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韩城乡下的井溢村里，14岁的师秋朗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师哲。庄稼岁岁荣枯，记录着平淡的日子和父亲离家的年头。

口述/师秋朗  整理/袁凌

延安的天空

1938年底，师秋朗和母亲到了陕甘宁边区，经先期到达延安的师叔德介绍，进入鲁迅师范上学。师秋朗当了文艺干事，母亲也因年纪大被选为班长。初尝革命生活滋味的师秋朗，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班级周会上批评母亲的家长作风，让母亲和同学们感到吃惊。

母亲身上的“封建残余”，还包括她坚决不同意女儿改掉“师秋兰”这个显得旧式的名字，为的是将来父亲师哲可以找到女儿。

其后因国共关系交恶，地处交界小镇马家堡的鲁迅师范迁往延安，师秋朗就此与参加工作的母亲分开生活。最初的新鲜过后，此时的她尝到了革命阵营里的别样滋味。

先是在马家堡上学期间经常“打游击”，半夜紧急集合离开驻地，在不知名的大沟里过夜，洗脸漱口都在河沟里完事。有时在破庙里借住，负责办壁报的师秋朗，把文章别在一块布上背着。黑板则由男同学负担，到地方往树上一挂，布匹展开，就算上课办报。

学生半年就算毕业，分配到农村办学校。都是如师秋朗这般十三至十六岁的少年，被派到某个山村，拿着一封介绍信去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同意后才会腾出一孔柴火窑，宿舍教室都是它，动员农家小孩来上学。老百姓觉得上学没用，影响劳力，往往不配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还要动员一身疲惫的成人上夜校，自然也勉强。最尴尬的是有人遭遇农家妇女的调笑，说：“小老师，你还教我，我的奶都把你养大了。”师秋朗的同学们经常是“白天教学生，晚上蒙被哭鼻子”。

师秋朗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因为怕出事，没有分配下去遭罪。但在并入边区师范后，尝到了另一番苦头。

有一件事让师秋朗印象很深：一个同窑洞的女生掉了一块花布条在地上，师秋朗捡起往窗台上放，这个女同学立刻跑去报告指导员，说师秋朗拿她东西。师秋朗挨了批，心想人怎会这样。以后的余生中，师秋朗从来不去碰别人的东西，在北京住大杂院，看到别家的衣物晾在院里，要落雨了也不去帮忙收。

在延安，师秋朗遇到的另一件不解之事是入党，“我认为到了边区干革命就是共产党，怎么还有我看不见的组织？”师秋朗不知道，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入党，经常开秘密会议。对师秋朗来说，这个组织怎么加入，后悔了怎么办，都是问题，只是不说出来。以后到了自然科学院，党组织公开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入党，而且往往都是表现突出的分子，师秋朗才开始考虑争取入党。但还有一项顾虑，像沉重的石头挡在她面前。

“假如被敌人抓住，我能否经得住不叛变？如果顶不住，不如不加入。”十五六岁的师秋朗，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烈士传记，觉得别人为了信念可以意志坚定，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了信心才开始申请，终于在1943年入党，此时距来到边区已经四年。

师秋朗入党的心理关口，父亲师哲1924年在西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曾面对。入团前夕，19岁的师哲被组织派人领到西北城角的刑场，地上尚有一摊摊处决人犯的血迹，来人问师哲怕不怕？师哲回答不怕，才获得入团资格。

在安塞完小的窑洞里，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等来了久违的父亲。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小学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师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师秋朗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师哲惊呼“天哪，你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师秋朗却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同样是“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觉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远，像一个外国人。

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师哲的气质。

1925年离家逃亡后，师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师哲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师秋朗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

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师哲，觉得贾静春守旧土气，正像当时延安流行的一个指称旧式妇女的名词“土包子”，师哲的情意转到了从沿海大城市来延安的“洋包子”身上。母女俩不远千里两赴延安的寻访，不足以挽回这颗在特工生涯中磨砺过的心。

师秋朗说，母亲经常一个人跑到山沟里痛哭。她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诉，“弃旧迎新”是当时延安领导层的普遍风气。

离婚后的贾静春和从自然科学院毕业的师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边区政府，此后一直单身，直至建国后担任侨联工作，才由上级撮合与一位长年单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国华侨结婚，彼时两人都已年近花甲。婚后数年继父离世，母亲独自生活。

从“克格勃”到社会部

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人员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内战时期“契卡”的继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师哲不是苏联情报系统中的第一批红色特工。他的学长们包括1926年受训的陈赓、顾顺章，还有后来成为汪伪特务首脑、著名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主人李士群。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破坏，致使师哲1931年回上海的计划成空，被迫长期滞留西伯利亚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

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抗日将领马占山赴苏后被宣布为汉奸，曾吓得在师哲面前下跪，以后师哲曾充当软禁马占山的“监护人”。

在苏联“大清洗”中，师哲过手了大批肃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肃了多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过来，陷入迷茫之中”。他的内务部上级们的指示则是“随便吧，只要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

