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当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创者，首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者，也是1948年被中共宣布的头等战犯之一……他就是一生始终跌宕起伏，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劢。
张昌华
维艰的少年生涯
一部《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让妇孺老幼尽知徐志摩、陆小曼和张幼仪,却没有几人注意到身为张幼仪二哥的张君劢。
张君劢,本名嘉森,江苏宝山人,出生于一个儒医兼商的家庭。兄妹11人,君劢行二。祖父铭甫以举人身份在四川任县令十年,颇有政声,后退隐定居嘉定。其父祖泽悬壶济世,为一方名医。张君劢6岁破蒙,与弟嘉璈(公权)同入家塾。他悟力过人,人称“小军师”。11岁入广方言馆,上英文课时始知“世界上除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毕生孜孜以学。
入学次年,发生“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慈禧捕杀维新党人,通缉康、梁。学馆门前高悬通缉康、梁的照片,引起张君劢的注意,此事在他心中播下了委身国事的种子。1902年,他与弟弟公权一道参加县试,两人均中秀才,少年登科。翌年上海震旦学院招生,培植翻译人才。张君劢见报上梁启超的宏论“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始入震旦。然,每岁一百多两银子无力承付,不得已退学,转入学费低廉的南京高等学校。在南京高等学校只一年,就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旋经友人介绍到长沙明德学校教英文,结识留日归来的黄兴。张君劢在讲坛上不时抨击时政,每讲到列强入侵、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时,声泪俱下,闻者无不动容。竟有学生听到悲愤处,号啕痛哭。
1905年,张君劢辞去教席回故乡,遵父命与元配夫人沈氏完婚。蜜月尚未度完,便负笈日本,以官费资格入早稻田大学学理化。因为对理化无兴趣,改学法律、政治。因他擅改专业,县里中止官费,他便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贴补学杂费。孰料,报纸停办,生活无着,只能靠借贷生活。一日三餐难继,一条毛巾他与一同留学的弟弟公权一分为二;破了,再一分为二。兄弟两人不在同一所学校,每周晤聚一次,只吃烤山芋……
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经考试获翰林院庶吉士。由土秀才成了洋翰林,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踌躇满志。张君劢考察中国复杂的政局后,进言梁启超去联络袁世凯,借以壮大立宪党人队伍。可袁世凯执政后“因循坐误,一事不举”,令张君劢大为失望。加之《俄蒙条约》的签订,民怨沸腾,张君劢在《少年中国》上撰《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檄文一出,反响热烈,他成为反袁第一人。在梁启超劝告下,张君劢流亡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期间袁世凯紧锣密鼓阴谋复辟帝制,梁启超又电告张君劢回国,襄助友人反袁。当时,张君劢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毫不犹豫匆匆回国。返途7天行程中,他身上只有13块铜元,只好以白开水、面包充饥,途中由彼得堡回国的川资还是友人提供……
无论怎么说,张君劢都是标准的民国风云人物。半个世纪内,他在政界和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和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等重大事件,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段祺瑞、蒋介石、李宗仁、陈立夫、梁漱溟、罗隆基等一代显要均有过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总统杜鲁门、韩国总统李承晚和南越总统吴庭艳等都有过交往。
批评国民党，积极抗战
“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张君劢赋诗言志。他又说:“吾爱善政,吾尤爱以人民自由为基础之善政。”鉴此,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独裁行径,他深恶痛绝,经年不断地批评。
1929年端午节前一天,张君劢到中国青年党干校去上课,途中被绑票。绑匪向张夫人索巨款赎人,否则割耳。张夫人一眼看穿绑匪明知张家无钱可勒,目的是恐吓,是使行知学院自行解散,于是不理。绑匪又扬言要撕票,张夫人仍不睬。僵持了20天,绑匪将其放回。但张君劢从此落下跛腿的终身残疾。
在上海，张君劢已无法生存,全家不得不流亡德国。
1931年,应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之邀,张君劢到燕大教哲学。张君劢真的不因哲学忘政治。次年,他与罗隆基、黄炎培等人秘密发起成立“国家社会党”,同时成立“再生社”。《再生》创刊号上，张君劢、张东荪等3人联名发表《我们要说的话》,阐明国家社会党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意见,提出一种“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主张。
