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雨

壁炉边，家破人亡的18岁男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北平、天津街上到处都是流亡的东北学生，16岁的张大非也在其中。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附近游荡的他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报名后，他考取了初三，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国立中山中学”是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说服当时的行政院次长彭学沛先生拨款五万银洋成立的，家乡沦陷，负责主持东北党务的他责无旁贷。两年后，华北局势紧张，学校被迫迁往南京。

在南京，齐邦媛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哥哥齐振一都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招待他们吃饭是母亲最快乐的事。在小屋里，他们讲亲人，讲庄稼，讲东北的春夏秋冬。辗转逃亡，几乎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张大非也来了，他是父亲特意叮嘱哥哥寻找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了。刚来的时候，他总是沉默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母亲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久违的家庭温暖打开了他的心扉，大年初二那天，在小屋的壁炉边，他讲了离开家乡的情况：父亲被烧死后，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他把父母取的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信奉了基督教。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又流落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一年，一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是他离家后唯一的依靠。

一个18岁的男子，坐在温暖的火炉前，用全部的隐忍和克制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这一幕，12岁的齐邦媛终身难忘。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她都期盼他的出现，他身上那种淡淡的落寞和平和、宁静的力量吸引了她。

张大非常常来，仍然很少说话。一次，大家一起去爬山，下山时，从小体弱多病的齐邦媛落在最后，天已经暗了，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寒冷和恐惧中她开始哭泣。这时，她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她。他重新攀登上来，用棉大衣裹住她，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不断搬家、经常转学的齐邦媛很少感受到的。

亲人离散，齐邦媛的父母重新给了张大非父爱母爱，他称他们“爸爸、妈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短暂的安宁结束了。日机轰炸南京时，刚生完孩子的母亲赤足抱着婴儿随大家逃生，不幸得了血崩之症，只能靠止血药与死亡搏斗。南京待不下去了，父亲先安排齐邦媛和母亲、妹妹随中山中学女生第一批撤离，哥哥和张大非用棉被裹着病重的母亲抬上火车，再把齐邦媛和三个妹妹从车窗递进去，生离死别随时上演。

由火车到轮船，一路颠簸下来，到汉口时，母亲已经昏迷，抬到一家天主教医院时只剩一口气。同时抬到医院的，还有吐泻不止的小妹妹静媛。第五天，守在妹妹床边的齐邦媛倦极入睡，睁开眼时，只看到妹妹雪白的脸，她的身体已经冰冷。带着恐惧和忧伤，齐邦媛来到母亲的病房门口，她听到医生说：“希望不大。”

孤单无助时，张大非跑进来了，他刚随第二批男生撤离过来。看到他，她的眼泪顿时倾泻而出。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从病房走出来，他对她说：“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转身离去前，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她手里：“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小包里，是一本全新的《圣经》，页侧烫金，和他那本一模一样。在扉页上，他写着：

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可爱的前途光明”，一个从小被肺病折磨、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13岁女孩，从未受过如此的祝福。从那一天起，不论走到哪里，这本《圣经》，她都随身带着。

高空中，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

母亲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父亲也来到汉口，一家人总算团圆。学生需要安顿，父亲多方奔走，在湖南湘乡找到一座祠堂，地方人士答应他，可以收容一千个学生。到湘乡两个月后，哥哥收到张大飞的信，在信中，他说了从军的理由：“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把握的末来。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复仇。”

张大飞请他们“务必回信”，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齐邦媛立刻写信。信中，她告诉他，他送的《圣经》一直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

山河破碎，湖南很快告急，中山中学学生继续向西南大后方转移，颠沛流离中有说不尽的苦难，一年后，终于到达重庆。1938年11月，齐邦媛进入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她和张大飞开始频繁通信，他的家人一直联系不上，给她写信如写家书，感动之余，她每信必复。

从航校毕业后，他已经飞驱逐机了，还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一个在云端身经百战，一个在学校的小天地埋首读书，他们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她给他抄课本上的忧国文章，也有“多情地要命”的散文诗，不管她写什么，他都很有兴趣地在信中讨论。他说，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1941年，因为在重庆保卫战中表现出色，张大飞被派往美国，成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年后，回国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报到前，他来看她，中尉制服看上去英姿勃发。坐在寂静无人的嘉陵江岸，他们畅谈许久，她讲读过的课外书，他说飞行所见，没有一句，关乎情爱，“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他走后，她开始惦念他，从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她深受鼓舞，为他骄傲。通信仍在继续，内容已大为拓宽，除了学校的活动，沉浸在诗词中的她给他抄诗、词选课本，他非常欣赏，几乎和她同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他是唯一和她谈过“灵魂”的人。

他的信，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同样浅蓝的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他信上说，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及时行乐，而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1943年4月的一天，一个女孩跑来找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是张大飞，他走过来了，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看到她，他突然站定，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她已经19岁了，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赞美，那种心情难以忘记。