这个“最低要求”并不现实。提拔师哲的老上级、西伯利亚内务部部长被枪决，领导过师哲的科长和处长人间蒸发。一位年轻同事仅仅由于同师哲打了一场网球，被人告发和日本领事馆人员交往，在办公室饮弹自尽。

作为苏联情报系统中的中国人，师哲能够躲过肃反，实属幸运。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与师哲同在格别乌长期同事的王仁达，在大清洗中被入狱流放。上世纪50年代师哲陪领导人去苏联，辗转寻获其下落，王于1956年才回到北京，不久病逝，与师哲缘悭一面。

大清洗高潮中，身为外国人的师哲终究难免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长任弼时接纳师哲为政治秘书，最终师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中共赴苏人员中，师哲留苏时间之长、在安全部门工作之久和职位之高，极为罕见。

1943年多风沙的春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上学的师秋朗，眼看着身边的老师同学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

补习班里大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最初在院长徐特立主持下学文件，联系实际互相检讨，师秋朗尚未觉得异常；然而后来西北局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徐特立，一时间气氛肃杀。

自然科学院所有的老师都被打成特务，无一幸免，接连投入保安处监狱。精神重压之下，一个男老师上吊，一个女老师服毒，吞下收集起来的火柴头。连一个炊事员也投了井，学生无人上课，吃不上饭。

前一年是延安史上的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用黑豆和燕麦替代食品。这些原是马料，人吃了容易排气，封闭的窑洞课堂，不时这边那边卟咚一声，引发同学嬉笑。另外学生随地吐痰也是个问题。有个老师要求学生们“吞痰忍屁”，自然很难做到，到了抢救运动，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一顿臭批，成为特务罪状之一。

自然科学院属于西北局管辖，在任弼时、高岗主持下成为抢救运动重灾区。师秋朗的同学们被逐个打成特务，起初批斗和看管特务的人也成了特务。

在“坦白了吃面条，不坦白饿肚子”的政策下，很多十几岁的学生为了吃一顿面条当了特务。“特务学生”又往往交代老师诱其加入组织，使被逼供的老师罪证坐实。

奇怪的是，补习班和学院草木皆兵之中，师秋朗既未被“抢救”，又非积极分子，只觉得迷茫，“眼中觉得的好人，组织上说是特务，不能相信，又不能不信”。

其间师哲赴关中出差，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派人将师秋朗接去，问师秋朗是否批斗对象或积极分子？师秋朗答曰都不是。李富春再问那你算什么？师秋朗说不算什么，不知道为何自己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李富春当时身处抢救运动中枢，表现抢眼。但对师哲之女，他自然另眼相待。此时的师哲凭借苏联内务部门的深厚资历，成为社会调查部长康生麾下骨干，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在西北局干部系统“抢救”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师哲与贾静春离婚后，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此时康生的秘书，不乏政治联姻意味，二人关系紧密亦可见一斑。

秘书恩怨与玄机

1945年起，师哲离开社会部，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又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政治秘书，接触高层核心。

秘书生涯中，师哲也曾偶尔客串情报行当，譬如曾诱捕前来中国投奔革命的“美国同志”李敦白入狱。在诱捕过程中，师哲显示出不动声色的老练，获得李敦白的信任，数十年后李写下回忆录，仍对师哲颇有积怨。对此，师哲在回忆里却未提起。

师哲回忆录记载，1953年夏，毛泽东突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质问，是谁把师哲安插在他身边。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随即被取消，师哲的位置由江青代替。这也是江青摆脱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介入政治的开始。

1957年，师哲终究离开了秘书圈，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正值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前夕，毛泽东对他尚需斟酌。师哲回忆，毛泽东每次到山东视察，接见众人后总要将他单独留下，两人对面坐上半晌，却没有什么话说。有时问上一句半句，却又完全不着边际，无从回答。

对于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师哲固然忐忑，却也不免有旧恩犹在的宠遇之感。师秋朗回忆，毛去山东视察，师哲喜欢主动凑到身边，合影时离毛泽东最近。师秋朗觉得，毛泽东对师哲的心理拿捏很准确，“宠遇”的实际后果是引起了山东其他人的嫉妒，师哲成为众矢之的。

康生在建国后师哲的遭际中，扮演了一个似隐似现的角色。

师哲认为，康生和自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结下嫌隙，又忌讳师哲知道他在苏联的底细，一心要整倒他。师哲称，自己被开除党籍下放，康生插手规定了三条：远离铁路线，隔断师哲同中央的联系，防止师哲逃亡苏联。

在师哲的命运臧否上，康生未必能左右局势。实际上1949年后，两人还一度来往颇为密切，无话不谈。但康生对下属颇多疑忌，延安社会部诸人后来命运不济，亦是事实。

“文革”前夕师哲被送入秦城监狱，成为1966年这里收押的第一个犯人。他和自己的社会部上司潘汉年、同事布鲁以及曾诱捕过的李敦白成为狱友，但互不知情。在秦城管理干部何殿奎的回忆里，师哲身体不好，态度温和，他常劝师哲加强锻炼。师哲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他曾问管教干部为何要把无辜的干部关在这里。这位管教干部（实为何殿奎）则回答，大约出自国家需要。