“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张君劢到上海前线考察,慰问浴血奋战的官兵,回到北平在燕大校园公开演讲,报告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可歌可泣的事迹。由于他的演讲精神有悖于国民党对日的妥协政策,蒋介石大为恼火,遂被迫辞去燕京大学教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宋蔼龄用国民党政府的飞机运狗到重庆。消息一传出,引发西南联大学潮。时恰张君劢、罗隆基在大理兴办民族文化学院,国民党指控张君劢、罗隆基是这次学潮的幕后人物。正巧,张君劢本人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蒋介石下令将其软禁在重庆汪山,学校也被关闭。张君劢不服,申述。蒋介石认定是张“在昆明搅政治的朋友所为”。其实,这是借口,蒋恼怒于张君劢以往的所作所为,又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不断地向他吆喝“要宪政”,要他“结束党治”。就这样，张君劢被软禁了两年,直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劝说蒋介石采取民主政治,共同抗日,张君劢才获自由,重返参政会论坛,又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
抗战时期,张君劢表现不俗,显现出一腔爱国真情。作为抗战时的第三种力量,张君劢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从事革命运动。
1932年,溥仪当了日本人的傀儡。为探求民族复兴之道,激励国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心,张君劢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菲希德的《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当年拿破仑占领了德国,菲希德冒着生命危险对市民做此演讲,激发听众爱国热情)。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再版多次。继之又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鼓舞国人；而且,他身体力行,不顾车马劳顿到晋、鲁、粤、滇等地演讲。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李顿调查团发表的调查报告一派胡言,荒谬地提出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交“国际共管”,由日本代理行政权。国人愤慨,张君劢严厉抨击调查团偏袒日本,纵容侵略者。
他在1937年又翻译出版了《全民族战争论》,在扉页上赫然写着:“敬以此书献于绥远前线为国守土之将士。”在稍后出版的《对外抗战问题》上开篇疾呼:“时至今日,我们国民应该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外抗战问题’。”文末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愿步菲希德的“后尘”,“做一个随营演讲员”。又说:“我现年虽过了五十,但我仍愿尽其为国民之义务。”
对小妹再嫁悍然说“不”
“心正而后身修,修身而后齐家,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此乃儒家经典。毕生以倡儒为己任的张君劢在人生低潮时反思:治国先治己。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不难。且以婚姻问题为例。
张君劢于1905年岁末遵父母之命,与元配夫人沈氏订婚。次年春,按旧俗举行婚礼,尚在蜜月中就与新娘握别,负笈扶桑。经年滞留在外,与沈氏缺少共同语言与情趣,加之长期分居感情难以融洽。
1923年,在筹备泰戈尔访华招待会上经郭梦良、黄庐隐介绍,与毕业于北京女高师的王世瑛相识。王的出现,就像在张君劢的心湖投下了一枚石子,像一缕春风,吹皱一池春水。翌年,王世瑛率她所执教的福建女师的学生访问沪、杭、宁,两人的交往日密。尽管当时张君劢因他办的国立政治大学经费受阻而四处奔波,“忙得饭都难顾得上吃”,但仍坚持每日与王见面、晤叙。十余日的相处,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之后,福州、上海之间情书往返。素不作诗的张君劢也诗兴大发,咏叹自由爱情的幸福。1925年,张君劢毅然与沈氏离异,与王世瑛结成伉俪。时张39岁,王26岁。婚后,王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襄理他的译著《政治典范》的出版。故他在书首冠上“谨以此书献于释因(王的笔名)女士”。王是贤妻、良母,这是一桩美满婚姻。1945年,王因难产过世。时张君劢在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获此噩耗“伤心欲绝”。此后孑然一身,不再续弦。
张君劢冲破樊篱,结束了一场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无可指责。王世瑛过世,他终身不娶,显示对爱情的忠贞,亦值得称道。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对亲妹妹张幼仪被徐志摩遗弃后意欲再嫁却持否定态度。“当杜里舒夫人向他提出张幼仪很可能改嫁时,他回答道:‘啊,那绝对不可以发生,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谁能想到倡导女权、也食人间烟火的张君劢竟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是对自己的亲妹妹!
