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峰

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国家财力衰竭，藩镇割据严重。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唐德宗试图从税收制度改革入手，破解困局。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德宗下诏取消租庸调制，收回地方藩镇的征税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税和地税为主的新税制，史称“两税法”。

唐德宗痛定思痛，筹钱削藩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37岁的李适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李适生于天宝元年（742年），那时的大唐王朝，正感受着“开元盛世”的余温，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繁荣气象。从小在皇宫大内成长的李适，养尊处优。然而好景不长，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他14岁那年（755年）被打破了。

此前受契丹、突厥侵扰的唐朝，为了巩固边防，曾在内蒙古东北部和辽宁西部等北方边境，设立了10个军事防御区（藩镇），任命节度使来管理这些边防重镇。一个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军区司令。由于这些军区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为了能及时筹集粮草，朝廷就把在各军区征收赋税的权力下放给节度使。节度使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征收钱粮。这样一来，节度使同时手握兵权和财权，安禄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天宝初年，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个军事防御区（驻地分别在今辽宁锦州市西、北京市、山西太原市西南）的节度使，统领大军20万，占全国总兵力的1/3。同时，安禄山还利用朝廷下放的财税大权，征收钱粮，用来供养士兵，修筑城池要塞，牧养数万匹良种战马，提前为发动叛乱做准备。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联合部下史思明等人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了。7个月后，叛军攻破长安。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李适，跟着曾祖父唐玄宗仓皇逃往千里之外的成都，一路上风餐露宿，提心吊胆，吃尽了苦头。尽管7年后，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多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唐朝再也没有当年的太平盛世的气象，可以说是“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这段经历，让唐德宗深刻体会到了国衰家败带来的痛苦，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地方节度使，一直怀恨在心。同时，李适也常常追忆起幼年的富贵尊荣，曾经的太平盛世，常为此感叹不已。因此，当后来李适坐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国之君之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复兴大唐，重现盛世。

可很快，唐德宗就发现，成德、平卢等地的藩镇结成攻守同盟，根本不服从中央管理，“实如蛮貊异域焉”。“蛮貊”，指的是凶狠的野兽，“异域”则是指当时侵扰大唐的少数民族。意思就是：这些藩镇和逆臣贼子没什么两样。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一部分曾经参与过“安史之乱”的节度使!

原来，在平定“安史之乱”时，朝廷为了招降叛军，曾经许诺说，只要节度使归降，朝廷将既往不咎；不仅如此，还准许他们继续拥有原来的领地，在领地内，自行招兵买马，征收赋税，总揽军政大权。在这样优厚的条件下，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等人纷纷归附朝廷。不过，这些节度使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然而仗着财大气粗，手握重兵，实际上根本不听朝廷调遣，于是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对大唐王朝而言，无异于一颗定时炸弹。因此，唐德宗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削藩!

现行税收制度漏洞百出

朝廷要削藩，自然要具备充分的军事实力，提前做好打仗的准备，可是此时光是成德、平卢等藩镇的兵力，就至少有30万，而中央的军力却只有区区不到10万，这就意味着至少还得增兵20万。如此一来，仅一年的军费，就达到近两千万贯——接近朝廷全年收入的两倍——国库那点钱，根本不够。

唐德宗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增加税收来开拓财源，然而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在他父亲唐代宗在位时，为了供养军队，就曾经大幅增加税收，最后的结果却是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抗税，甚至有数十万人因此造反。于是，唐德宗连忙找来大臣们商议，当朝宰相杨炎说道：“臣有良计！”

杨炎横空出世

杨炎是唐德宗新提拔的宰相。史书上说他是“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是一个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又才华横溢的人。他早年曾经做过河西（今甘肃省黄河以西地区）节度使的秘书，大历九年（774年）升任吏部侍郎（主管全国官员任免、管理、考核等工作的副部长），从政经验相当丰富。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受到政治牵连，杨炎被贬为道州（驻地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助理）。杨司马在道州任职期间，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兢兢业业，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崔佑甫，看到杨炎既实干又能干，认为他是一个值得重用的人才，于是在大历十四年（779年）向德宗举荐他担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杨炎接着说：“陛下，臣以为，想要削藩，先得解决国家财力问题，而要解决国家财力问题，关键还是在一个税字上。”

