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座驾,是个很有学问的名词,无论是古代高级官员的马车、好马,还是现代社会极为醒目的高档轿车,或私人游艇、顶级飞机,都张扬着一种文化趣味和生活品性。
公元1578年4月,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可能,但死了老子,竟劳动皇帝操心,这是绝无仅有的。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描述,为张居正的公车开道的,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动用新式武器保镖,可比时下警车开道,威风不知多少倍。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200至300公斤,每个轿伕承重40公斤左右;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一吨至一吨半的自重。在中国,座驾从来都是官员身份的标志,过去,轿越大者官衔越高。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都因轿的出入而形成的。
因为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车也就有多好,这大概也是大多数官员对座驾十分在乎的原因。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是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反攻倒算,几乎差点将其从坟墓里挖出挫骨扬灰。
张居正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公车再棒,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候。看到张居正的例子,不知那些坐公车的官员,会不会为此而慎之、戒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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