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中旬以来，长春长生生物疫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成为新闻热点。而一个甲子（60年）前去世的中国第一代疫苗学家汤飞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们的健忘，已经沉入历史的泥沙，几乎被遗忘了。但他不该被遗忘！

█ 京虎子

早年立志

光绪二十三年(1897)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本是旺族，但家道中落，父亲汤麓泉靠教书为生。6岁时，汤麓泉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20里外的东岗何家义塾读书。

何汤两家世代交好。汤飞凡勤奋好学，性格坚毅，深受只比他大10岁的何家少爷（何键，后来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湖南省政府主席）喜爱，不仅辅导他经史，还教他算术、自然。何键连得三女后，决定将其中一位许配给汤飞凡，待他长大后自主择定。

汤飞凡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3年后毕业，跟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他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一直有悬壶济世之志，2年后（1914），成为新成立的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首届学生。该届招收了30名学生，到1921年毕业时只剩10人。

7年的医学训练，磨炼了汤飞凡的意志，也让他对学问有了新认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为代表的细菌学、传染病学先驱，陆续发现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

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他开业行医时，他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何家少爷此时已是湘军团长，见他已毕业，就向汤家提亲，汤飞凡选中了15岁的二小姐何琏。女儿随军东奔西跑极不安定，何键希望他们立即成亲，但因为汤飞凡要去北京进修，最后只订了婚。

进修一年后，汤飞凡兼任协和医学院助教，3年内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的理论和实验技术，经推荐，他获得去哈佛医学院深造的机会。1925年，汤飞凡与何琏成亲后，一起到了美国。

拓荒者归来

20世纪20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是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首先要找到新方法。作为第一个研究病毒学的中国人，汤飞凡的主要工作是探索实验方法。他和同事用物理方法证明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在细胞内的微生物，并研制出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各种病毒的大小。

3年时光很快过去，导师强烈要求他留校。优越的生活、科研条件，及充满希望的学术前景，让汤飞凡动了心，他决定留下。这时他远在中国的老师颜福庆给他写了一封信。

耶鲁医学博士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汤飞凡在湘雅就读时，颜福庆任校长，1926年，转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由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决心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1927年，他参与组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改称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院长，但经费困难，师资缺乏，开学时只有8个教师。颜福庆想到了汤飞凡。

颜福庆如实列出办学的困难，及对他的殷切希望。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回到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当时学院只有29个预科生和极少的教职员，细菌系教师都没有。汤飞凡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开细菌学课程。他认为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重点在实习，立即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搞研究，1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更名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任教授。同年兼任由英国人雷氏德在上海出资兴建的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细菌系主任；该院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汤飞凡得以进行复杂实验。

从1929年到1937年的8年中，汤飞凡在病毒学、病原学等领域，均有重大进展，多篇论文被权威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

山河破碎时的选择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汤飞凡走出实验室，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医疗队。经过多次强烈要求，他被分配到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超越生死的激情。他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3个月内只回了2次家。夫人十分担心他，身高一米六的汤飞凡却风趣地说：“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院。租界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他已无心研究。尽管跟随研究院撤往英国继续工作，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一次又是颜福庆改变了他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认为重建中央防疫处是当务之急，而能担此重任者非汤飞凡莫属，于是他写信邀请汤飞凡赴任。正自惭无为，在无奈中打算再次出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振奋，当即辞去研究院的高薪职务，携家眷返乡。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一盘散沙。办公场所是暂借的，职工一共20来个，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原本就不多的设备在西迁中一路散失，只剩几件，充其量只能制作狂犬疫苗，日常运营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白天踢球晚上喝酒。

汤飞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和同事们建立起深厚感情，防疫处的技术水平也很快得到提高。陈宗贤回来后，两人开始商量重建的事。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经迁往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但没说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则认为重庆过于拥挤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没人愿拿主意。汤、陈二人都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由此闹出了一场小风波。陈宗贤任防疫处长9年，政界的人脉甚广，在卫生界也颇有人缘；而汤飞凡虽只是上海一书生，却有陈宗贤没有的独特背景：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结果陈宗贤被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往昆明。

重建中央防疫处

回到长沙，汤飞凡传达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遣散；仪器设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费。汤飞凡认为，如果到昆明再从零开始，不知到猴年马月才能恢复生产，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才至关重要。传达完毕，他声明愿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但必须将仪器、设备一起运走。