1914年左右,张君劢之弟张公权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奉命视察杭州一中,在察看学生作文时,无意中发现一份优秀考卷。行文文白相夹,但畅如流水,意气风发,颇得梁启超“新民体”神韵。字写得又漂亮,显现出不凡的才华。他就是徐志摩。张公权忽然想起尚待字闺中的小妹张幼仪。张公权调查获知,徐志摩是独子,父徐申如是颇享盛誉的硖石镇商会会长,亦算门当户对,遂托人向徐家提亲。
徐申如行商,巴不得高攀,把张家作为靠山,而且张幼仪本人秀外慧中、端庄贤淑,有大家闺秀风范。与世代书香、政治上炙手可热的张家联姻,不仅可光耀门楣,而且可进一步扩大产业。徐父也未征询徐志摩的意见,爽然应承:“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公权之妹为媳。”
张幼仪兄妹11人,姐妹中排行第二。姐姐尚在家中,因算命先生说大姐需25岁后出嫁,方可免于劫难。张幼仪那时少不更事,心静如水,“我要嫁给家中人为我相中的男人，我没意见。”定亲时她才13岁。她只在苏州师范读过一年书,只能说粗通文字。算命先生说徐志摩、张幼仪的生辰八字不合,徐属猴,张属鼠。为撺掇这桩婚姻,张家将张幼仪的生肖改为“狗”,生年由1900年改为1898年。
1915年10月28日,张君劢、张公权代表父母与徐家人见面,表示满意。徐、张结婚时证婚人是曾为浙江军政府都督的汤寿潜,婚礼颇为风光。当时徐志摩十九,张幼仪十六。
“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小姐张幼仪,初见夫婿徐志摩一表人才,自然高兴。但阅历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导致共同的语言不多,“有种沉闷感”。加之婚后不久,徐便北上求学,好在书信往返,日渐了解,感情日趋深厚。1918年生子徐积楷。不久,徐志摩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出国。张幼仪自觉寂寞,向徐父提出要出去开眼界,陪同徐志摩。徐父怕影响儿子的学业,没有同意。1919年,张君劢由德国回来,为缩小妹妹与妹夫的差距,建议张幼仪出国求学,说服了徐申如。徐志摩也想张幼仪去陪伴,这样,张幼仪到了伦敦。可是偏在此前徐志摩遇到了林徽因,一见钟情,对张幼仪已失去了往日的情怀……张幼仪已察觉自己变成了一柄“秋天的扇子”,心境灰淡。争吵不时发生,最后徐志摩摊牌,托友人问张幼仪“是否愿做徐家的媳妇,不做徐志摩的太太”，也就是离婚不离家。在波士顿的张幼仪迢迢万里到巴黎向张君劢求援。张君劢对她讲述一番现代文明离婚的道理,安慰她顺其自然。1922年3月,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出生才一周,由金岳霖、吴经熊作证人,徐、张在柏林签了离婚协议。离婚后,张幼仪以徐申如寄女的名义,留在徐家,后走自立的道路赴德国留学。
令人费解的是,张家上下仍视徐志摩为“佳婿”。张幼仪将离婚的消息告诉张君劢,张君劢回信中没有多少话劝慰妹妹,却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张君劢一直视徐志摩为张家带来荣耀。徐、张离婚不久,张君劢告诫张幼仪: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在她离婚五年内不能和某个男人共同进出,以免别人以为徐与张的离异是张家闺女不守妇道。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与徐志摩的关系更是不一般,共办《晨报副刊》和新月书店。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他着盛装做贵宾出席祝贺。徐志摩遇难后,他由上海到济南去处理丧事,随徐的灵柩南下。张嘉铸竟在遗嘱中写上,他死时不要放哀乐,要朗诵徐志摩的诗。他知道自己的孙女张邦梅打算写徐志摩传时,嘱咐孙女“对徐志摩要仁慈一点”。