他的部队在重庆换机，他赶来看她一眼，队友的吉普车还等在校门口。她送他往出走，骤雨突然落下，他拉她到屋檐下，把她裹进大雨衣里，隔着军装，她听到他心跳如鼓。只片刻，他松手说:“我必须走了。”

这一生，他们再未见面。

不久，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前往乐山。踏进女生宿舍报到时，门房老姚取出一封信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浅蓝色的航空信寄自云南蒙自，他惦念她独自去学校的长江航程，惦念她离家后的生活，不言相思，却尽是相思，“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每个星期，他的信都会来，附上他全副武装和战斗机的合照，神采奕奕。除了安慰她“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在信中，他也不再克制，对她倾吐思念：“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她也想念他。她关心战报，在地图上追踪他的脚步，她的心已不在乐山，她想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因为他在昆明。然而，他的态度却突然变了，在信中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20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受伤了，对死亡有了近距离的认识，这些年来他们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升空作战关注生死存亡，而她在诗书之间走向光明，他不能害了她。

暑假到家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口气是兄长式的，坚决不赞成她转学昆明，望她安心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

回忆中，灿烂洁净的一朵昙花

因为英文联考全校第一，在朱光潜劝告下，齐邦媛转入武大外文系。张大飞在信中已不写战争，受美国随军牧师计志文影响，他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全神贯注在雪莱的诗中，齐邦媛几乎忘记了战争的威胁，《哀歌》中的“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是她苦闷心情的共鸣。和雪莱一样，她为情所困，她所惦念的，不只是张大飞的生死，还有“他的世界、人生和日夜运转的时间”。

可是，他的信许久没来了。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的信，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信里，他附上了张大飞的决别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回到重庆的家，书桌上，放着一个深绿色的军邮袋，里面是八年来她写给他的所有信件，在抗战的历程中，两个在战火中摸索成长的心灵，“一个找到了战斗救国的枪座，一个找到了文学的航路。”

邮包里，还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张大飞队长已于5月18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信封中，还有一封纸张褪色、折了多次的汗渍斑斑的信，那是她高二时写给他的，是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校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他真的撞上了月亮，只留给她无尽的痛苦与忧伤。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位中学老师和他结婚了，“他26岁的生命如流萤，却有难忘的价值，我很为他高兴，在他为国捐躯之前享受了短暂的家庭温暖。”

张大飞殉国三个月后，日本投降。泪水中，齐邦媛想起朱光潜在英诗课上念的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啊，鲜红的血滴落，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冰冷并且死亡。”

从此，她不再提他的名字，当计志文牧师到乐山传道时，她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

“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都是一种亵渎。”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没有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齐邦媛只有哀伤和眼泪。恰在此时，她收到一位黄君的信，说爱慕她一年多了，知道她心有所属，一直不敢表白，现在，希望有机会“培养感情”。随信寄来的，还有一首以她的名字创作的曲子。

尽管弹小提琴的黄君修长儒雅，“许多女生为他着迷”，可惜，他来得是“最糟糕的时候”，注定无缘。

乐山最后一年的圣诞前夕，齐邦媛受邀去教会的美籍牧师家共度佳节，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时，她与一位俞君分到一组。俞君身材高大，非常英俊，有着经过名师训练的动听的男中音，是女生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几天后，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送给齐邦媛一本英文版的《伟大作曲家》，说：“考完了，我来找你好不好？”

他生长在上海的传教布道家庭，可以和她一起探讨《圣经》，初冬至春末，他们看遍了附近的风景，“凡是年轻双脚所能达到之处，小雨亦挡不住，粗糙的油纸伞下仍然兴致勃勃”。可是当她说起张大飞悲苦、短暂但是虔诚的一生至死未见救赎时，他说，他无法“与一个死去的英雄人物‘竞争’”，他连真正的战争都没有看到过，自觉“因没有‘壮志凌云’而比不上那种男子气概。”后来，他回上海，信渐渐少了，直至没有。齐邦媛退还了他的所有信件，“就此别过，送上祝福”。

冥冥中，张大飞仍然在牵引着她。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南京工作，假期里，齐邦媛去了南京。雨中，她一个人走在街头寻找八年前的旧居和小学，走到一个街口时，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梦游般地，她进入教堂，在庄严肃穆的氛围里，听到有人追述张大飞的生前。

她无法忘记他。怀着自我放逐的心情，大学毕业后，齐邦媛去了台湾，从此与祖国隔海相望。当年的信件已被苦难时代的狂风带走，唯有张大飞送的《圣经》，几十年来从未离身。

1993年，她终于回来了，近乡情怯，还乡者已老。在南京，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谢绝了老同学的陪同，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漫长的一生，她时时感受到他的祝福，如今，她实现了他所期待的“可爱的前途光明”，他的灵魂，足以欣慰。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