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营洲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雷石榆全集》一书的校样，于是知道了“雷石榆”这个名字，也因此知道了他的一些人生际遇。
雷石榆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热血青年，左联斗士，放逐诗人，抗日战将，匪谍分子，大学教授……
而时人对他基本的论定是：著名诗人，左联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
一
雷石榆，幼名雷社稳，1911年生于广东台山。他六岁丧母，是在祖母的抚爱下长大的。而他的父亲，在他还没有出生时，就去印尼学做木工了，后因手艺精湛，可带徒弟，便经营起了自己的家具店。
1932年冬天，他的父亲从南洋回乡，他便向父亲提出，要去日本求学。他父亲开始极不同意，认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你为什么反倒向日本人学习”。于是他向父亲讲述了“日本侵略者与日本人民不同，到日本去学习深造也是为了更好的报效祖国”等等道理，他父亲才勉强同意了。
1933年，雷石榆来到日本，进入中央大学经济科就读。此间，他参加了左联东京分盟，主编机关杂志《东流》，还参加了日本左翼诗歌杂志《诗精神》团体，成为其中唯一的中国同人。此间，他把现代汉诗译成日文，又把现代日文诗译成汉文，并在中日杂志分别发表文章，介绍对方国家左翼文坛的概况，成为从事中日现代诗歌交流的创始人。
当时的雷石榆，是一热血青年，既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又有着拯救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宏伟愿望。他的诗，总是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战斗性和号召力。诸如他与日本友人小熊秀雄合撰的《中日往复明信片诗集》中，就有他一首这样的诗：“我们/用不同的血/来制造炸弹/去爆炸共同的敌人/用不同的语言/唤起台风/吹跨一切民族的城池/拿统一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自卫/用巧妙的战术/攻击/我们在世界矛盾/白热化的焦点上/总爆发的火力/一如火灾后/准备新的建设//”
而在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正残酷地迫害日本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作家，当时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就惨遭杀害了。中国的左翼进步学生，因同情日本进步作家也遭到秘密监视，不断有人被驱逐出境。
1935年3月，雷石榆出版了他的日文诗集《沙漠之歌》，在日本文学界反响甚好、影响很大。同年5月，他的《诗歌》创刊，但该刊不断受到日本警方传讯、威吓。
正是由于雷石榆诗歌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来反对侵略战争的，这令日本当局十分恐惧，于是便“借故”将这位“左联斗士”逮捕了，并随即驱逐出境。
这个所谓的“借故”，或许是贾植芳所回忆的：“我们有一个同学雷石榆，是广东人，他在日本多少年一分钱没花过，日本小姑娘喜欢文艺的，跟雷石榆住一块，养活他。我羡慕他！后来雷石榆跟这个女的不在一块，又跟另外一个女的在一块了，一分钱没花过，那个女的管他吃饭、睡觉，给他买东西。那个女的要跟他结婚，他说他要离开东京，回国以后就跟她结婚。后来那个女的发现，雷石榆没有离开东京，跟另外一个女的同居了。那个女的跳楼自杀，被日本警察发现了，到雷石榆家一看，他家里有很多小姑娘照片。日本报上登了《黄色支那人》，把他驱逐出境。”（《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9日）
由此看来，利用“黄色事件”来打击“不同政见者”，当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
二
雷石榆回国时，正值全面抗战的前夕，他立即投入到了抗日的队伍，进行文化救亡活动。他奔走呼号，沐风栉雨，南北穿行，成为文化战线上一名“抗日战将”。他先后在福州、广州、晋南战区、洛阳战区、昆明、长汀、漳州、厦门等地办刊物，主编过《福建民报·艺术座》副刊，参与编辑《广州诗坛》（后改名《中国诗坛》），主编《文学评论》，主编《西南文艺》，参与《战歌》等刊物的编务。他还曾经主持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的工作。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诸如他创作的诗歌《坟墓和活路》，就成了当时——乃至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抗战诗篇”：“奸商卖日货，/等于替日人造军火！/难道中国失地还太少？/千万同胞被杀还不多？//奸商哟！/只顾个人的腰包，/不管民族的大祸！/试问国家全亡了，/你的财产还可以带着逃？//就算你的家庭不变炸弹粉，/就算你的妻女不被强奸，/就算你的性命也侥幸存留，/逃到异邦只是个可怜的亡命狗！/做奴隶，/做亡命狗，/真是比活埋还难熬！//奸商哟！/你把假商标贴上仇货的时候，/全民的枪决签已插在你的肩头！/清醒脑袋想想吧！/眼前摆着坟墓和活路！//”
