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石
杨修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大族——属于关中望族的弘农杨氏家族。从东汉到隋唐时期，弘农杨氏家族人才辈出，世代为官。而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从杨修的高祖父杨震到父亲杨彪之间的四代人；每一代都有人担任过三公的高位，正所谓“四世三公”。
在东汉能与之媲美的是另外一个四世三公的家族——汝南（在今河南省驻马店市）袁氏家族。杨修的母亲就出身于汝南袁氏，是袁术的姐妹；杨修本人是袁术的外甥。如此看来，杨修身上汇集了当时两大顶级豪门家族的血统。
杨彪的气场太强大
一个家族，经过百年时间后往往会繁衍壮大，分成不同的房支；而杨修却恰恰是杨氏家族的嫡传后代，也是太尉杨彪唯一的儿子。在汉末动荡不安的乱世，所谓“四世三公”的家族也只能是任人宰割。袁绍、袁术两兄弟相继割据一方，称王称帝，如果他们最终能成就大业，凭借姻亲关系以及崇高的名望，杨修及杨氏家族的飞黄腾达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事情。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袁术、袁绍最终都先后被曹操消灭了。
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曹操认为杨彪和袁术有姻亲关系，以涉嫌勾结袁术废黜献帝为名，解除了杨彪的职务，并把他关进监狱审讯。后来查无实据，并经孔融、满宠、荀彧等人的求情，杨彪才没有惨遭毒手，但从此在政治舞台上就完全靠边站了。虽然杨彪在建安四年（199年）再次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但接着在建安十年（205年）又被免职；建安十一年（206年），他的封爵也被曹操用“恩泽为侯者皆夺封”的借口剥夺。到了这个时候，杨彪终于意识到曹操取代东汉已是大势所趋，于是就谎称自己脚抽筋，辞官养老了。
杨彪对汉室忠心耿耿，与曹操并非是一路人。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驾临新都许昌，大会文武百官。当时还是兖州（在今山东济宁一带）牧的曹操上殿拜见献帝的时候，看见杨彪那张本来就已经非常严肃的老脸上面露出不高兴的神情，害怕杨彪对自己下毒手，竟然没等宴会开始，就借口自己要去洗手间，一溜烟跑了。一代枭雄的曹操在面对杨彪的时候，竟然如此狼狈，除了曹操自己“做贼心虚”外，杨彪身上散发的那股祖宗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强大气场也可见一斑。
好员工遇到好老板
尽管如此，杨彪却并不反对他的儿子杨修为曹操效力，相应地，曹操也向杨修伸出橄榄枝。杨修早年在许都就因为太有才了而名声显露，就连在许都士人圈中以狂妄自大著称的祢衡，也表示出对杨修的欣赏。杨修取得孝廉资格证（被推选为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读书人，当时必须凭此资格才可进入官场）后不久就被曹操录用，为曹操出谋划策并且深得曹操欢心：“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可见，虽然曹操和杨彪互相心存芥蒂，但并不妨碍曹操本人对他儿子杨修的重用；曹操用人的气度也确实不凡。
杨修并非是汉室的死党，且博学多才，考虑到杨氏一族的影响力，曹操重用杨修也有为了缓和之前矛盾的用意。杨彪本人也默认了这一现实，他也不能希望儿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去以卵击石。
无奈卷入储位之争
出生太好也是把柄
但是，随后杨修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曹丕曹植兄弟的储位之争，并因此丢掉了性命。事实上，建安七子（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中的王粲、刘桢等人也同时和曹丕曹植兄弟交好，他们之间的诗歌、书信唱和并不少，刘祯等人先后担任曹丕曹植兄弟的属官，甚至曹丕的心腹吴质，也曾经和曹植有过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创作。
史书中关于曹植曹丕储位之争的细节，可信度很低。比如说吴质建议曹丕在为曹操出征送行时嚎啕大哭，来表达儿子对父亲的真情，从而胜过曹植的歌功颂德——就杨修和吴质的这点伎俩，相对于丁仪兄弟掀起的血雨腥风，实在上不了台面。
在曹丕和曹植中，选择立谁为太子，曹操的态度是极为反复和犹豫的。崔琰和曹植有姻亲关系（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但是面对曹操对立储的询问，崔琰仍然坚持：“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当然，以小人之心揣测，崔琰是在脚踏两只船：论私他与曹植天然亲近，这时他又支持曹丕，那么无论将来立谁为太子，他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可称得上是政治正确的高明表现；不过难免让人觉得合理却不太合情。奸诈、多疑且重感情的曹操听了崔琰这番大公无私的话后，“贵其公亮，喟然叹息”，表面上是赞赏崔琰公正诚实，其实何尝不是为崔琰太过虚伪、猾头而摇头叹气呢？——从后面曹操执意杀害崔琰，可以看出崔琰的回答并没有令曹操满意。
曹操其实有意立曹植为继承人，但废长立幼是政治游戏中的大忌，尤其是袁绍和刘表因废长立幼，导致皇位斗争激烈，政局动荡，最终政权覆灭、家破人亡的教训历历在目。身为长子的曹丕，名正言顺，获得了很多大臣的支持；如果曹操想立曹丕，根本不需要这么偷偷摸摸，让人秘密回答。紧接着，崔琰就由尚书迁到中尉，表面上是升迁（中尉是级别工资为二千石的九卿之一，尚书台的长官不过千石），其实上是让崔琰离开了国家的权力中心——尚书台。
