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曲学大师，在民国学林享有盛誉。
他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以一本《顾曲尘谈》深得蔡元培赞赏，遂于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他叫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二人并称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
他的一生，就像一台波澜起伏、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刘宜庆
蔡元培在旧书店立读了一本小册子后，决定聘他为北大教授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京大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大气象为之一新。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注重艺术教育，改革陈腐的课程。这一切，都为吴梅执教北京大学带来转机。
一天，蔡元培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一本《顾曲尘谈》，封面上署着吴梅著。他拿起这本不厚的小册子，读了几页，就感觉到这本书的分量。这是吴梅研究昆曲（南北昆）创作、制谱和演唱规律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和《曲学通论》奠定了现代曲学。
蔡元培在旧书店立读十几分钟，决定买下这本书。他回去读后，对这本书大加赞赏，他对新聘任的文科掌门人陈独秀谈起吴梅的这本书，并打算聘请吴梅来北大教曲学。
于是，在上海民立中学执教的吴梅，被北大聘为教授，开设古乐曲研究课程。
在各报纸的冷嘲热讽与学生的议论讥笑中，吴梅走上北大讲坛。他不仅口说指画，而且“运用直观教具进行教学，公然携笛到课堂上说明曲律，说明今传的十七宫调分隶于笛色的七调之中”。当争议被教学效果平息之后，吴梅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这年，北大举办建校二十周年校庆活动，蔡元培约请吴梅创作校歌，吴梅当即应允。
吴梅所作校歌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同年纪念册》上。
歌词为：
景山门，启鳢帷成均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后来还曾登载于1920年12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这一期的《北京大学日刊》为北大建校二十二周年纪念日特刊。虽然这首歌后来并没有被北大校方正式认定为校歌，但是在刊登时，用了“北京大学校歌”这个名字。
1917年9月，吴梅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导师。由于学昆曲者甚众，北大又请寓居于北京的昆曲名家赵子敬（时任袁克文的曲师）、北大校医陈万里一起教曲，并常在音乐演奏大会中演唱。
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的蒋复璁，当年即参加了音乐研究会。晚年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加入了昆曲组．和赵子敬学昆曲之后，我就不再唱皮黄，觉得它不是文学．没有味道。我也跟吴梅先生学过，他唱得很好，曾戴着胡子唱旦。”
