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离职赋闲长达十五年后，临危受命，拨乱反正，为宋朝社会最安定、百姓最安乐的“元祐之治”奠定基础。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荣耀至极却又辛酸无比的岁月。
█ 李夏恩
风光而吵闹的葬礼
1086年10月11日，北宋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马光挂了。
七天后的葬礼恰好和吉礼（祭祀皇帝祖先的日子）撞到一起。吉礼一结束，司马光的好友苏轼急忙和同事驱车赶往灵堂，却被司马光的另一位好友兼司马光治丧委员会主任程颐堵在路上。他引用《论语》“哭丧的时候不能唱歌”的道理阻止苏轼，但苏轼反驳说：“只有哭丧的时候不能唱歌，谁说唱完歌就不能哭丧了！”当苏轼一行抵达现场后，程颐不让司马光的家人接受吊唁，因为这些人刚参加过吉礼。
程颐的支持者指责苏轼故意挑事，眼见如此完美的葬礼，竟然对程颐熟悉仪式的具体环节大加嘲讽：“只有居丧的人才读‘丧’书，程颐他爸健康得很，那他为什么读‘丧’书呢？”苏轼的支持者则批评程颐泥古不化，用所谓“古礼”来装殓司马大人的遗体，就像装进一个信封里，准备快递给阎罗王收件。
对草根们来说，司马光只是一位单纯、高尚的好官。京城开封的市民全都罢市吊唁，甚至远在广东封州（今广东省新兴县东南、开平县西）的群众也在祭奠司马大人，尽管他们没见过真人。家家户户都想买一张司马光的画像贴到家里供奉，画工们于是加班加点生产、销售——其中有人一夜暴富。
盛大的送葬队伍护送着司马光的灵柩前进，灵柩两旁是各怀心思的朋友、同事，夹道和路旁挤满了成千上万诚心哀悼的百姓。大家依依不舍地送他离开京城，就像一年半前，为他的归来欢呼。
冲垮限制言论的堤坝
1085年4月16日，欢呼司马光归来的声音，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们似乎忘了此时还在国丧期内——神宗皇帝13天前去世。
但司马光并没感到欣喜，反而一脸愁云。他很清醒：深得民心的臣子很容易被皇帝视为沽名钓誉，不守本分；而欢呼背后的的盛名之累和权力重担也让他心烦。
1071年以来的15年里，他逐渐安于赋闲。尽管朝中大事他有权参与并知情，但他依然屏蔽了京城的朋友圈。有人说他是在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为了避嫌，最好的朋友宰相吕公著给自己写信，他也不回。他的日常生活简单、规律，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写《资治通鉴》上。
1085年3月底，他向神宗打报告，说自己老眼昏花，难以担当大任，希望能继续任闲职。但神宗的去世让他的希望破灭了。
司马光先是跑回洛阳，但仅过了两天，4月18日，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就命令他进京。司马光回京师后，很快发现朝局比他离开时还复杂。5月4日朝廷的一个公告，让无数期盼新皇登基后有所改变的官员心都凉了：表面是说贯彻先皇的决策，使政局平稳过渡；实际却是借此名义打压反对新法的人。公告的起草人，正是当朝宰相——新党领袖蔡确。
蔡确号称李德裕（唐朝变法名相）转世，在变法中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新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都是他的手笔。他抢先堵塞官员向朝廷建言的渠道，正是以前新党惯用的伎俩——通过恐吓、降职等方式，让敢于指出新法弊端的人闭嘴。
公告发布第二天，蔡确就处罚了两名“越级报告”的中下级官员。但有太皇太后撑腰的司马光，毅然在5月23日直指争议的焦点，明确提出废除新法。
他巧妙地以1074年神宗因天旱不雨自我检讨、暂停新法为例，将神宗与新党区分开，强调新党正是害怕神宗觉察后，追究他们的祸国欺君之罪，才故意夸大其词，不顾一切施行新法。他们急躁冒进，迷惑先皇，好处揽到自己身上，坏处推给神宗，这并不是先皇的本意。
这样，用神宗皇帝的临终指示来压制反对新法的声音就不管用了。有人就拿孔子说的“儿子在父亲死后，三年内不改变父亲已定的准则，可以说是尽孝了”发难，司马光反驳，“太后是先皇的母亲，在新皇亲政前有代理国家政事的权力，所以废除新法是太皇太后以母亲的名义改变儿子的计划，有什么好担心的？”
同日，司马光连续提交三份报告，请求废除保甲、免役和将官三条新法，并且为那两名被蔡确处罚的官员辩护，指出，对这两名官员强加的越级报告罪，是过去新党控制言论的惯用手段，目的就是专权谋私，所以才会对代表主流民意的批评特别痛恨。当时还是陈州（在今河南省东部）知州的司马光，最后不惜以辞职抗争：“要是按照蔡确立下的规矩，我现在也是在越级报告；如果朝廷坚持这样，那我还是不能说话，朝廷也就没有什么必要起用我了。”