尚书在东汉就开始“事无不统”，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中心，虽然品级较低，没有九卿显赫，却掌握非常大的实权。随后，支持曹植的丁仪抓住崔琰言语上的把柄播弄是非，使崔琰含冤而死。“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於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徐奕是丞相府东曹掾的长官曹丕的私人助理，丁仪则是西曹掾的长官曹植的私人秘书——曹丕曹植兄弟的储位之争逐渐扩大到了曹操的丞相府和尚书台等机构。
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曹丕并不厌恶杨修。根据《典略》（三国时期魏国郎中鱼豢著，现已失传）记载，杨修还曾给曹丕赠送过一把宝剑，曹丕经常把这把宝剑佩戴在身上，以致曹丕称帝后，还睹剑思人，怀念起杨修的好来。
杨修的父亲杨彪也受到曹丕的高度礼遇。曹丕称帝后甚至想让杨彪出任魏国太尉，被他婉拒了，于是退而求其次，“乃授光禄大夫（皇帝顾问），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给足了杨彪里子和面子。
可以说杨修并不是曹植的铁杆死党，他的一举一动，和丁仪的所作所为比起来，已经是非常克制了。曹植失势后，杨修也有意要疏远曹植，并且给曹丕送礼示好，曹丕本人也并不在乎杨修和曹植曾经交往的历史。要知道，曹丕的随从顾问、名士邯郸淳（文学家、书法家），有一次不过是当面称赞了一下曹植的才能，都让曹丕感到不高兴；如果杨修真是曹植的心腹，恐怕很难解释曹丕会唯独不讨厌他。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杨修和刘桢、徐干等人一样，不过是以才名和诸公子保持正常往来而已。
“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杨修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想要讨好太子曹丕，但面对曹植的有意拉拢，还是不敢自行断绝关系，毕竟曹植仍然是曹操的爱子。
但在曹操看来，杨修和（临淄侯）曹植来往，是内臣结交诸侯的不当行为，加上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本人又出身关中望族，这就更加剧了曹操的猜忌杀戮之心。杨修临死前对他的老朋友说“我本来就知道自己早就该死了”，以为是受曹植的连累。杨修的死，像戛然而止的音符，弘农杨氏此后再也没有从前那般荣耀了。
祖先曾是诈骗犯
弘农杨氏家族的奠基者是东汉的杨震，据《后汉书》记载，杨震的八世祖是杨喜。《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被杀后，他的尸体被将军们分抢了，正好分成了五块，就把项羽的土地也分成五块占了，杨喜就是因为抢到一块尸体而被封为赤泉侯的。可见，杨喜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中的一分子，不过并不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后来，杨喜的孙子因为犯了诈骗罪（“诈贻人赃六百”）被剥夺了爵位，说明杨家此时经济上可能已经不太宽裕。另外，史书中也找不到杨喜及其儿子、孙子担任郡守、九卿等高官的记载，可见，其家族当时的政治地位并不高。
汉宣帝时期（前91年―前49年），创业功臣受到优待，杨喜玄孙杨孟尝被免除赋税和徭役。此后，杨喜的嫡系后代就湮没无闻了，那么杨震就应该是杨喜的旁系后代。
弘农杨氏的崛起
有关杨震的父亲杨宝，留下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杨宝九岁上华山的时候，看到一只黄雀被一只猫头鹰啄伤后掉到地上，然后被一群蚂蚁给围了起来；杨宝觉得这只黄雀怪可怜的，就把它带回家精心喂养。100天后，这只黄雀的伤养好了，羽毛也长齐了，就飞走了。后来，在一天夜里，杨宝梦见这只黄雀化作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童子，回到他家对他说道：“我西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然后送给杨宝四枚白玉环，临走前交代杨宝：“令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即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当如此环矣。”
这个故事无疑是后世编造的神话，以附会解释弘农杨氏四世三公的事实。不过，“杨宝白环”这个典故的有关内容却广为流传，对中古时期杨氏家族墓志的书写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思想，逐渐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由于察举制（由地方考察人才，举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试用、考核后再任命官职）的流行，读书人多以精通儒家经典为手段获取功名利禄。汉武帝、汉宣帝之后，与察举制同时进行的是宗族豪强的官僚化和经学化——通过任子制度（任用子弟为官）和察举制度，豪门大族进入官僚系统，利用权力继续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其家族中的的子孙后代继续明经修行、加官进爵。如此一来，皇权将各种复杂的社会势力整合到一条轨道上，多元开放的发展转变为单向封闭的发展。