有论者称：“在全民族抗战的合唱中，一些诗作以‘讽喻’作战斗，题材新颖，别具一格。这首把奸商作为讽喻对象的诗作，可以说是抗战讽喻诗词的一个代表。”（韦晓东：《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
1938年10月，他还写过一首《故乡在烽火中》：“啊，我的故乡在南国的广东，/我却燃着复仇的心火来到西北的战场。/怀念的梦只有系在征人的心脏，/不管征人的心脏荡着炮弹的声响。/”字里行间的思乡之情，抗敌决心，呼之欲出。
有论者称，雷石榆在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
三
1946年应邀赴台湾任《国声报》主笔兼副主编。1947年转任台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台湾，雷石榆参加了“台湾文艺联盟”活动，是其中唯一的大陆人。
雷石榆在台湾的最重要活动，是1948年参与了正在《台湾新生报》上开展的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文学问题的争论。雷石榆论争的是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创作方法。他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树。这种“新写实主义”，既超越自然主义的“机械规划”，也超越“浪漫主义的架空夸张”。台湾作家陈映真等认为，这其实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结合”的创作方法并视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首次引入台湾。不过，雷石榆却为这场辩论付出了代价，论战停息不久，他便被台湾当局以“匪谍”的罪名被捕、坐牢，并被驱逐出境。（黄安榕：《雷石榆对闽台文坛的贡献》）
雷石榆也因为被日本、台湾两度“驱逐出境”而被称作“放逐诗人”。
当时，他已和台湾著名的舞蹈演员、后来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蔡瑞月结了婚，并育有一子。
他的妻子蔡瑞月，也因此逮捕，并被囚禁了三年之久。然而在她服刑期间，遇有政府大型活动，还必须无条件参与演出。
1951年，蔡瑞月获释。两年后，她成立“蔡瑞月舞蹈研究室”，虽然不时遭受政治监控与打压，勒令她不准出境，但她持续不辍创作、表演与教学，培养无数本土舞蹈人才。据台湾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称，他七岁在杂志上读到蔡瑞月专访，当时就激发了学习现代舞的兴趣。
1994年，当蔡瑞月奔赴大陆再度见到雷石榆时，彼此已分别了四十多年。这期间，蔡瑞月一直没有再婚。“他们在机场的时候，蔡见到了雷，知道雷已经结婚了，一个古稀老人哭了，而且哭的是那么肆意。是啊，半个世纪的隔离，对于雷，也许找一个妻子照顾自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蔡，也许半个世纪的守候是人间最难得的一份真情。”（暗恋鐟皕：《一次触动心灵的关于他人的人生感动》）
2005年，蔡瑞月病逝于澳洲，享年八十四岁。
四
雷石榆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位文学翻译家。他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日本诗，还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部分诗作。
翻译者翻译谁或不翻译谁，就个人的主观愿望而言，自然是有所选择的。雷石榆为什么会翻译海涅呢？窃以为，他和海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点，在他的《译者序》便可感悟得到：“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以他的慧眼、以他的机智、以他的强烈的热情、敏锐的感觉、尖辣的笔锋、深博的知识与特殊的天才，创造了不朽的杰作。还在青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特别赏识这位驰名的诗人，进而结识为至交。马克思常朗诵他的诗篇以自娱，诗人也非常虚心地接受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批评与鼓励。这两位伟人的习惯及所走的途径虽互异，而在激荡的不安的时代，为苦难的人类争取幸福与自由的良心，不折不挠地本着战斗精神却是一致的。”
诸如他翻译的这首《赞歌》：“我是利剑，我是火焰。/我在黑暗中照耀你们。/战争爆发时，/我在第一线战斗。//在我的周围，/战友的尸骸呀纵横，/但我们胜利了，/但周围战友的尸骸呀纵横。//在欢呼的凯歌之中，/埋葬之歌呀飘扬。/我们但没有该欣喜，/又该悲伤的余暇。//更且喇叭在吹响，/报道新的战争，/我是利剑，/我是火焰。//”
是啊，这样的诗，是海涅的呢，还是雷石榆的呢？恐是难以说清的。
众所周知，诗是不可译的，尤其是外国诗。而雷石榆的翻译，又是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这期间，经过两度的再创作，究竟还有多少是原作者的原意，恐已难说了。不过，雷石榆所信奉的是，文艺为政治、为时代服务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