汤飞凡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两千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所有仪器设备装车出发。

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发生了惨烈的“长沙大火”。防疫处原址全毁，只有一台旧锅炉幸存，被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运到昆明。这台锅炉，日后起了大作用。

在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全部资产只剩300银元。靠着何键特意为汤飞凡给云南政要写的几封信，防疫处借到了房舍，贷到了款。1939年初，防疫处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汤飞凡没有就此满足，他想尽快建立场地。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的一块地，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下松了口，以高出市价10倍的价格狮子大开口；汤飞凡请“云南王”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出面，最终以市价的五分之一拿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政府也无款可拨。在一位金融界朋友的点拨下，他从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

1940年春，场地落成。由于新址远离市区，汤飞凡首先做了一些方便职工生活的工作：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问题均自己动手解决，还能接生；办子弟小学。

昆明物价飞涨，日子越发艰难，但防疫处有的是地。在汤夫人带领下，职工们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用，每周日还派一条小船，满载多余的产品到市场上销售。

防疫处之前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战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机构在搞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担此任。他广募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15人，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像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那样着眼于控制传染病。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除了防疫处，许多私人实验室也在生产。由于利润高，制造简单，大家蜂拥而上，产品质量很差（防疫处的水平也不高），事故频发却无人过问。于是他决定设立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的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参考国外，建立技术管理制度；停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有需求的新产品，改进各菌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大幅提升，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青霉素。青霉素是20世纪的一大发明，它大大增强了人类抵抗细菌性感染的能力。1941年后，国外青霉素开始临床应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悬殊，高产菌种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条件简陋，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将士正在伤口发炎中死去，后方民众正在疾病流行中丧生。有些事终归要有人去做，哪怕希望渺茫。

防疫处上下掀起了寻霉热潮。经过一次次失败，终于有一天，技正（总工程师）卢锦汉在自己皮鞋上发现一团绿毛，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比美国、印度等地的其它菌种产量更高。

抗战立功

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和百姓的生命，因此名扬全国。1943年，全球顶级科学杂志《自然》介绍了令人惊讶的防疫处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则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就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1942年，中国战场的盟军中出现天花病例，他们种过痘苗但未发痘，怀疑是痘苗失效。盟军使用的疫苗均来自英美，唯独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只好就近使用印度苗。事后，盟军对印度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防疫处刚刚研究出了新的痘苗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发现中国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很高的评价。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好评，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的临床化验室。他们不仅采用中国的痘苗，其它疫苗和血清也改由防疫处供应。

防疫处的责任骤然加重，还要及时诊断盟军战场的传染病，研制防疫用品；要供应大后方，甚至陕甘宁边区。此外，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抗日寇的细菌战。

留在大陆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3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他想着，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有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大实验动物室，可以搞大规模科研和生产。

他还憧憬着创建全国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了昆明，在上海也设了分处。可当他赶到天坛时，发现惊人的一幕。在中方接收人员到达的前一周，日方制造了大破坏：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下几栋破烂不堪、空荡荡、四面漏风的建筑。

1949年初，他的学生钟品仁在封存了4年的地下冷库的满地垃圾中，发现了6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其中5支装的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毒性已经消失，日军在此进行了长达7年的细菌战研究。1995年，日本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老兵来到北京，在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

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建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汤飞凡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谢拉曼当时是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他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

他还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成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在1948年生产出高质量的青霉素。这个车间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当时中国没有实验动物业，汤飞凡就在北京西郊建了实验动物饲养场。在新址修建过程中，防疫处已于1946年春恢复生物制剂的生产。

一天，马海德（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性病和麻风病专家，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带来一位客人——军调处军事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成员苏井观。当时张家口一带爆发流行天花，苏井观请求汤飞凡紧急支援十万支痘苗。于是汤飞凡带人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订货，扑灭了这次天花。他超党派的科学态度给共产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短短几年，除了旧有产品外，防疫处还生产了预防结核的卡介苗、预防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他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在全国推广接种，但内战使计划破灭了。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酣，北平党政机关或撤或瘫，卫生署电令他在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它指示，他屡次催问，都石沉大海；11月中旬亲赴南京，仍一无所获，于是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