各种社会势力获得地位、声望和财产的途径，除政治这条途径外，其它途径都被堵死或者受到严格的控制，人们所希望得到的种种利益都被国家垄断。于是人们只有与权力结合或向权力靠拢，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保障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这正是所谓的“利出一孔”，此外别无它途。由此形成的单一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统治集团通过政治权力实现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
著名的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张氏家族、金氏家族、韦氏家族，他们的子弟相继占据高位的例子不可胜数。这些原本游离于社会正常秩序的豪门大族，全部被纳入到国家统治集团的怀抱，集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豪强阶层就应运而生了。
东汉以来，豪门大族开启了官僚化、经学化（儒家化）的进程，其中有不少成功转变为士族（读书做官的大族）；在此基础上，个别突出的家族开启世族化进程：世代研习儒家经典，利用门生故吏和姻亲关系，编织出庞大的关系网，官场的权势转化为经久不衰的社会地位。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龙亢镇）桓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弘农杨氏、龙亢桓氏，直到魏晋南北朝仍然是上等士族。
教育、权力、财富三者良性循环
不过，古老的乡村宗族势力并不是都能产生世家大族，宗族势力的扩张本质上是权力的衍生品。虽然东汉地方豪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地方政权，然而官场才是真正诞生世族的地方。因为在利出一孔的官本位社会里，只有官场的权势可以带来乡村的权势和财富，只有在官场中才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建立穿越州郡的姻亲关系网，收获更多的门生故吏。
东汉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家族化，大多数人出身寒微。他们从小就刻苦学习，通过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考试后，便可以在各州郡做官，甚至到中央任职。之后，他们通过官场的权势获取财富，为子孙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个家族世代为官就水到渠成了。教育－权势－财富－教育的良性循环便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因此东汉世族大多兼具学门、官族和世家大族的特征。
东汉弘农杨氏，在地方原本并没有强大的乡村宗族势力，直到后来杨震到州郡、朝廷做官后才发展起来。杨震的仕途一帆风顺，最终官居太尉。虽然他最终因反对宦官饮鸩而死，但他在生前就已经为家族的崛起奠定基础。杨震本人也凭借苦难而辉煌的奋斗史高尚的品德，成为杨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家风和德行很重要
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苦难，风气不正，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引起当时的“公知”及有良知的官员的高度不满。这些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澄清天下污浊为己任，标榜气节，把坚守名誉和节操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杨震做官清廉，为人正直，给子孙后代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其所作所为更是符合清流士大夫的期许——这是弘农杨氏家族得以绵延不绝，长盛不衰的根本社会保障。
虽然杨袁两家都是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颇有不同。西晋史学家华峤所著的《汉后书》有这样的记载：“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然袁氏车马衣服极为奢僭；能守家风，为世所贵，不及杨氏也。”可见，杨氏家族的良好家风深为世人赞许。
司马炎被女嘉宾灭灯
杨修死后，弘农杨氏家族暂时归于沉寂，但在30年后的公元249年，局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魏国权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控制了曹魏政权，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司马炎（后来的晋武帝）不到20岁的时候，父亲司马昭就开始安排他上三国版的《非诚勿扰》了，最初选择的“心动女嘉宾”是名士阮籍的女儿，但遗憾的是，女嘉宾的父亲阮籍不顾节目组阻挠冲上舞台，替女儿做主对男嘉宾司马炎灭灯了，随后司马昭与弘农杨氏家族出身的杨文宗（杨震儿子杨奉的后代）的女儿杨艳成功牵手。司马炎登基后，将杨艳立为皇后。至此，弘农杨氏再次以外戚的身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回归权力中心。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