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丁玲相识在北大荒，从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那些在北大荒的日子，常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而我，是丁玲在北大荒艰苦奋斗、生活的一个见证人。
王金宝
我目睹了她被“参观”的场面
1958年8月2日，是北大荒汤原农场一个难忘而又不寻常的日子。
丁玲到来的惊人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整个汤原农场。好奇的人们从农场的四面八方，洪流般涌向场部。人流中有农工、干部、复转军人、家属，男女老少，一波跟着一波，争先恐后地涌过来，都想亲眼看看被打成女“大右派”的大有名气的女作家丁玲长个什么样子。
我目睹了这一场面。
那天中午开饭时间，我跟着丁玲的丈夫陈明陪丁玲一进场部大饭厅门里，突然拥过来几百号人，一下子把丁玲紧紧围住，不用问都是来看“大右派”的。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突发情景。丁玲一见就心慌了，顿时陷入悲痛之中，这对她的心理是怎样一种无情的打击、严重的伤害，我们不得而知。
丁玲后来说：“我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我会不由得回想起，不，不是回想，是又掉进那些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鄙夷的愤怒的目光中。我在北京被展览过、示众过，像旧社会那些被处决的犯人，在行刑前插着木标游街示众一样，在那些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得意扬扬的嘲弄声中，畏畏缩缩地躲闪着，心比一片片被人绞杀着更难过地那样战栗着。我曾以为只要离开北京，到农场来，就可以悄悄地劳动，胼手胝足，艰苦地为自己赎罪。现在看样子，大食堂里的人多着哩，一层一层端着饭碗，拥到门口来看‘大右派’，看我来了……如同在动物园里观看关在铁笼里的老虎一样，对被看的我们有点害怕，也有点怜悯。”
那时，我是畜牧队里的一个见习技术员。一个走出校门刚从业一年多的小青年，竞有幸与大作家丁玲邂逅在汤原农场的一个畜牧队里，我当时觉得很幸运。
我知道丁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是首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大有名气的作家。但当时她在我眼里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在之后的日子里，她也始终乐观、开朗，和蔼可亲，总是乐呵呵的样子，和工人相处极为融洽。
我与丁玲虽为初识，却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熟人，从此结下一段深厚的师生情谊。
丁玲夫妇刚到畜牧队报到那天，畜牧队的领导姜支书指派我去找个手推车，把他们的家当送到一间普通的平房。他们就在那里安了家。
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坦率地说：“我在校就渎时学过《果树园》这一课，知道这篇课文出自您的大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大作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闻名遐迩。当时老师还特别介绍了您的生平和革命活动以及创作成就，尤其重点解释了毛泽东赞赏您的那首有名的《临江仙》词全文，我领略了您‘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英武气派。可以说我就是您的学生了。我见过您登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卷首的那幅漂亮的大照片，一见面我就认出您来了。”
“大可不必叫我老师，你就叫我老丁好了。”丁玲说。
帮他们安放好东西后，我说：“两位老师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尤其远离县城，又无交通工具，用啥买啥都不方便，往后有啥需要的我都可以帮着跑跑。”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被开除了党籍的老共产党员丁玲，也成了她在北大荒艰苦奋斗、生活的一个见证人。
她成了小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那段时间，丁玲上衣穿的是老式妇女带大襟的粗蓝士布便服，配一条黑色布裤，脚蹬一双解放胶鞋。她带来的介绍信上写的是来“体验生活”，但她那一身打扮，却不像个作家的样子，倒和老百姓没啥两样，看得出，她到北大荒投身垦荒大概是有思想准备的。