离异后的张幼仪,走自立自强的路。她先后在上海开过云裳服装公司,在东吴大学教过德文,1928年又在上海创办第一家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任董事长、总经理。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时韶华已逝,年过半百,偶识房客苏记之医生,相互倾慕。她想老了应有个归宿,便写信征求四哥张公权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让我考虑考虑”。悲哀的是永无下文。她写信问二哥,张君劢只嘉许她多年来守节,对再婚不置可否:“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让张幼仪琢磨潜台词后的个中滋味。她问儿子,儿子赞同。
枯守帷帐三十年的张幼仪“自决”了,于1954年8月与苏记之结婚。1972年苏记之患肠癌,不久后去世。张幼仪逝于1988年。
“失败者”亦不为五斗米折腰
张君劢人生经历之宏富远非他人能及。一生中的“人生观论战”和《文化宣言》已叫思想、学术界不能忘记他。他是学法律、政治的,毕生追求“立宪”,他“想以学风纳政潮,以笔杆代枪杆,以法治代人治”。他一生除著书、立说外,热衷于办学、办刊和组党。倒霉的是他所办的学校、刊物都短寿,长不过三年,都夭折在国民党手中。更可悲的是,他最后被自己一手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出盟,那也是咎由自取。老来他不得不慨叹: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我是一个失败者。
但谁也不能否认,张君劢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有人评价他是位“拙”、“朴”、“笃”、“实”的儒家。也有人拿他与胡适作比较,认为他的骨头要比胡适硬。
抗战的第二年,武汉设国防参议会。张君劢被聘为参议员,而且是主席团成员。某次会议前,周佛海向胡适耳语一番,胡适便向与会者说:“国民党开会,主席照例要念一遍‘总理遗嘱’,在座的客人也要照例站起来恭听,始能就座开会。”胡适声明这一规矩,目的是示知非国民党人。他询诸位,无异议。问到张君劢时,张严词拒绝。他尊敬孙中山先生的为人,但认为,所谓“总理”是国民党的“总理”，而所谓的“总理遗嘱”亦只是国民党总理对国民党人的“遗嘱”，他非国民党人,不能行这种礼节。他说如果硬要他行这个“规矩”,他就退会,只得有负国民党相邀的雅意。当时弄得胡适很尴尬,以幽默为台阶:“这等于基督教徒请客吃饭,饭前主人要祷告一样,与来客不相关的。”张君劢就是不同意,胡适只好回复周佛海,周佛海又请示汪精卫。幸好汪精卫乖巧,立即说:“请各位就座,就开会了。”才圆了场。坐定后,汪精卫独自站着,默念一遍“遗嘱”作罢。
1949年3月,李宗仁上台后,与何应钦先后到上海找张君劢,希望他派人参加行政院,以便恢复三党联合政府,为张婉拒。5月,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李宗仁拟请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院长,去找时在澳门的张君劢。张君劢辞就,并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行政院院长”。
1958年,张君劢做环球讲学,拟10月底抵香港。此前,他给妻弟、中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王世宪一信说:“只要他刚刚到达香港的那一天,能得到一封当时陈辞修‘行政院’院长邀请他的信,他就可以到台北来。”令张君劢失望的是,他到香港的消息见报了,王世宪也没有收到信。后来王世宪找到张道藩,在他家给张君劢打电话,说要到香港来接他。回复是:“你不必来了!”王世宪追到东京,张君劢也不肯跟他回台湾。
张君劢一生不置产业,又无积蓄,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和一点稿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想拉他,曾给他多次经济资助,他拒绝。1961年,他要到德国去讲学,台湾教育当局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仍被如数退回。直到1969年去世,他没有接受过台湾国民党的一分钱。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