解放军渡江前夕的1949年4月5日，汤家大件行李已运往香港，几小时后全家将飞往纽约。但他突然改变了注意。

北平解放后，华北军区卫生部长苏井观来到防疫处，下令保护汤宅，保持原状。上海解放后，军委卫生部正式去函汤飞凡，欢迎他回来主持防疫处工作。上海军管会安排汤飞凡乘第一班火车回到北平。1950年，汤飞凡任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原防疫处）所长，1951年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

建国初，卫生部门最紧迫的任务是保障疫苗供应，控制传染病流行。汤飞凡集中精力组织大规模生产，解决各种技术问题，1951年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7倍，1952年又同比增长了13倍。根据汤飞凡等人的建议，卫生部在全国普遍种牛痘苗，经过十几年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16年。

沙眼病原体研究成果震惊世界

1954年，在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汤飞凡卸去日常事务，回实验室重新进行中断近20年的沙眼病原体研究。

当时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而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找到防治沙眼的方法，非常有意义。

沙眼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危害巨大，自现代微生物学创立伊始，沙眼病原便极受重视，但70年间始终没有定论，成为微生物领域的一个难题。

汤飞凡亲自采样，在以眼科著名的北京同仁医院（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进行实验。病毒分离的工作紧张进行。经过一年的分离，没有进展。失败情绪在研究所内蔓延，毕竟过去70多年里，全球科学家无一成功。汤飞凡没有放弃，他认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1955年8月10日，病毒被成功地分离出来。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人。过了一年多，汤飞凡完成了重复、验证工作，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了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让助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到可靠资料，彻底平息了有关沙眼病原的争论。

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顿时热闹起来。英国科学家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沙眼病毒从此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各国科学家用汤飞凡的方法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并发现该病毒除了会导致沙眼，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

人们利用沙眼的传播规律，找到了治疗药物。沙眼发病率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了5.4%。

从为人民服务到含冤自杀

汤飞凡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容许他这样做，科研计划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根据上级放弃学术问题、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汤飞凡把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上。

当时中国麻疹流行，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际，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一。汤飞凡很快分离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研制出麻疹活疫苗并很快在北京的幼儿园内试用。

然而不幸的是，在遭到一连串污蔑后，1958年9月30日晨，生物制品所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和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委汤飞凡万念俱灰，含冤自杀，年仅61岁。

迟到的国际金奖

没有通知亲友，没有举行葬礼，何琏一个人送遗体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卧室；然后完成汤飞凡的遗愿：把桌上的六本书还给谢少文（汤飞凡校友、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汤飞凡死后，中国的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其生前的成果，长期被剽窃：和他合作过的一位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包揽了各种荣誉，包括靠重复汤飞凡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汤飞凡“自绝于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报刊纷纷介绍他的先进事迹。他把论文的第一作者汤飞凡也免去了。

1979年6月，卫生部为汤飞凡举行追悼会，给予他高度评价。外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发来的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沙眼防治的最高荣誉终于属于汤飞凡，可是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不知道，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22年前就已经离世了。

奖章也是可以复制的

颁奖仪式后来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学大会上举行，由汤飞凡的学生王克乾代为领奖，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晓楼一起与会。

发奖前一天下午，王克乾突然接到通知，改由张晓楼领奖。大会上张晓楼满面春风地接过奖章、奖金并发言。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一次提到汤飞凡的名字，均以“我们”代替。之后大家发现原来颁发给汤飞凡的奖章改刻了两个名字，第一个居然是张晓楼。

奖章拿回来后，又是一轮报道采访，张晓楼正式成为沙眼病毒的第一发现人、国际金奖的获得者。可是有一个问题：原来奖章是发给一个人的，虽然临时刻了两个人名，奖章还是一枚。张晓楼没有被难倒，他用奖金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自己留一枚，给汤家一枚，原件上交卫生部——结局圆满。

张晓楼的做法引起公愤。当年12月的政协会议上，不少委员就提议严肃处理这种剽窃行为。国际上也有不少疑问，汤飞凡夫人和学生从一开始就强烈要求卫生部澄清。

但是事情一拖就是5年。何琏终于忍不住了，1986年8月致信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要求一个公正的说法。4个月后收到回信：经了解，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不久汤家收到新奖章，上面只刻着汤飞凡的名字。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里面有汤飞凡。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