在丁玲到农场的第二天，我在畜牧队办公室门前第二次见到她。姜支书正和她谈话：“我们还没有研究你的事呢，你先回去休息几天，待研究后通知你，不要先忙着上班，回去，赶快回去。”
当我下猪鸡舍巡查回来到饲料室时．一进门就看到丁玲一脸大汗地和几个姑娘一起手拿菜刀学着剁青饲料。我对她说：“领导不是和你说过还没研究叫你干啥活吗？”
她一面剁着饲料一面笑着说：“我先学一下怎么个干法，笨鸟要先飞嘛。”
丁玲那年五十四岁。组织上考虑她年龄大，体弱多病，身体不好，所以’没分配她干什么重活。姜支书说：“党委杜书记嘱咐过说你过去是做文化工作的，没有劳动习惯，年龄大，介绍信上也说是来体验生活的，没说要劳动，所以对你不做硬性规定。
可丁玲不情愿做旁观者，她说：“我生活在农场，不参加劳动怎么行？只有和工人在一起劳动才能体验生活。”
在她一再恳求下，姜支书只好先把她领到鸡队孵化室，并再三叮嘱：“孵化室温度高，室内外温差大，易感冒。如果感冒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强，不要长久留在孵化室。”
排长邓明春教她选合格的种蛋，结果干了不到一小时，她已累得腰酸背疼。
下班后我到她家，一进门就看到陈明在用双手敲打她的腰背。我对她说：“谁干活就累谁，这是老话。一开始干活不能累着，急不得，要慢慢干才行，一般干上十几天才能顶住。”
她深有感触地说：“是啊，劳动还真得有个缓冲的适应过程呢。”
丁玲很有毅力，坚持按时上下班，最终挺了过来。
丁玲能吃苦耐劳。剁菜时，她开始只能用一把刀，一下一下地剁，慢慢速度变快了，后来还能学着用双手各持一把刀剁了。她的双手被刀震裂了不少大口子，磨出了大血泡，可她却不在乎，也不怕疼，抹点甲紫、碘酒，再用风湿膏贴住。姑娘们再三劝她回家休息，她不走，坚持干，不下岗。这是她的一种精神。
后来她养蛋鸡，还和李斌兰饲养了一千只小雏鸡。都说雏鸡难养，不好养活，可她们养的雏鸡成活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多，在养鸡队里是最好的成绩。丁玲因此成了小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我夸她不简单，干得好。她说：“只要尽职尽责，事就能办好，怕就怕在不精心。”
养鸡场的病残雏鸡会影响育雏成绩，没人愿意饲养，丁玲却一手包下来养。她开玩笑说：“我的养鸡房成了老弱病残鸡住院处了。”鸡病了，她学着给鸡治疗，让鸡增强抵抗力，并精心喂养。在她的细心护理下，病雏鸡都康复长大下蛋了。养鸡姑娘丛凤芝说：“老丁会写文章，养鸡也是好样的。”
她向我一个普通人披露了“奖金风波”的真相
丁玲快人快语，喜欢直来直去。彼此熟悉后，我在她面前说话也不忌讳什么了。
1958年秋天的一个周日，我在丁玲家小坐闲聊时，想到有位复转军官不久前问我：“1957年批判丁玲时，有人说她私心重，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获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都独吞了，有这回事吗？”我没听说过这件事，也没见过什么揭发材料，到底有没有，我无言以对。但我认为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些人议论的结果。为此，我向丁玲当面求证这件事。
她心平气和地对我说：“由人说去吧，人家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好了。那笔奖金都派了什么用场，党组织是知道的。”停了一下她接着说：“一笔用于河南（黄河泛滥）救灾；一笔给了全国妇联：一笔给了中国文学研究所，因为当时我在中国文学研究所也是挂了名的。”
面对普通的我，丁玲难得地披露了事实的真相。
她说：“即使是这样，不少人还在猜疑呢。”
听了丁玲的话，我颇为感慨。原来她把荣获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这种无私精神和高尚情操，理应受到高度赞扬，可是当时竞有人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企图丑化丁玲。而丁玲，却并不予以计较。
丁玲到北大荒后，为农场和群众做了不少好事、善事。
她在农场劳动，每月的工资始终没领，而是和陈明一起用陈明的工资。她养的鸡一有病，就自己掏钱买药给鸡治病。她已到退休年龄，有腰背痛的老毛病，一百多斤的鸡饲料担子她挪不动，就花钱请陈明到汤原县城定做了两个三十斤的小铁桶和一条短扁担，用来挑料喂鸡，为公家节省了开支。
后来，当我得知丁玲和陈明从牡丹江军马场买回六个品种的肉蛋兼用型种鸡时，便去找曾任王震将军警卫连连长、时任畜牧队队长的周胜武，问他给那些鸡是否打过预防针，有没有检疫证。他说：“我只知道一千元的买鸡钱是丁玲出的，别的事我不知道。”
我这才知道那些买鸡的钱是丁玲自己出的。我跟周队长说：“我月工资才三十元五毛，一千元差不多相当于我三年的工资啊。”周队长说：“她每月工资都不领，还自掏腰包买鸡，这是她的心血。”
丁玲当文化教员时，还为学员买了几百元钱的《雷锋的故事》《可爱的中国》及有识字意义的画册等大量书籍。有个小伙子爱画画，她就给他买了不少画笔和油彩、画纸等物品。
