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在长达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 他创作了100多部中长篇小说及各类散文杂文共计3000 余万字，作品数量之庞大无人能及；他的作品受众广泛，从国家领袖、专家学者，到贩夫走卒、家庭主妇，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创作力旺盛时期的张恨水风光无限，可以一人养活全家 20 多口人，那么晚年的他又是什么境况呢？本文从孙辈的视角和感受，讲述这位著名作家的暮年生活。

■张纪

竭智尽忠

爷爷是有钱潇洒、没钱苦日子也能过的人。从他的自传文字中，我看到他青年时期离乡背井、闯荡江湖的艰辛，在上海时他大病一场，寒冬腊月只能当了棉袍子买药吃。他也有过令人啼笑皆非的“逸事”。1919年，爷爷初到北京住在南城的怀宁会馆，不久《时事新报》驻京办事处聘用了爷爷，并提前发了月薪10元工资。除去还债和饭费，兜里还有一元大洋，爷爷悠然自得地逛街去，竟然用全部的家当买了戏票，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的联袂演出。他的这一“豪举”后来被文艺界的同仁笑称“一元看三星”。爷爷曾经说过：“只要不怕穷，还有什么可怕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这种达观的人生理念，也影响了我的父辈和我们。

1949年初，北平《新民报》一版刊登了《本报职工会重要启事》，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宣布解除经理张恨水、代经理曹仲英的一切职务。这是悲哀还是庆幸？爷爷最不善于搞人际关系，报馆经理的工作又是千头万绪，全体人员的吃喝拉撒都要负责，这对于爷爷来说有些疲于奔命，不当这个经理也罢。但紧接着，给他更大打击的是《新民报》总编辑王达仁写的一篇文章。王的《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一文，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这对爷爷刺激很大。没过几天，爷爷在家里辅导我两位叔叔功课时，因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导致中风，被送进了北京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的所有写作都终止了。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卖了一套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一套小院。爷爷一旦停止了写作，家里的生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爸爸和几个叔叔都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爸爸是家中长子，他1948年考取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一）。华北大学是一所从延安过来的革命大学，不仅管吃管住，还发军装发工资。共和国刚刚成立，急缺人才，爸爸也不能按部就班地读书了，本科只读了两年就开始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两年就毕业留校给苏联专家当助教。一切从简，一切从快，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爸爸参加工作后，将我奶奶、小姑姑接到人民大学。二叔张二水考取了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我曾经问二叔为什么选择石油专业，二叔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这是国家最需要的专业。”三叔张全，17岁就考进长春电力专科学校。四叔张伍1951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我们哥儿几个考的都是包吃住还不用缴纳学费的学校，那时候我们都想尽快独立，尽快减轻你爷爷的负担。”二叔对我说。

爷爷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让爷爷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的变化，他满腔喜悦地写下了中篇游记《西北行》，刊于1956年的上海《新闻报》。1954年，爷爷还曾应中国新闻社之约，准备写一篇北京解放后巨大变化的文章。于是他拄着手杖，乘坐三轮车，遍游北京十三座城门，经过两个月的辛苦写出了一组散文，在海外发表。

逢礁避让

1957年这一年，爷爷的其中一项工作是校对他的长篇小说《翠翠》。这是一部以元朝故事为题材的章回小说，长约60万字，打算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爷爷将这部书稿先交给了我爸爸张晓水做第一读者。爸爸在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当教员，爷爷把书稿交给他的大儿子来把政治关，这是最合适的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大学校址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人们习惯称它“铁一号”，学校距离爷爷住的砖塔胡同很近。爷爷给我爸爸买了一辆飞利浦自行车，爸爸骑着这辆自行车往来于铁一号和砖塔胡同很是方便。每当夜幕降临，爷爷将自己埋在灯光下，进入了他的写作世界，爸爸就坐在旁边看书。夜半时分，胡同里传来小贩的吆喝声，这时候爸爸会跑出去，买上一个酱肉夹烧饼、一碗馄饨，趁着热乎劲儿给爷爷端去当夜宵。

我家砖塔胡同的小四合院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安装有抽水马桶，但没有洗澡设备，爷爷每次洗澡都是我爸爸陪着到西四的澡堂子。泡完澡，爷俩叫上一壶茶，爷爷这个时候很愿意听爸爸讲讲政治形势。爸爸很委婉地说，《翠翠》这部长篇小说爱情部分还是多了，千万别被当做黄色小说受到批判，他有这个担心。既然我爸爸都认为这部《翠翠》描写爱情部分多了些，那就删吧，爷爷将自己的作品迫不得已删掉了一多半，60万字的长篇只剩下了20多万字，然而最终还是没能出版。时隔60年之后，我四处打听那部20万字的《翠翠》，但已经无人知晓它的下落。