南各庄的斜阳

1976年的一天，从天津清河干校回北京的师秋朗，在招待所里见到了失联多年的父亲。

从自然科学院毕业后，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听从组织安排，在热河、东北、上海等地和妇联、土改队、铁路局、航空站、航空学校数个单位之间来回辗转。到了东北航校之后，师秋朗干上了有点继承父业意味的保卫工作，建国后又调往统计局。辗转太频，师秋朗记不清自己每次都做了些什么，只在近来所著的《九十抒怀》中总结说，“一辈子服从分配，一辈子倒霉。”

1953年，师秋朗做了一次“走后门”不服从分配的尝试，通过在山东任书记处书记的父亲的关系，调到青岛海洋研究所，原因是和丈夫离婚，不想继续呆在上海。丈夫是航校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朝鲜战争中第一个空军英雄。这位“最可爱的人”，回国后陷入鲜花掌声的重围，看场电影衣角都能被女孩子掐出印子，很快犯了和师哲类似的错误。

离婚后的师秋朗不曾再婚。“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没看到一对夫妻是关系好的。”她回忆说。

师秋朗到山东，正好赶上师哲被整肃，受到排斥。几年后她设法与人交换户口指标调回北京，和母亲、孩子一起生活，单位也变成了工商管理专科学校，从此才稳定下来。

“文革”之前，师秋朗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开头，她所在的大队会计就跳井自杀了，群众却普遍反映他并无经济问题，让她想起了延安抢救时跳井的炊事员。回到北京，师秋朗每月给死者的家属寄几十元生活费，直到那家孩子参加工作。

当年奔赴延安之初在班会上批判母亲的激情，又回到她身上，发泄了平时“受压制”的积郁。大字报遭到了工作组反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师哲女儿的身份成了师秋朗最大的软肋。

女儿的角色浮沉，身处秦城单人囚室的师哲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继任妻子周惠年已与自己离婚。而师秋朗也完全不知道父亲1963年后去了哪里。

虽然如此，在招待所见到父亲的一刻，师秋朗却莫名其妙地流泪不止，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眼泪一次流干。

师秋朗见到的，不像是一个现实中的活人。“白，皮肤白得透明，眉毛、头发都是白的。也很胖，像是发酵粉催起来的那种胖。”师哲回忆说，秦城阳光的稀缺，使他成了“白毛男”，出狱前的催肥却又使他完全失去了模拟“白毛女”的可能。

更像白毛女的是语言。“他好像隔世人，说的是二十年以前的语言，‘文革’中的新名词一个也不懂。一开口，他就是五十年代人。”师秋朗说。几任妻子的先后离婚，使师哲失去了回到任何一个家庭的可能，成了由社科院安排的离休干部，真正的“组织人”。师秋朗成了最常去看他的亲人。

师哲和结发妻子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后期。师哲从下放的农场归来，贾静春卧床瘫痪。在医院病床前，师哲问近于昏迷的妻子想要点什么，妻子说“碧螺春”。师哲事后念叨说“她还知道碧螺春”，却不曾去购买。

师秋朗对父亲这一行止极为气愤，“到死他都没有一点愧疚，还嘲笑母亲。一点人情味儿都不剩。”

虽然如此，师秋朗还是觉得父亲的经历有价值，有意帮他整理回忆录。这成了父女晚年最有意义的共同事业。

1998年师哲去世，在中央组织部审定的“师哲同志生平”里，他被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联问题专家”，最后一个身份则是“副部级离休干部”。在“师哲子女致亲友的信”末尾签名的师哲子女，以师秋朗开头，另有俄罗斯籍的两个儿女，以及与周惠年的四个子女。

除了帮助父亲完成回忆录，师秋朗晚年的精力投入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延安杨家岭山道上，七旬老人徐特立佝背负手急趋课堂的身影，以及坚决不肯离弃童养媳老婆的操守，成了师秋朗记忆中最珍贵的一抹亮色。另一件“苦活”则是费力搜集自然科学院同学录和发起校友会。

师秋朗感到厌倦了城市的生活，被往事纠结的失眠困扰。她常常想到农田。回归农村的愿望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离休后，她先在通州一处农庄租房居住，后在大兴南各庄附近租下了一块地，自己起平房，正好趁爆发非典那年住到了乡下。

这里离唯一可到的公交站台有几里地，通向院落的小路白杨荫蔽，院子周围都是麦地，金黄中含有泥土的湿润。院里还有属于师秋朗自己的玉米和菜地，壁上挂着一排十来种农具。一个附近的农民帮着收种，附带照料她。师秋朗自己干些掐芽、绑枝的轻活，恍惚童年摘棉花、看场的记忆倒带。

在小院里，师秋朗获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丰收。2012年秋天，笔者第一次来到这座小院，遍地金色的玉米成垛，似乎容纳不下。

土地的租期是30年，“足够我活了”。在玉米林的沙沙声里，师秋朗找到了与童年一样的睡眠，远离了一生中的革命、运动和恩怨得失。遗憾的是不能带上母亲，她已早于师哲多年过世。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