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作为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的一生有一件事特别值得后人记忆，就是他当宰相期间倡行改革，尤其是倡导实行了两税法。两税法具有思想超前的意义，它打破了以人丁计税的传统方式，而以财产多少为计税依据，既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又简化了征税的税目和手续，有利于合理分摊税收负担；同时，两税法在实行初期，的确增加了税收收入，发展了社会经济，因而成为后来北宋和南宋的两税法的基础，成为中国赋税史上一桩里程碑式的事件——也让杨炎本人名垂青史。那么杨炎是如何推行这项改革的呢？
向最有权势的人物开刀
杨炎的改革有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敢于向最有权势的人物开刀，从既得利益者改起，以便树立最高典范，展现改革的决心、诚意和实力，以取信于民，进而为顺利地开展其它各项改革举措扫清障碍。杨炎当宰相时，最有权势的人物是皇帝，既得利益者则主要是皇帝身边的宦官。原因在于这些宦官掌握着国库的钱财。原来，按照唐朝旧例，国库的钱物是储藏在于左、右藏库，太府寺（相当于财务司）作为主管部门，按季度上报会计账目，再由刑部中的比部（掌管稽核簿账册，刑部所属四司之一）稽核、审计，上下相互纠正、补充，以免漏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一些拥兵自重的大将以有战争需求为借口，动不动就支领钱物，贪得无厌，毫无节制，致使国库日渐亏空，不堪重负。在这些“豪将”面前，负责财政的官员（时称度支、盐铁使）第五琦既不好拒绝，又不甘心任意让他们索取，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出了一条规避的办法，报告给了皇上：将国库钱物悉数“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对于皇帝来说，既然国库放在宫廷里头，那么取用支出就很方便，也就高兴地批准了。可这样一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而主管这些事的宦官，他们就像仓库中的硕鼠一样，“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
杨炎在上任初期，锐意革新，大力整顿当时的各种不良做法。他认为打铁还需自身硬，改造别人必须先改造自己，消除全国的弊病必须首先消除宫里的弊病，于是给德宗上疏说：
财赋者，邦国之大本，而生民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宦官）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以阙。如此，然后可以议政。
唐德宗虽然昏庸，却也知道用宦官掌管国库的危害，于是就在杨炎上奏的当天颁布诏书说：“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这样，杨炎的第一板斧便斩断了宫中经费与国家财政的连接关系，而且是“以片言移人主意”，这让朝中大臣无不刮目相看。
敢于正视实际，抓住关键问题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还有一个最突出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威权不再，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则日渐强大。中央政府威权下降的关键原因何在？在于税收日益减少，国库空虚。正所谓财大才可气粗，无财则没有底气。
唐代前期，国家对农民实行以丁身为标准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这一制度强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但历经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后，农民大量逃亡，到唐朝中叶时这项制度就没办法再维持下去了，国家财政因此出现了大量亏空。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挖沙挡水，以增加各种新税种来弥补开支的不足，赋税名目变得混乱不堪，正如时人所言：“图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
所以，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农民已经逃亡，土地仍然存在的实际情况，既要减少赋税科目，又要保障朝廷的正常开支呢？如何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收回税赋，增强国家的财政实力呢？
杨炎提出了两税法的改革方案，主张以征收户税和地税来代替难以运行的租庸调制。所谓户税，即是按户等高低（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征钱，高等多出，低等少出；所谓地税，即是按田亩征收谷物。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故新税制统称两税法。而对经常流动、迁移，住处不固定的商人，该法规定，征税1/30（后改为1/10），从而使他们与住处固定的人负担均等。总之，两税法的实施，充分考虑了当时人地分离的状况，而且其确立的“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征税原则，多少改变了穷人与富人负担不公正的现象，顺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税结构由以人口税为主转向地产税为主的发展趋势。正因如此，两税法实施后，中央财力大增，仅以地方上缴给中央的税钱为例，在推行两税法之前每年为1200万贯，其中卖盐的收入就占了一半；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后，收入达到1305万零6070贯，其中还不包括卖盐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以人口税转向地产税为主的纳税原则一直被以后各朝代效仿。北宋王安石变法时的“方田均税法”、元世祖建立的“鼠尾文簿”（登记民户等级的册子）、明代张居正施行的“一条鞭法”、清朝康熙时推行的“摊丁入亩”法，都是杨炎两税法的升级版，近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为两税法的生命力作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裁抑藩镇，整肃吏治
在古代，官员是百姓的带头人。想要社会安定和谐，必须整顿吏治；而要整顿吏治，必须言出必行，敢于碰硬，不畏难，动真格，才能取得切实的效果。
这个时候唐朝的各藩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军事上拥兵自重；行政上自行设置机构，任免各级官吏；司法上独立行使奖罚大权；经济上不向中央汇报户籍情况，上缴赋税。各节度使“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在辖区内部横征暴敛，“为政严酷”，简直就是统治一方的土皇帝。他们的所作所为极大地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为此，杨炎向德宗建议：裁抑藩镇，整肃吏治，以安百姓。
西川（今四川西部，驻地在成都）节度使、尚书左仆射（与宰相平级的虚衔）崔宁是盘踞在物产富饶的川蜀达10余年的地方骄藩。他长期以来趁着朝廷法纪松散，天高皇帝远，在此搜刮民脂民膏，大肆向朝廷权贵行贿，培植亲信，并仗着地险兵强，“肆侈穷欲，将吏妻妾多为其淫污，朝廷隐忍，不能诘”。面对这样一个根深蒂固、尾大不掉的军阀，杨炎向德宗建议，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下旨让崔宁入朝，升他为检校司空（三公之一，此时仅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性质的虚衔）、同平章事（宰相），并让他兼任山陵使（掌管皇帝丧葬礼仪的官职，必须是先朝宰相才能担任）。
大历三年（779年），崔宁来朝。不久，杨炎便把他从宰相降为御史大夫（监察部长），让他留置在朝廷（相当于软禁起来），从而断掉他那些不安分的念头。这样做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到了这年十月，吐蕃、南诏联合发兵十万，大肆进犯川西地区，当地唐军没有主帅，节节败退，德宗为了缓解紧急状况，拟好诏令催促崔宁立即回西川带兵作战。这如果真成了事实，那就无异于放虎归山，以后再要将崔宁收服就希望渺茫了。因此，杨炎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并且分析利害，说服德宗另外调派中央禁军及其它军区的兵力入蜀救援。德宗依计而行，终于大败吐蕃、南诏，并顺势任命了新的西川节度使。从此，西南的局势渐渐安定，百姓得以重见天日。尽管这件事导致了崔、杨“交恶”，并成为杨炎后来在朝廷被孤立，最终被贬官、赐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杨炎不退缩、不怯懦的勇气和胆略仍然令人钦佩。不久，杨炎继续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裁撤、打压强藩悍将。不过，由于形势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德宗又昏愦无能，处置失当，这些办法成效不大。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