陈中凡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是蔡元培的高足。吴梅与留校任教的陈中凡比邻而居，两人结为曲友。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可以说是中国大学里最早的曲社。与此同时，吴梅还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文研究所教员，讲授“文学史”和“曲”的课程。后来“曲”易名为“戏曲”。据上过吴梅课的学生回忆，吴梅边讲词曲，边撅笛解说，北大课堂上笛声悠扬，唱腔曼妙，使听者神往，“高等学府中文系开设词曲课程，以唱曲为教学手段，盖由吴先生首倡之”。
梅兰芳受他指导，俞平伯拜他为师，韩世昌向他苦学戏曲，
他和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的两大巨擘
吴梅在北京大学开设戏曲课程，培养了大批高足，对传承和发扬昆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北大的入室弟子有钱南扬、任中敏、俞平伯等。
吴梅在北大教授昆曲，被新潮的海归派蔑视，被坚守国学的传统派轻视，但被北大学子重视。任中敏回忆说：“一时同学乐受熏陶者，相率而拍曲、唱曲。”“初不以事同优伶为忤；风气之开，自此始矣！”
民国初年，京剧在北京风头甚健。梅兰芳改革京剧，渐臻完善。刘喜奎、梅兰芳辈一时妙绝，风头无两。梅兰芳于1917年11月在北京主演《木兰从军》，十分成功。梅本男旦，戏曲角色偏又是女扮男装，表演难度颇大，但梅的表演分寸感恰到好处，备受赞赏。究其原因，实受益于吴梅。吴梅的弟子、词曲家卢前《奢摩他室逸话》载：“梅兰芳演《四声猿》中《雌木兰》剧，即今所谓《木兰从军》者，先生实指导之。”
1917年俞平伯十七岁，家中为他办了婚事。夫妻琴瑟相和，伉俪鹣鲽情深，很大程度上在于，夫妻爱好相同。新娘许宝驯唱昆曲，能戏良多，俞平伯随之，但曲韵方面略差。为此，他专门向业师吴梅学曲。俞乎伯写道：“偶闻音奏，摹其曲折，终不似也。后得问曲学于吴师瞿安。”
吴梅来到北大任教，住在北城二道桥，俞平伯住在附近，时相过从，受到熏染。俞平伯说：“此余日后习曲因缘之一也。”在北大红楼，俞平伯跟随吴梅学得《南吕官》《绣带儿》两支曲子。
俞平伯后来执教清华大学，与昆曲同好结“谷音社”，闻名遐迩。从吴梅到俞平伯，从北大到清华，昆曲“空谷传声，其音不绝”。
吴梅除了在北大、北京高等师范授课，还参与诸多戏剧活动，推动戏曲的发展。
1919年4月18日．韩世昌拜吴梅为师，在大栅栏杏花村饭馆举行拜师礼，请了两桌客，除了昆弋班伶人外，还有赵子敬等曲家。此后，韩世昌向吴梅学戏，第一出学的是《拷红》，学会以后，就在天乐园演唱。吴梅为韩世昌订正过《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又指导他唱《桃花扇》和《吴刚修月》。
韩世昌学戏非常苦，因为他白天要演戏，学戏只能在晚上，每晚七八点从住处步行去吴家，十一二点学完再走回家，至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往返三十多里，为省钱他从不坐洋车，全凭双脚。有一次回家路上，已是夜深，骤遇暴雨，走在路上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得蹲在墙边边淋雨边哭……
韩世昌跟随吴梅学的戏不是很多，但受益匪浅，他满怀感激地说：“南北昆曲专家们认为我唱曲子的吞音吐字还合乎规范，有根有据，这和吴先生的指点校正分不开。”韩世昌最终成为一代昆曲大师。
当年，北大的教授，在教学之余，喜欢到天乐园听高阳班昆曲名家韩世昌的戏，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其中之一。
蔡元培在欣赏韩世昌唱昆曲的时候，发出一句感叹：宁捧昆，勿捧坤。蔡元培痴迷韩世昌演唱的《思凡》。
蔡元培、顾君义、王小隐等迷恋韩世昌唱昆曲的六位北大师生，被戏谑地称为“北大韩党六君子”。
正是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期，吴梅成为现代曲学的奠基人，当时与王国维并称为曲学研究的两大巨擘。
