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正伟

近期针对公职人员的禁酒令引发热议，殊不知，我国古代统治者早已深谙酒禁之道，其法令之严、处罚之酷，远超今人想象。从王室贵胄到黎民百姓，一旦触犯酒禁，轻则倾家荡产，重则人头落地。这些雷霆手段，核心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杜绝粮食浪费、严防权力腐败。

周朝《酒诰》：开禁酒先河，违者立诛。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文禁酒法令，周公旦颁布的《酒诰》开宗明义：“饮惟祀，德将无醉。”即饮酒仅限于庄严的祭祀场合，且必须保持清醒，以德自律。其规定极其严苛：凡聚众酗酒者，一经查获，无需审判，就地正法！若有官员纵酒失职，同样难逃死罪。其出发点异常清晰：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酿酒消耗巨量粮食，危及国本；更忧者，酒能乱性，易滋生事端，破坏“礼”的秩序。《酒诰》以最极端的手段，将酒与祭祀绑定，剥离其日常享乐属性，树立了“非礼勿饮”的铁律，违者代价便是生命。

汉代“三人禁酒令”：群饮即罪，罚金如山。西汉承袭秦制，对酒禁的执行更加制度化、精细化。汉文帝时，《汉律》明文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律看似仅罚金，实则极其严苛。“四两金”在汉代价值几何？据《汉书》载，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数月的收入，足以让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其用意明确：严防民间借酒聚众，滋生议论朝政、结党斗殴乃至叛乱之祸。朝廷派出“循行”等官吏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违规群饮，当场罚金，毫不容情。这条法令精准打击了民间非必要的社交性饮酒，将禁酒重点从单纯的祭祀限制，扩展到对“社会潜在不稳定因素”的强力管控。无数因一时兴起聚饮的平民和小吏，因此背上沉重债务，其威慑力不言而喻。

朱元璋的铁腕禁酒：皇亲犯法，与庶民同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深知物力维艰与吏治腐败之害，其禁酒政策以空前严酷著称。一是源头扼杀。朱元璋下旨“严禁种糯”，因糯米是优质酿酒原料。此令从根源上卡断大规模酿酒的可能性，确保粮食优先用于果腹。二是执法如山。其执法之严，堪称“六亲不认”。大将胡大海之子在河南前线违反禁酒令，地方官因惧胡大海威势而不敢处置。朱元璋闻讯震怒，“朕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亲自下令将胡大海之子处斩，并严惩徇情官员。此案震动朝野，以血淋淋的事实宣告：在禁酒令面前，功臣勋贵亦无特权！另一则记载，朱元璋微服私访，听闻某大臣在家饮酒作乐，次日朝堂之上便令锦衣卫将其当庭杖毙。三是出台“四菜一汤”的反腐倡廉的制度创举：为杜绝官员借宴请之名行奢靡腐败之实，朱元璋明文规定公务接待标准：“凡为官者，同僚往来，止用四菜一汤。”此令不仅限制了饮酒的场合，更从饮食标准上釜底抽薪，压缩了公款吃喝的空间。后世广为人知的“四菜一汤”廉政标准，正源于此。

纵观古代禁酒令，秩序、节俭与廉洁是其核心目标和永恒命题。其一是保民本：严控酿酒，最大限度节约粮食，保障民生基础。其二是维秩序：严惩聚饮、酗酒，防止社会动荡、减少治安案件。其三是肃吏治：通过限制官员宴饮和严惩权贵犯禁，遏制奢靡之风，防止权力寻租与腐败滋生。其四是正风气：引导社会形成节制、勤俭的价值观。从《酒诰》的“饮惟祀，德将无醉”到朱元璋的“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古代禁酒令展现的不仅是统治者的决心，更是一种以“重典治乱象”的政治智慧。那些倒在禁酒令下的亡魂与倾家荡产的罚单，是古代社会治理中为维护核心价值所付出的冷酷代价。

今日的禁酒令，手段更趋于文明，但其节约粮食、维护秩序、倡导廉洁、保障健康的深层诉求，依然与千年前的先贤们遥相呼应，印证着这一社会治理命题的永恒性。历史警示我们：酒杯虽小，关乎国计民生；法禁虽严，其心在于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