于是，朝廷在5月30日发布了一条开放言论的公告，但内容被新党动了手脚。开头说，即使“说的不合理，不切实际，让人听了心里不舒服”，朝廷也会“愉快接受，不会拒绝”；接下来却以两倍于前文的篇幅，开出六条禁忌：阴险叵测；超出职责范围；对涉及国家重大机密的事情煽风点火；对已实行的政策拍马屁；观望朝廷动向，为升官搞投机；对民间的事夸夸其谈，沽名钓誉，哗众取宠。
当司马光6月17日抵达京城时，这条名义上要征求意见实际上禁止提意见的公告已经在朝野造成恶劣影响。太皇太后接见司马光时，将草稿给他看，司马光明确告诉她，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不让大家发表意见。随后，司马光揭露了新党的阴谋：
我以为大家只好不说话，谁要是说了都可以用这六条来处罚他。话里头如果有对官员赞扬或者批评的内容，就可以说他是“心怀叵测”；稍微提及本职之外的事，就可以说他是“超出职责范围”；如果涉及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就可以说他是“对涉及国家重大机密的事情煽风点火”；如果与朝廷的意图巧合，就可以说他是在“对已实行的政策拍马屁”；如果说新法不合适，应当改变，那就可以说他是在“观望朝廷的动向，为升官搞投机”；如果提及人民穷苦可怜，就可以说他是在‘对民间的事夸夸其谈，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如果这样，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能说的！
6月19日，朝廷发布新的公告，删了这六条。几天内，四面八方的官员和群众抢着提意见，认为新法不合适的人多达几千。新党用改革的名义限制民意表达的堤坝被彻底冲垮，持续多年的政治高压时代终于结束了。
公正的“党同伐异”
6月21日，司马光升任门下侍郎（副宰相），他的好友吕公著出任尚书左丞（副宰相），两人一起进入权力核心。但8名核心官员中的其余6人都是新党。过去的十几年里，新党几乎把与其政见不同的官员彻底清洗完了。司马光对危险的处境深感担忧。
他开始反击。从7月起，他利用太皇太后征求自己意见的机会，举荐了一批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降职调离，和不愿向新党屈服而被排挤到低级职位的官员。
和王安石不同，司马光选人以德为先，眼光精准。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苏轼兄弟等优秀人才被选中，负责给朝廷建言及检举官员。
到了12月，司马光已经培植足以与新党分庭抗礼的势力。次年（1086）3月19日，他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席宰相）；5月30日，吕公著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另一正宰相），两个宰相的职位全部落入旧党手里。司马光带头在太皇太后面前指责新党的失误，建议整顿，新党三大主力——蔡确、章惇和韩缜相继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不过，司马光并未使用新党当年打压自己的手段来控制言论；他确实对新党进行全面打压，但从没想过要赶尽杀绝；他虽然把变法造成的灾难归咎于王安石，但从未直接打扰已退休的王安石本人的清静或进行政治迫害。
君子之交与路线之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让人难以捉摸。两人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前者比后者只大两岁，早年都随担任地方官的父亲奔波各地，都当过地方官，都以出色的政绩升职进京……
他俩和吕公著、韩维因为关系好，被称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四友”。司马光曾调侃王安石不修边幅、生活邋遢，惹来一身虱子，晚上挠个不停，劝他注意卫生，远离虱子。司马光也见识了王安石坚定也可以说是冥顽不化的性格。
1068年，南郊祭祀礼毕，按例应当打赏陪祀的官员，但宰相曾公亮认为当年洪涝灾害严重，经费不足，希望取消这项开支。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却引起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激烈冲突。
当着神宗的面，司马光支持取消这项不必要的开支，王安石却认为，这花不了几个钱，如果舍不得给，省下的这点钱也根本不够让国家富起来，只是妨碍大局而已；财政收入不足并不是当务之急。听到这，司马光生气了。王安石接着说出其理财之道：只要有善于理财的人，就完全可以既不增加人民的赋税，又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充足。