唐德宗不以为然又不解地问道：“这加税的法子，朕已经想到了，可行不通啊！”

唐德宗的疑虑，早在杨炎的预料之中，杨炎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削藩没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收不上税。而收不上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各藩镇，国家收不上税。各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各藩镇的税都被节度使们收走了，国家拿不到一文钱；二是在那些中央控制的地区，按照现行的税收制度，也有一大半的税收不上来。

唐德宗一听，大吃一惊。原来，当时唐朝在中央控制的地区，主要征收四种税：一种是盐税，就是对商人销售食盐的利润征税，一年能收600多万贯；一种是户税，就是对百姓的金银、房屋、商铺等财产征税，一年能收50万贯左右；一种是地税，是对百姓的田地，按亩征税，年税收达400多万贯——户税和地税，说白了，就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最后一种税叫做租庸调，主要是对青壮年男丁征收的税。“租”，就是田租，每人每年征收2石粮食；“庸”，就是每人每年服20天徭役，不服徭役的，可以交60尺绢来代替；“调”，就是户调，每人每年征收2丈绢和3两绵。

为了让老百姓有能力缴纳租庸调，国家先把生产资料，也就是田地分给百姓，让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自耕自种，自给自足，然后再按照每户家庭中男丁的数量作为人头，每年征收一次租庸调。举个例子，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有年迈的祖父、祖母，正值壮年的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孙子，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一户人家可以分到140亩田，按壮年男丁缴税，就是说，这一家只有儿子一人，每年按照标准缴纳租庸调。

租庸调，是唐朝初年推行的税种，当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但过了150多年，到德宗即位时，能收上来的租庸调却不足200万贯，还不到全年财税总收入的1/6。那么，为什么这些税就收不上来了呢?

问题的症结

杨炎接着给德宗分析道，租庸调开始推行的时候，全国的大部分田地都按人口分给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老百姓都有能力缴税。因此，国家按人头征收上来的租庸调还是很多的。可是现在，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的土地都被官员、贵族给占了。百姓没有田地种粮食、桑麻，拿什么来缴税啊？失去土地的农民都逃亡了，并且人数越来越多。而那些官员、贵族，明明占了大量的土地，国家却明文规定——王公贵族和九品以上官员免税，什么都不用缴。这样一来，国家哪能收得上税呢。按规定，全国应该缴纳租庸调的人口，有200多万，本来应该能收上至少400万石粮食、100万匹绢布、600万两绵丝，折合成现金，至少得有800多万贯。而现在，实际收上的不到200万贯，也就是说，没能收上的租庸调，至少有600多万贯，这个数额相当于国家全年税收的一半以上。

取消租庸调制，推行“两税法”

德宗忙问：“既然租庸调制不管用了，那国家怎么才能收上税呢?”

杨炎说道：“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现行的税收制度中。这租庸调，是有地的官员贵族免税，而没地的百姓要按人头缴税，自然是收不上税。而户税和地税之所以能收上来，恰恰是因为征税的对象不是人丁，而是财产。不管是官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是有钱有地的，都得缴税。因此，臣建议废除租庸调，把原本靠租庸调征的税，全部用户税和地税来征。”

听了杨炎的分析，德宗满脸堆笑，频频点头：“好啊，这样按照财产的多少征税，有钱有地的官员贵族不仅不能免税，还要多缴税，国家收入就有了保障。同时，贫困的百姓少缴税，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可是，租庸调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朝廷还是收不上地方藩镇的税收啊？”

藩镇财权收归中央

杨炎答道：“其实，咱们不妨把节度使的征税权全部收归中央，统一按户税和地税征收全国的税收。为了减少地方藩镇的抵触，国家可以暂时从中央统一收来的税收中分出一部分给各藩镇，等到朝廷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再找他们秋后算账。”

全面深化财税改革

唐德宗听后，拍案叫绝。于是，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下诏取消租庸调制，收回地方藩镇的征税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户税和地税为主的新税制，并命令杨炎具体负责新税制的实施。

杨炎在推行新税制的过程中发现，每年6月、11月，夏粮和秋粮成熟，国家容易收上税款，于是规定：一年分两次征税，征收夏税的期限不得超过六月份，征收秋税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一月份。由于新税制分为户税和地税两类，又在时间上一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因此被称为“两税法”。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