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蜀平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两次大的风波，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的格局：第一次大风波是1900年八国联军扑灭义和团运动,扩大侵华的“庚子事变”；第二次大风波就是1905年发生在沿海口岸的抵制美国货物的行动。
这两次事件的结果都给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及随后发生的“庚子事变”中，满清兵败如山倒，慈禧太后仓皇西逃。李鸿章代表失败的清朝政府，于1901年9月7日，在仆人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来到谈判桌前，当着各国联军代表的面，签下屈辱的《辛丑条约》。此时此刻，他怎么能不想到，在5年前的1896年，他出访美国抵达纽约时的盛况：10艘美国军舰在海港列队欢迎，他在美国骑兵的护送下威严地穿过纽约闹市，那里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争相一睹这位“自孔子诞生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物”。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落得今天这般下场？李大人大概直到去了西天也未能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清政府被迫和11个国家签订了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向各国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39年分期偿还，连本带利共达9亿8223万两白银——这就是屈辱的“庚子赔款”。当时中国人口总共约4亿5千万，平均下来每个人要赔1两银子。
此外，如此巨额的赔款，也让一些外国人有些不解甚至质疑，最终导致退还中国多余庚款这一历史奇观。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因素，促成这一历史奇观并成就了“庚款留美”呢？
美国国务卿、驻华公使的首倡作用
首先提出并发现庚款索赔过高的是美国时任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又译约翰·海伊，1838.10.8-1905.7.1）。这是一位集作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外交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并且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及和平、平等观念。他年轻时曾当过林肯总统（1860-1865在任）的私人秘书，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成熟、最有作为的国务卿。在列强讨论庚子赔款时，他反对欧洲列强企图瓜分中国领土，并于1900年6月7日声明：美国对华政策旨在维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及各国在华维持公平贸易原则。当然这里他并非是完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也是在为美国的在华政策——“门户开放”开道。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美国19世纪中期爆发内战，其对海外市场的开拓被延误；尽管到19世纪最后一年（1900），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海约翰发现自己国家的市场太有限了。“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如果列强瓜分中国，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肯定会比美国占有更多优势，而他追求的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继而海约翰又反对向中国索取过高的赔偿。1901年5月28日，他在写给正在与清廷谈判的美方特使和全权代表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后在1905年6月17日—1909年6月1日，任美国驻华公使）的信中表示，要求中国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数目过大，其结果“会给中国造成灾难”；并指示柔克义把赔款问题提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处理，避免对中国过度要求。柔克义不仅是个外交家，还是一个汉学家兼“中国通”，从列强讨论赔款起，他就是美国代表团的特别助理。海约翰提出的推动把此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以及将赔款金额限定在清政府财力能够付偿的范围之内的中肯建议，被各列强拒绝；美国随即又提议，按提出赔偿要求的比例减低，甚至在5月10日给柔克义的电文中这样说道：“如各国应允同样减赔，美国可减去其中‘合理的’赔款数额的一半。”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响应。最后中国被迫赔偿连本带息共计9亿8223万两白银，从1902年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
按照各国损失比例，美国当年分得7.3%的赔款，连本带息共计5300万美金。而美国人自己估算的损失应该只有2500万美金，也就是中国偿还数高出实际应得数2800万美金——那可是一笔巨款。海约翰对美国索取赔款的数额是实际损失的两倍感到不安，他如实透露的谈话竟被《纽约时报》于1902年1月公布于世；而此时恰值梁诚赴美出任中国驻美公使。
驻美公使梁诚的关键一着棋
梁诚（1864-1917，又名梁震东、梁丕旭）是19世纪中国的第4批留美幼童，1875年出国时，年仅12岁。1881年被清廷召回国时，他正在麻州安德福（Andover）的著名高中菲利普学院（Phillips Academy）学习，那是一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私立寄宿制高中。梁诚回国初期并没有受到重用，直到清政府屡遭挫折后，他和其他早年留美的“海归”才被起用。当梁诚陪同清朝的皇亲国戚环游世界时，《纽约时报》是这样形容他的：“他称得上是一位英语大师，他有一副洪亮的嗓音、光洁的面孔、威严的仪表，整个演讲轻松，有说服力……”1902年梁诚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公使，接替伍廷芳。他上任后，正好看到《纽约时报》的消息，知道美国自己承认索取赔款过多，并且已经将这件事情向公众披露了。于是他亲自找海约翰国务卿谈话，海约翰也明确告诉这位新上任的梁公使，“为缓解赔款带给清朝财政的负担，美国可以考虑退还庚款多余部分。”梁诚立即表示，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导致民间压力过重，仇洋民意高涨；既然美国也认为赔偿金额确实过多，为什么不由美国出面倡议各国共同核减赔款呢？并且预言“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梁诚心里明白，美国索取过多，其他国家当然同样也索取过高，他是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和美国一样也归还多余赔款，这样将会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大大减轻负担。除了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华府官员乃至白宫了解到，梁诚就是当年菲利普学院在校际垒球比赛中的投球高手——那位曾连获大捷的出色的中国留学少年。在崇尚体育运动的美国，这样的背景，使人们对这位新公使另眼相看，梁诚办起事来就顺畅了许多。正如他对安德福的高中校友，提及自己与总统见面的情景所说的：“我跟罗斯福总统说，‘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1881年用三垒打击败菲利普·埃克森学校（安德福的兄弟学校），而使安德福获胜的人。’从那时起，总统和我的关系增强和拉近了10倍。”为了发表演讲，梁诚奔波于美国多个城市，他常用这样的话做结束语：“让我们希望，我们双方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两国的文明和人性会战胜原始和野性。”可惜海约翰于1905年7月1日，在任内突然病逝，让本来比较顺利的交涉陷入胶着状态，又遇到中国抵制美国货物的风潮，致使退还庚款这件事一拖再拖；好在驻华公使柔克义与海约翰原本一脉相承，他继续推进这个非同寻常的重大外交事件，并且密切关注着每一个运作细节，既保证此款最终能够退还中国，也防范中途被挪作他用。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努力