她了解到有个姓李的职工家有五口人，其中还有老人，工资却只有二十八元，连每月供应的口粮、油都买不起，便经常给予接济，到了冬天还给他们买狗皮帽子戴。
因为和丁玲交往多，我受到了株连
与丁玲熟了，交往一多，有人便说我和她交往密切，沆瀣一气，划不清界限……
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丁玲养鸡，我是技术员，天天有见面和接触的机会，这是正常相处，而不是在搞阴谋活动。
但世事难料，我被调离汤原农场和汤原农大，到合江农垦局干校进行第二期干部培训的工作刚刚两个多月的时候，一个周一的早晨，我起床后一出宿舍门，突然发现了惊人的一幕：整个工字型大走廊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揭发我与丁玲关系密切，有不可告人罪行的大字报。
我认真地看了，尽管都是些“大帽子”，没有一点真凭实据，我仍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一场政治灾难。
我想，尽管1960年全国性的“反右”斗争风暴早已风平浪静，我也已离开丁玲工作的汤原农场，但过去我和丁玲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多，他们怀疑我和丁玲有关系，对此有看法、有意见，给我写大字报是正常的。
我理解了人们的心态，没有怨言，平复了自己的心境，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尽职尽责，和往常一样热心备课、讲课、辅导学员。
到了周六例行的校务会议上，党支部书记郭复兴在会上明确表态说：“部分同学给王教员写了不少大字报，主要意见有三条：一是跟大右派丁玲走，会毁掉自己的前程，没有出路；二是要和‘大右派’丁玲划清界限；三是要悬崖勒马。我看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是客观的、是对的、是善意的，没有恶意，应该肯定，对王教员大有帮助。王教员态度是端正的，这很重要，支部认为他能正确对待和理解大家的意见。他不反感，没有抵触情绪，依然热情工作，不消极，不误人子弟，不打击报复。他身为教研组组长，责任心强，尽职尽责，不务虚名，教学工作抓得更紧了，课比以前讲得更好了，更实际了……所以，支部希望王教员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好地推动教学工作。”
郭书记话音一落，人们便报以一片掌声。人们认可了郭书记的处理意见。而我，则从绝境中重生，躲过了一场政治灾难。
她说我是他们在农场时闯入他们生活的第一个朋友
丁玲复出后，在著述《风雪人间》里《青年诗人》一文中把我比作“在漂流中”向他们“漂过来的一根木头”，把我说成是“到农场，闯进我们生活的第一个朋友”，说我和他们“萍水相逢，以心相见，坦率无间”，“在重新做人的起点上”，说我给了他们勇气、给了他们一丝温暖、给了他们一丝希望，是一个好人……
实际上，我并非像丁玲所说的那样好，我这样做是善良的人性本真使然。
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已绝版二十几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一出，丁玲就亲笔题赠与我，又先后把《丁玲近作》《丁玲散文集》等诸多作品赠送与我。她还把她和陈明复出后参加重大活动的合影多幅寄赠与我。
1981年夏，当听到媒体公布丁玲重访北大荒的消息时．我惊喜万分。但因不知她的电话号码，又不知他们一行在哪个农场走访，我失去了难得的一次拜望丁玲和陈明的大好机会。
我怀着遗憾的心情，赶忙去信表明心迹。他们从北大荒回京后立即给我复信说：“来信收到。东北之行，引起很多回忆，心里充满友谊之情。自东北回来后，我们先后感冒，至今未愈。同时又要忙于出国，现在不能与你详谈，请谅，年底回来后当再详谈。”
1983年1月3日，我的老同学张福太夫妇去北京看望丁玲，他们回来后给我写信说：“丁老经常念叨你，说你帮了她不少忙……她要把重访北大荒的合影送给你做纪念。”
我写给丁玲的信，她大多都热情地亲笔回复，很少由陈明或秘书代笔复信。只有她生病时，陈明才会代她复信。有一次陈明复信说：
“最近我们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原有的级别。户口也从陕西调回北京。丁玲回作协，挂个副主席的名，实际已无余力做事，集中全力搞写作。毕竟年龄老了，想写的东西很多，时间已剩得不多了。身体又大不如从前（如没有在北大荒的锻炼，她的身体可能还不如现在呢），半年来已住了两次医院，除糖尿病、冠心病外，小的伤风感冒、泻肚，至今不断，令人担忧。但看明年春暖，希望能有点起色就好，我大概仍回电影厂。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只希望身体稍好，抓紧时间写出点东西来，把失去的二十余年多少补回来一点，别的奢望不敢有了。”
我与丁玲相识、交往和通信往来的几十年间，她不弃对我的师谊，这于我是一种幸福。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