《雷石榆全集》里的《海涅诗抄》，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了的，窃以为，这些文字，或有纪念意义，或有史料价值，至于有多少文学价值、欣赏价值，恐就见仁见智了。当然，海涅毕竟是德国著名抒情诗人和散文家，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一些篇章还是能超越时空，具有永恒魅力的。诸如他的这首《叶比罗格》：“黑人说：百兽之王的狮子，/一害病，就扯裂一只猴子，/从脑袋起嗦嗦地直吃掉，/于是病就好了//……”
五
1952年，雷石榆任津沽大学（河北大学前身）教授，先后为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和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
有人曾撰文追忆过雷石榆任教期间的一些情景：
在中文系诸多先生当中，雷石榆算是比较“洋派”的一个。他性格浪漫而富于个性。那是一段非常革命的岁月，大家都穿一律的衣服，他却不然，总是挺拔的西装，或礼服，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在学校，他身边常有一个助教跟随着。上课之前，给他提着一个大的旅行包，里面放满了书籍与资料，放在讲桌上，以备查用。他走进教室，总是先露出天真的笑容，接着，是他那爽朗的笑声，不像别的教授那样保持着“尊严感”。他喜欢和同学接近，没有一点架子，特别是与女生，在她们中间的笑声更多，也更天真。他的为人，随和，淡然，与世无争。讲起课来，是天马行空，即兴发挥。许多时候，说了一大篇，连自己也不知说到哪里去了，径自笑了起来，使同学莫名其妙。他开的西欧文学，讲起来特别放情，尤其是那些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济慈、雪莱，情绪就上来了，英国雪莱的《致云雀》诗，他可以情不自禁地背颂下来，先是用英语，忽然想到不对了，怕大家听不懂，便改成不够标准的普通话（粤语），也背了下来。又一次，他讲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没有去分析剧本的思想内容、背景，也是在课堂大声地背诵起大段人物对白。此时的讲台，却就成了他一个人演出的舞台，而他，自然地成为剧中的角色。所以，他讲课的一个特点，就是率真、动情，浪漫气质随时表现出来。他完全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很不像一个严谨的学者。（杨振喜：《放逐诗人雷石榆》）
六
据知情者称，雷石榆在“文革”中受过不少苦。他住“牛棚”的时间最长，表现被称为“不好”。因为他一是留学过日本，同日本人有朋友的交往；二是到过台湾，叫作有“港台关系”，这怎么能“交待”得清楚呢？他只说是受过迫害，被日本政府驱逐，又被蒋政权驱逐，谁会听信他？
粉碎“四人帮”以后，抄家的部分资料发还了他，其中就有诗集、文集，但零落不全。有关部门答应落实政策，赔偿他的损失。他说他不需要钱，只希望组织上能帮他找回遗失的著作，哪怕是能够找回个复印件也好。
后来，的确陆续找到一些。到他生前为止，出版的书只差一本《在文化斗争的旗下》。此书，1932年由广东台城同文印书馆出版，收集了早年他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组文章。
雷石榆回忆说：“这本书恐怕难以找到了，那时我主编台城的《民国日报》副刊，因为我连续发表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引起了论争，我那时被围攻过三个月。现在想起来，就更怀念这本书。”（刘玉凯：《太阳记得您，桃花记得您》——追忆雷石榆先生）
七
粉碎“四人帮”以后，雷先生精神焕发，他不仅在系里开专题课，而且还在全校作学术报告。
据称，雷石榆的性格，天真而浪漫，喜欢音乐、跳舞、绘画，平常出门旅游，总是带上画夹，兴致一来便到外边写生。他的水彩简洁而有恬淡的美，他的水墨画也颇有生气。他处世超然，与世无争，绝对远离争名夺利的任何较量。他为人忠厚、诚恳，为别人想得多，总不愿麻烦别人。据称，直到他去世，他的工龄还是从抗战开始计算的。有人说：“这很不公平，左联作家应算‘红军干部’，怎么能算‘抗战干部呢’？应该找组织。”据雷石榆老伴儿张丽敏说：此事也找过，但十分麻烦，雷石榆不愿再去费脑子，也就不再争取了。
雷石榆一生著述甚丰，专著有《日本文学简史》《文艺一般论》《写作方法初步》等。文学创作有：诗集七部，译诗二部，小说集三部。
雷石榆是个性情中人，又善交际，经历也丰富，使他认识了许多人，并与很多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其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有政界要人，如郭沫若等，也有仁人志士，如林基路等。在他的晚年，很写过一些回忆文章，如《追思烈士林基路》《追念李何林同志》《我的回忆》等。据说，“他写文章很快，用复写纸一次写出两份，一次成稿，基本不用改。写累了便休息一下。”
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雷石榆的爱子、前妻，数度前来大陆，劝说雷石榆迁居澳大利亚，但被雷石榆拒绝了。
有人曾这样评述过雷石榆：“雷先生的一生，不管对同代人或者后来者而言都很不平常。他以诗人名世，并以诗人之敏锐总让自己置于时代的前沿，击壤讴吟。一生兢以民瘼为念，以世道为忧，以国是为虑，以开拓国际文化交流为务。作为学者，他坦言己见，光明磊落，孜孜以求，精益求精；作为教授，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人生之楷模；作为导师，他对弟子倾注融融爱心，无微不至……”（林丽珠：《鹿耳礁文稿》）
1996年12月7日下午，雷石榆因病在河北保定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