明恩溥（Authur Henderson Smith，也译作欧叟·H·史密斯博士）于1845年出生，1872年来到中国。在87年的有生之年中，他在中国生活了54年，也就是说他一生中接近三分之二的岁月是在中国度过的，特别是他在鲁西北（山东省内位于黄河以北的地区）的贫困农村生活了28年，讲得一口山东土话。作为一名基督教公理会（信仰比较自由化，强调个人信仰自由，尊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来华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农民的了解，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中少有的。他先后写过10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不少被美国人视为了解中国的必读之物。1888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的格言和寓言》、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后来都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和推荐，也为许多美国外交官乃至华盛顿官员所引用。1900年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并一再提醒大家注意义和团的问题，可惜当时无人理会。那场灾难之后的1901年，他出版了详细记录和评论义和团的《骚动中的中国》，并指出唯有西方教育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排外运动。他认为无论是武力还是赔款，都不可能弥合中西方的对立与冲突。
果真1905年从上海发起的，一场抵制美货的运动迅速蔓延全国，而且长达数月经久不衰。民众针对美国《排华法案》提出“以其法治其人，联合抵制”——不用美国货，不卖美国货。这场由民间发起的运动反映了民众的心理，既令美国朝野吃惊，也让清政府难堪，清政府只好下令要各督抚平息运动；而美国总统也表态，《排华法案》只禁华工，欢迎商人、学生和游客。此后无论中国、美国还是世界，都把这次运动看作是“中国的觉醒”。
就在这次风潮之后的1906年1月，明恩溥回到美国度假，并开始游说美国退还多余的庚款赔偿金。他认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好友阿巴拉文，向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政府既然有重新振兴对华贸易的打算，就应该继续采取海约翰制定的邦交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还庚款，让中国逐年派学生来我国留学。”明恩溥的观点得到阿巴拉文先生的认同，1906年3月6日，阿巴拉文让自己儿子带着明恩溥到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对这位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的中国通极感兴趣，竟然和他彻夜深谈。最后罗斯福直截了当地问明恩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就告诉我，要我做什么？”明恩溥坦率地答道：“总统阁下，我所要求的，就是把这两千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用于对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足够数量的学生到美国留学。”他给总统送了两本自己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罗斯福竟然几天就看完了，他回信给明恩溥，“我非常愉快地读了你的大作，确实不是其它书籍所能比拟的，我觉得自己对中国人的了解因此加深了许多。”罗斯福实际上是从他的对华政策角度来全面思考这个问题，正如他完全同意并引述加拿大传教士比舒伯·布伦特（Bishop Brent）在拜会他时说的话：“现在是时候让西方给东方输入思想了，这样可以降低两种迥然不同、相互对立的文明发生可怕冲突的概率，如果我们一直等待，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等得太久了。”
明恩溥在美国5个半月的休假中，到各地作了170次演说，他尽力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他告诉他们，中国大胆地废除科举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最果敢的智力革命”，呼吁美国应该再次扮演支持中国教育的角色。他也批评美国有些人目光短浅、傲慢，致使中国发生抵制美货事件。次年回到中国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今日的中国和美国》，再次详述关于支持中国派学生留美的教育计划。
美国教育界人士的不断敦促
中国留日学生数量上万这个现象，无论对美国的政界还是学界，都是一个刺激。他们不会忘记，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官费留学生来的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或欧洲；可是现在，全美却只有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日本已经后来居上。美国政界与学界中的明智之士，从一开始就在为扩大中国学生留美而努力，比如有人就认为，教育可以促进中国的政治安定和商业繁荣，使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富足的贸易伙伴；同时，一旦留美学生日后成为中国领袖，美国对中国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应该正视的是，得知美国有退还多余庚款的意愿后，中国国内各方人士纷纷提出如何使用、支配这笔款项的建议及打算。然而美国政界却是从整个美国的远东战略布局出发，拒绝将庚款用于振兴经济，而坚持只用在留美教育上。此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教育界人士加入到督促美国政府退还多余庚款给中国、派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的游说行列。其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在1906年给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最具代表性，该文是这样写的：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的可能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做了这件事（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留学生的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通过对中国领袖们知识上及精神上的支配，就该在各方面精心安排下，最得心应手地控制中国的发展了——这就是说，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我们相信，只要花极小的努力，就可极大地而且是极为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
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企图由来已久，至少在这件事上，其野心已昭然若揭。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宣布：“我国应该尽力援助中国严格发展教育，使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逐渐融入到近代的文化中来。援助的方法，就是将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使中国政府能够派遣学生来美国留学。”该提案于1908年5月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同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了退款令，1909年1月1日施行。
美国政府把庚款多余部分退还给中国，并指定作为教育，特别是留美之用，在中国和世界皆引起巨大反响。欧洲各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他们不理解美国怎么会做这种蠢事——把到手的钱又送回去。无论是美国还是梁诚期盼其它国家会跟进的奢望，直到若干年后才有微弱的响应，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在和他们争夺对中国控制权迈出的一个阴险而关键的步骤。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