爷爷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五子登科》在这一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书写于1947至1949年，在《新民报》上连载，后未完中断，停止连载。爷爷被迫停止连载的小说很多，或由于战争原因稿件邮寄不便，或是因政治审查，或是因为稿费纠纷，他的100多部中长篇中有29部是夭折的半成品，《五子登科》也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

这一年，《羊城晚报》约爷爷写一部长篇连载小说，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是这样说的：“新社会的事物是不应该随便讽刺的。”我现在琢磨这句话，觉得为了一大家子人，他自然会把持好人生行驶的船舵。但在涉及人品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又有着鲜明而倔强的性格。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中，有人让爷爷做批判发言，他拒绝发言。

1957年冲击荡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社会的复杂让你不能回避，也无法不开口。

那么在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爷爷说了什么呢？我曾经问过爸爸，得到的回答是：“在文风改进上提了一些建议，比如现在欧化句子太长、太多，不利于工农兵阅读，还是应该多用短句子。”这些言论和其他高级别统战对象的言论经过摘编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李红）在这个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几乎断炊，他找到爷爷借钱。爷爷拿出了15元，送给李红先解燃眉之急。在生活上，爷爷其实自己刚刚摆脱困境，但他已向组织上为李红请求，看看能否给他想想办法。在文联同志访问的时候，爷爷为孙福熙仅在鸣放中写了一篇《请以我为例》就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鸣不平，向文联提了意见。在自身难保的1957年，能够为朋友说句公道话，已经实属不易。

1957年8月15日，我出生了，这天凑巧是我爸爸张晓水和妈妈周维兰结婚纪念日。当妈妈把我抱给爷爷时，爷爷开心地乐了，他掏出100元钱给妈妈做营养费，这相当于爸爸两个月的工资。爸爸觉得爷孙俩这见面礼太重，推让着，但爷爷还是执意要给。爸爸请爷爷给我起个名字，爷爷想起了这一天的特殊，对爸爸说：“这一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就叫张纪，纪念的纪。”后来，我觉得自己的名字实在是没有什么深邃的人生含义和远大抱负，自己想改，但我爸爸始终不同意，他说：“你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

困难来袭

1959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中国文联的沈慧同志又来到我家，他们还在关心着爷爷，对他进行慰问和访谈。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约稿越来越少，爷爷逐渐闲了下来，兴之所至写写旧诗词。但这些旧诗词只不过是抒发个人感情的吟诵，已经没有发表价值了。他对中国新闻社的约稿倒是有求必应，始终未间断，主要是照顾到海外影响，使海外华侨知道他仍在从事创作活动。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爷爷开始感觉到创作的绝望。

他对文联的沈慧发着牢骚：“现在的稿费太低，一千字只给四五元，而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又怕发表后有什么问题，会受到批评，一天提心吊胆。劳动花的太多，报酬给的太少，索性不写算了。”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记者外传》也退还给了爷爷，不准备出版了，据说是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爷爷也懒得再写。到了1959年，爷爷已经64岁，他第一次说出他已经疲倦了、不打算写了这类的话。

也就1959年，爷爷收到了由习仲勋、齐燕铭签发，周恩来审拟的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爷爷成了一个有“单位”的人，每个星期去两个半天，参加学习活动。这纸聘书对爷爷的晚年生活是个保障，对我们家来说是及时雨。爷爷这棵大树在30年代鼎盛时期，曾养活过一家二十几口人，包括把他的弟弟妹妹送进大学读书，他的朋友郝耕仁之女郝漾在抗战前夕就读我爷爷筹办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也吃住在我们家。如今昔日风光不再，在生活上、医疗上，他需要组织的关怀。

