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和平

老刘本名刘汉武，但清涧县城里的人，似乎早已忘了他的官衔，只认得“老刘”这两个字。1989年6月，他从副县长调任县政协主席，那时我恰好也在县政协办公室工作。九年多的光阴，我与他朝夕相处，他的一言一行，就像黄土高原上吹过的风，无声无息，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老刘是个“书痴”。在那个年代，他的办公室就像个小型的图书馆。除了公务，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书堆里。他读书极认真，每本书上密密麻麻全是批注，光是学习笔记就攒下了一万多本。有些外地来的领导，甚至专门跑来借阅他的笔记，当作案头教材。有一回，我俩去李家塔镇下乡搞计生工作，挤在一孔窑洞里过夜。夜深人静，我起夜时，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借着微弱的灯光，还在一页页地翻着书，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近一看，竟是在死磕文言虚词。我忍不住打趣：“老刘，您这把年纪了，还跟这些之乎者也较什么劲？”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憨憨地笑了，“我小学底子，不把这些虚词弄明白，老祖宗的文章读着总隔着一层纱啊。”他对书的痴迷，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外出办事，书店是他雷打不动的必去之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好书，他总能托人从外地寄来。买书时，他从不心疼钱，自家藏书过万册不说，还力推给县政协机关办了个图书阅览室，硬是把机关的文化底子给垫厚了。

在县政协那几年，我从干事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财务，成了老刘的“大管家”。可这管家当得，有时竟让我觉得有些“憋屈”。老刘公私分明到了骨子里，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出差，从未报销过一分钱的吃喝烟酒。记得有一次，我寻思着来客待客总得有个样子，便趁他不在，悄悄拿了两条大号工字烟和一条中华烟放在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我刚坐下，他就把我叫进去，把烟钱一分不差地塞到我手里，语气平和却不容拒绝。后来一起出差，路上吃饭、住宿，一回单位，他准会拿出个小本子，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先把自己那份掏了。在那个手机开始普及的年代，他愣是没用过一部手机，家里的电话费也从未在公家报销过一分。他总说，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咱不能占。

老刘的家在县城老坟湾后沟，院坡下有几条梯田。节假日，他总爱往地里跑。为了吃上干净的有机菜，他竟提着粪筐，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师家园则、稍门坡一带拾粪。那时乡下拾粪的人都少了，一个堂堂正县级干部却成了县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心照不宣，提起“拾粪县长”，都知道说的是他。

他当副县长时分管农业，心里始终装着农民。到了县政协，为了解决县城人冬天吃菜难的问题，他又四处奔走，争取项目，在下二十里铺乡梨家湾村建起了三十个温室大棚。不管严寒酷暑，他总往田间地头钻，和农民蹲在一起交流技术。看着大棚里的蔬菜绿油油的，看着老乡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总会绽放出孩子般纯粹的笑容。

一晃眼，老刘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岁月流转，许多人和事都已模糊，但他那提着粪筐的背影，那戴着老花镜在灯下苦读的模样，那把烟钱塞给我时坚定的眼神，却愈发清晰。他就像黑夜里的一束灯光，不刺眼却足够温暖，照亮着我们在这条名为“做人”的路上笔直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