钱锺书之父钱基博认为：“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
他走出书斋进行表演实践，秦淮河上笛声越
1922年，夏天过后，吴梅客居京师已五年，这位京华倦客，因为北京政坛多变，军阀混战，思乡情切，举家南归。
在好友陈中凡的邀请下，吴梅执教于东南大学，时郭秉文任东南大学校长。吴梅在南京大石桥赁屋而居。
1928年4月，东南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盛静霞于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就读于中文系。吴梅在大学讲坛讲课时的神采、动作和表情，她记忆犹新：
吴先生讲课，确是非常精彩的，他经常又讲又做，使学生有如看到舞台上的角色。一次讲到小令《一半儿》，他用手在脸上作涂抹起“一半儿胭脂一半粉”的姿势来。另一次讲戏曲《风筝误》，讲到那位书生娶到的是一位极漂亮的小姐，却误以为是那位极丑陋的小姐，一直唉声叹气．不肯揭盖头。最后实在拖不过去，只好揭开盖头，一看，眼花了，却是一位貌比天仙的美女！吴先生模仿着那位书生，右手叠起两个指头，一敲左手心，眼睛瞄着新娘，叫出“妙呀”来！课堂气氛顿时大为活跃。
这样绝妙的大学讲课方式，的确令人神往。
弟子唐圭璋深得吴梅的词曲真传．在他的记忆之中．吴梅教书育人，不仅仅靠课堂吹笛、示范昆曲唱做，也不单单靠课下雅集作词唱曲，唐圭璋说，先生教学认真，诲人不倦，讲课从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每学期课程都有教学计划，并能完成任务。最重要的是，吴梅每授二课，都有讲稿。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梅《曲学通论》《词学通论》《曲选》，都是他平日教学的讲稿。学生的作业，吴梅都精心批改。吴梅批改作业又快又好，有时，他文思泉涌，会在学生的作业上批注、阐发。这种严谨的教学深得学生敬佩。
吴梅的板书也是一绝。他写板书写得纯熟、自然、匀称、秀美，和在格纸上写的一样，一黑板笔记写完，就是一件艺术品，铁钩银画，令学生不忍心擦掉。
吴梅还将课堂延伸到家中。搬到秦淮河边的万全酒家。
吴梅在东南大学执教时，发起词社，名为“潜社”，取“潜心学术”之意。弟子有唐圭璋、王季思、卢前、张世禄、段熙仲等。这个小小的学术团体，静水深流。因为这些弟子日后皆成为大师，当年唱和之时，可谓潜龙在渊。
潜社前后持续十余年。每月一雅集，在春秋佳日的周日下午，师生一同游览南京名胜。
吴梅和潜社成员常去之所是夫子庙秦淮河畔的万全酒家。这个酒家有河厅，河厅有榜，榜上题有“停艇听笛”四字。酒楼之上，吴梅取长笛吹奏，笛声悠悠，声越云烟，韵醉鱼鸟。笛声余音袅袅，飘浮于酒楼之上，落入秦淮河灯光桨影之中。在秦淮河画舫游览的游客，被吸引了，果真“停艇听笛”。
学者王季思回忆，有一次，众人集社，是在秦淮河的一只画舫上，名叫“多丽”，船名恰好也是词牌名。画舫在秦淮河上一路摇到大中桥。途中吴梅非常高兴，他拿出洞箫，吹起一曲《九转弹词》来，“箫声的凄清激越，引得两岸河房上多少人出来看”。到了大中桥畔，吴梅又取出清初某名画家画的李香君小像，叫大家各填一首《蓦山溪》的词。
“直到暮色苍茫，才移船秦淮水榭，从万全酒家叫了两桌菜来聚餐，飞花行令，直到深夜才散。”王季思追忆当年盛景，思绪回到当年的秦淮河，灯影桨声笛韵，恩师吴梅吹奏时沉醉的表情，如在目前。
事实上，吴梅把戏曲完全融人了自己的生活，人到哪里，歌到哪里。
有一次，郑振铎与几位朋友乘船去游天平山，听到前面的船上有人撅笛唱曲，嗓音高亢圆润，旁边的朋友说唱曲者就是吴梅！郑振铎那时还不认识吴梅，想赶上去见识一番，但是他们坐的船始终没有追上吴梅的船，只得怅然而返。
吴梅的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值得称道。唐圭璋经常出入大石桥吴梅寓所，他深情回忆：“先生家住大石桥，学生常到他的家里习唱，玉笛悠扬，晚霞辉映，师生唱和，其乐融融。先生的这些做法，使学生对词曲源流及其关系都有更深切的了解与体会。”
民国初年，许多曲子因为有词无曲，被认为是“死文学”。
