了理性准则。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旨在不执一端之见，容纳多元存在形态，彰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智慧，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包容精神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遵循一些西方国家所坚持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旧有发展逻辑只会加剧发展困境，而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发展难题、拓展发展新局的独特优势。换言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内外发展空间。对内而言，有利于凝聚各民族的发展共识，形成同心同向的发展合力；对外来说，则有效打破文明的隔阂与壁垒，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让中国式现代化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价值理念。“和”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意蕴深远的汉字，承载着穿越千年的文明智慧，蕴含着中国人对世界、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与价值追求，贯穿于礼乐教化、精神信仰、身心修养等多个维度。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思；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体现国家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相处之道；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体现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治理智慧；人心和善的道德观，饱含修身立德、向善向美的价值诉求。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和”的理念早已深深熔铸成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塑造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处世之道上，有“以和为贵”的包容胸襟，有“讲信修睦”的价值取向，体现着对差异的尊重、对和谐的追求，成为维系人际和谐、促进社会融洽的重要文明密码；在社会理想中，有“天下太平”“协和万邦”的崇高追求，有“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训警示，深刻印证着和平发展是文明存续的必由之路。千百年来，“和”文化始终赓续不绝、生生不息，既是中华文明追求的目标，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心之所向，当前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标识。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6日第6版；作者：万资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