司马光发火了，一语道破本质——不外乎征收重税，榨干人民的财富。他认为经济政策很难两全其美，有好的一面肯定也有坏的一面，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是固定不变的，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要增加财政收入，只有从人民手中获取。
司马光并非不愿改革。早在1061年，他就多次建议推进政治和财政改革，但与王安石变法截然不同，他认为国家不应把繁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人民头上，以理财的名义积聚民财，而应尽力减税，节约开支，还富于民。理想的财政只是在不造成民众负担的前提下，储备财富，以便在灾害发生时及时救济。此外，国家不应与民争利，更不应搜刮民财。
司马光的改革方案同样不乏理想色彩，但他说穿了一个悖论：富国与富民之间是有矛盾的。他选择富民，神宗和王安石却选择富国。
如今，王安石和新法已成明日黄花。退居南京的王安石，眼睁睁地看着新法被全部废除，包括他最得意的免役法，在愁病交攻下，于1086年5月21日去世。得知消息的司马光对这位老友兼政敌作了公允的评价，并建议朝廷予以厚葬，从而防止小人对王安石无端攻击，净化社会风气。
司马光所担心的小人，指的是打着反对新法的旗号，以图升官的投机分子。当京师国子监（中央最高学府）的学生想要集体备办素食遥寄哀思时，国子司业（最高学府的副校长）黄隐义愤填膺地声称要将这些学生绳之以法。黄隐的做法，惹来司马光亲信吕陶的言辞激烈的投诉和朝廷的免职令。吕陶指责他“向来学问少，人品差；长期负责向皇帝建言规劝，却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只知道迎合国家的政策，混日子”。
废新法，为国解毒
1086年3月20日，司马光担任首相的第二天，老友中书舍人（给皇帝起草文件的官）林希来探望他。司马光看上去健康、安详，不过，林希在日记的后面，不无忧虑地写道：“司马大人说他的脚发炎肿胀，肿烂面积有巴掌大，黄水还没有出干净，虚弱无力。”
自年初患病以来，司马光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他请求辞去身肩的重要职务。2月19日，他向皇上严肃地作自我批评：因为生病把工作给耽误了；占着位子不做事，白拿工资；请求皇帝让他担任闲职，像过去一样在家安享晚年。但朝廷却让他出任首席宰相。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加紧废除被他视为毒药的新法。
1070年，他挂职回洛阳的前一年，王安石对所有反对新法的人搞“因言获罪”，打压、排挤，甚至陷害“四友”之一的吕公著，司马光一怒之下离京前往永兴军路（驻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
此前他就听说免役法使陕西的穷人快活不下去了。虽然战争和天灾不断，每户家庭仍要交免役钱，甚至单丁（没有兄弟的成年男子）、女户（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女人做主的家庭）、外来户、佛寺及道观也不例外——这些贫困户此前从不服役——“这是连孤苦无依的光棍、寡妇也不放过啊！”。
司马光到任后，他发现实际情况比传闻还糟。当地群众不仅受免役、保甲等新法的困扰，青苗法（政府将储备粮折合成本金，以20%的利率贷给断粮或缺粮的家庭，救济穷人、打击民间高利贷、增加财政收入）更是沦为地方政府剥削人民的工具。陕西官员通过设置各种复杂套餐，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三斗粟米——民间高利贷都没这么严酷。最关键在于，在以富国为旗帜的改革中，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只看财政收入增长与否的结果，而忽视过程中的手段是否合理。
司马光连续打报告请求免去四等（贷款额依据各户资产分为五等）以下青苗钱的贷款利息，最高纳一斗二升。他甚至拒绝执行催收青苗钱的命令。但三个月的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新法惨象历历在目，他当然希望立即整顿。十五年前，他对陕西百姓的哀嚎无能为力，现在大权在握，哪怕矫枉过正，也要作最后一搏。但新法已施行十多年，由此形成的利益集团早已盘根错节，要将他们一举解决并不容易，同时也难以取得同党的认可。