爷爷对文联沈慧说：“本来今年应该写《记者外传》的第二部，不能出版也就不再写了，天天在家砸砸煤，扫扫地，生生炉子，有时还去排队买买菜。我的爱人去年又开了一次刀，因为癌症又发展到了肺部，把肺切除了一叶，在医院养了几个月才能动，花费了五六百元。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在念书，需要供给，感到自己有责任，死不得。可是身体又是这样坏，半边身子勉强对付，手脚都是肿的，血管都硬化了。人老了，一切都完了。”爷爷感到了一种夕阳陨落的悲观和紧迫。他还想抓紧时间再出去走走。此前，他去了济南一趟，回来时为了省几个钱，没买卧铺，结果腿着了凉，一走路就疼。这年他特别想回安徽安庆老家一趟。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到了1961年，我家的情况更糟糕了。爷爷这样对沈慧说：“由于找不到保姆，把琐碎的家务也都承担起来了。有时候血压曾经高到24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粮食不够吃，没办法躺下来休息，还要每天劳动。现在什么吃的都买不到，街道上分的一点白菜早已吃完了，吃稀饭找点咸菜都不容易，现在亲戚朋友来往很少，到谁家都饿着肚子回去。这年头，日子不好过，我几十年来是习惯喝茶不吃早点的，现在连一两茶叶也买不到。每月中央文史馆分给几盒一角钱左右一盒的烟，还没抽都碎了。听说杭州的供应情况好，饭馆可以吃到鱼肉之类，市面上也可以自由买卖。北京有个天桥自由市场，一只鸡要卖几十元，这真是骇人听闻，我看没人吃得起，至少我是吃不起。我现在仍然要负担八个人的生活费，每天吃窝窝头都感到紧张。我很久都没有写什么作品了，写了也没有地方出版，何必费这个力气。现在我已经66岁，没有多少日子好活，每天重温旧书，《福尔摩斯侦探案》倒是很有趣味。每周到中央文史馆学习两次。”

我每次去爷爷那里总是有吃有喝有压岁钱拿，读文联的旧档案颠覆了我童年的印象，爷爷艰苦的生活，让我几乎落泪。我妈妈当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幼儿园工作，能够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在高法也有一点特供，困难时期，她想法子为爷爷买一点好烟好茶，其他的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61年，我已经四岁，有了饿的记忆。记得喝棒子面粥，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舔干净我的饭碗，然后照照，很光亮，就对妈妈说：“妈，这个碗不用洗了。”遇上吃顿好的，我和姐姐在饭菜没上桌时就开始乱蹦，不停地叫嚷着：“大丰收了！大丰收了！”

1964年，文联沈慧最后一次来我家。当时扛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爷爷是这样对沈慧说的：“我去年大病后，又接着住了两次医院，情况都很严重。今年已经整70岁，实在是治不好，死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现在家里适当地治疗和休养，再也没有别的好条件。像郭老和其他老前辈，岁数都比我大，但都是生龙活虎一般，我很羡慕。当然，他们的条件比我好，另外，也是他们的革命意志比我坚强。我属于旧文人，赶也赶不上了。这半年来，不断来人看我，带给我很多安慰，他们都是过去《世界日报》《新民报》时代的老人，我们谈起话来显得格外亲切。”

文人的黄昏

1962年春节，吴范寰、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等一些爷爷的老同仁、老朋友，又拎着饭盒、每人带着一个拿手菜来我家小聚。万枚子先生集我爷爷小说书名撰写对联助兴：“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醒迷梦向八一。”老人们戏谑玩笑，每次聚会都使爷爷非常地愉快。

1966年5月，不知道爷爷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有一天他对奶奶急切地说：“老舍死了！老舍死了！”老舍是爷爷多年的好友，创作路数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写北京人都能写得活灵活现。老舍先生是爷爷的“可爱的朋友”，从1938年老舍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部主任、爷爷当选为理事后，两个人在重庆就是老朋友了。老舍投湖自尽对爷爷是个相当大的刺激，他病情开始恶化了，语言更加含混不清，无法控制的涎水使得他蓝色中山装前襟总是湿漉漉的。由于腿疾，他行动已经非常迟缓，坐在那里双腿还要盖上一个毛毯，才70岁刚过的人却衰老得让人看着心酸。慕名来看望他的文学晚辈唏嘘不已，这就是那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讲述人间故事卓然不群的张恨水吗？

1967年正月初七，爷爷早早起来，自己穿好衣服，预备去医院瞧病。在家人为他穿鞋的时候，他突然失去平衡，身子往后一仰，停止了呼吸。他脑溢血再次发作，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痛苦的呻吟，就这样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安徽潜山老家有一句谚语：“今天穿的鞋子，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上。”爷爷走了，在人心惶惶的喧闹社会中他撒手人寰，别无长物！

爷爷写作《金粉世家》时是以报人的冷静眼光看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增加了一层“浮生如梦”的佛学色彩。他在序言中写道：“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至乐也。然而今日饮食团聚，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未可卜也。”爷爷自己验证了他的预言。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