直到1086年2月，地方官员仍在强制百姓借贷青苗钱，出具所谓“出于自愿”的证明。经司马光劝说，太皇太后同意恢复常平法（政府在粮价低时高价买进，储存，粮价高时低价卖出，以维持粮价长期平衡），但很快出现反复。由于之前对西夏作战耗费了大量钱粮，而青苗法有利于短期内积聚财富，有些官员，甚至司马光举荐的范纯仁和苏轼，以财政收入不足为由阻挠。卧病在床的司马光听说后，强支病体上朝，怒斥：“不知道是什么奸诈邪恶的人在劝皇上恢复推行青苗法！”
最终，常平法得以恢复，但作了妥协、调整：分三等价格，保证丰年粮价低时政府以高价收购，灾年粮价高时以低价售出；官粮借贷只收本金，不收利息；为了防止官员催逼农民交粮，特意规定所借粮食跟赋税一起上交。
司马光最深恶痛疾的免役法，废除起来更加困难。古代赋税本只有租、调两种，租指田租，调指服役，后来又有庸，庸原是免役钱，后来变成正税，等于交了免役钱还得服役。此时，免役法规定要交免役钱，等于税上加税。司马光认为“不该让人民出钱”，将免役法全盘废除——实际上大部分民众倒觉得免役法挺方便。
司马光觉得朝廷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重复收税的免役法迟早成为长期不可挽回的顽症（“万世膏盲之疾”）。正如王夫之所言，免役钱后来果然又成为一项正税。明朝时，交了两份免役钱的百姓对此毫不知情，仍在服役；为免于服役，他们交了第三份免役钱。
“死生，命也”
司马光废新法为国家解了毒，却成了加速自己死亡的毒药。朋友看到他每天亲理政务的忙碌情形，和日渐虚弱的身体，一再劝他保重身体，他回答了四个字：“死生，命也。”6月15日，他觉得身体好了些，就销假坚持上朝；9月22日，因过度忧虑和劳劳，病情复发；10月4日，他已卧床不起，不能下地了。之后就陷入昏迷。服侍他的人发现，神志不清的司马光，口中喃喃的仍然是国家大事。他最后留下的八张纸，全是论述国家大事的笔记；枕边书，是一卷《役书》。
像牛一样冤，外敌给他平反
南宋马纯写的《陶朱新录》中记载了一件司马光的轶事：
华州村一个农夫养了一头牛。一天，农夫睡觉时，突然来了一只老虎，牛为了保护主人，用自己的两角赶走了老虎，救了主人。但熟睡中的主人对此一无所知。农夫醒来时，看到的是一头不知什么原因已遍体鳞伤的牛，他大怒，认为牛在兴妖作怪，便抡起棍棒打牛。牛不会说话，只能逃跑，这让农夫更加生气，于是他把牛抓来杀死，分割牛身，吃牛肉，一点不后悔。
司马光听完这个故事，感叹牛有功却被杀，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尽了力，死后却不能凭借自己的贡献而留下名声，和冤死的忠臣是一样的。他还说牛能够在主人醒来前抵挡住老虎，却不能在老虎离开后保全自己的功劳，活该被杀。
这件轶事其实是虚构的。马纯故意留下线索，让人发现这只是他借司马光的口编的一则寓言——他在寓言的开头写道，此事发生在绍圣年间（1094-1098）——距司马光去世已十余年。
然而，牛的结局某种意义上正是司马光的遭遇：尽管他没被处死，死后享尽哀荣，但他废新法、还富于民的政治遗产却被破坏了。他对新党进行过打压，但从未使用阴谋诡计。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087），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旧党，就发动“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到号称“人间地狱”的岭南新州（今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并利用这起文字狱搞政治清算，将新党一网打尽。而1079年新党掀起的“乌台诗案”，只有苏轼一人被贬。至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演变为互相倾轧的党争。
1094年，重新上台的新党实施报复：剥夺司马光死后被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砸毁司马光坟前的神道碑（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甚至一度打算砍烂司马光的棺材暴尸；所有旧党成员被列入“元祐党人”，立碑诋毁，甚至将他们的姓名铸刻在宝鼎上，就像大禹将魑魅魍魉（传说中的鬼怪，泛指坏人）的形象铸在鼎上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司马光平反的却是他生前长期忧虑的外患源头——辽、金两国。当听到司马光任宰相的消息时，辽国君臣说：“宋朝现在是司马光当宰相了，我们绝对不要生事惹来边界冲突。”1127年，金国大军攻入京城开封，在废墟中发现那尊丑化司马光等人的宝鼎，叹道：“宋朝的君臣之间，什么人该用，什么人不该用，乱到了这种地步，国家怎么能长久！”于是一怒之下将鼎击碎。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