研究者王晓清认为，吴梅不仅埋首书斋从事纯粹性的学术研究，还走出书斋进行表演实践，既是学问家，又是文学家，同时又是教育家，正是这种努力，将晚清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的词曲学挽救过来。
与好友黄侃交恶始末
吴梅和黄侃从北京大学到国立中央大学，都是同事。
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两人因思想观念、文化立场相近，交往颇多。黄侃担任《国故》总编辑，吴梅为特别编辑之一。
黄侃喜欢词曲，于是和吴梅成为意趣相投的曲友。他多次听吴梅唱曲，并与其探讨。
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期，两人仍然交游甚密，一起参加雅集宴饮，一起去苏州探访名胜，一起探讨作品，互相赠送著作、借书。黄侃邀请吴梅到家中吃午饭，吴梅向黄侃赠送熏鱼。
在中央大学，吴讲词曲，黄论训诂。二人上课，教室内外，人头攒动，这是两门绝学，学生们都想一聆妙谛。
课后，吴、黄二人互相调侃，黄称呼吴梅为“曲子相公”，语含轻蔑之意；吴称黄侃为“测字先生”，颇含取笑之情。
但两人又互相遮掩。吴对黄解释说：“训诂者，训导古代文化，借古以推测未来”；黄则说“相公者，为委曲进言，作人民宰相”。从此可以隐约看出，吴梅和黄侃两人的关系是既融洽，又互相瞧不起。
这种暗地里的关系终于在一天放到了明面上。
1933年6月3日，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在万全酒店聚餐，宴请恩师。
酒筵将尽，吴梅在别处饮酒，已醉，转场来到万全酒店。他又饮了几杯酒，酩酊大醉。宴席结束，黄侃知道吴梅四子得了癫痫，“狂疾未愈”，心中郁闷，于是，安慰他，让他宽心。
不料，吴梅误会，以为黄侃在论文。大醉之中，吴梅自称“散文第一，骈文亦第一”。如果只说这样几句，也就没有两人之间的冲突了。吴梅趁着醉酒，将长久的腹诽说了出来，直指黄侃品行有问题。
黄侃一听，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伸手要打吴梅的耳光。幸好同事和学生拉住了他。黄侃觉得吴梅“种种谬语”，令自己受辱，冲出欲打吴梅时，左小腿碰到了案几，擦破了皮。
第二天，吴梅酒醒，听同事王易讲述经过，觉得非常惭愧，深深自责，认为自己酒德不好。
而黄侃觉得吴梅不够朋友，对自己有很深的成见，决定不再和吴梅同席宴饮。
吴梅托汪东委婉地向黄侃道歉。黄侃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旭初以吴梅书来谢罪，即复，言不再与之共饮，斯已矣。”
此后，中央大学教授的宴饮，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吴梅在黄侃不在，黄侃在吴梅不在。
仔细分析一下6月3日两人之间的冲突，不在于吴梅醉酒，而在于吴梅内心深处对黄侃的极度不满，这被礼仪压制住的腹诽，在醉酒之际，喷薄而出。结果令黄侃感到“受辱”。
吴梅究竟对黄侃有哪些不满呢？学者苗怀明通过研读吴梅的日记，认为胡小石对吴梅所讲的关于黄侃的四件事情是根源。
一是私自收取学生学费。二是役使学生，对学生不负责任。三是欠钱不还。四是对自己的姐姐薄情寡义。
吴梅对黄侃的“四宗罪”，已经做了内心审判，所以就有了酒醉之后的宣判。
黄侃给中央大学学生上课，有“三不来”，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所以上课经常缺席。更让时人指点的是，黄侃“金陵、中大两处正课，皆不去上堂，别邀诸生拜门，如前清授徒然，每生以十元为月修”。尽管这些黄门侍郎是心甘情愿的，但在吴梅看来，黄侃此举有违师德。
黄侃还常让学生在家里做家务，吴梅觉得这简直是“无赖之至”。
吴梅对待上课非常认真严谨。对待弟子爱护关心，他当然有资格瞧不起黄侃的种种举动。
吴梅在北京大学执教时，几乎不请假，不因个人私事耽误上课。实在脱不开身，他偶尔请假，则走教学程序，由《北京大学日刊》提前公示。
对待门生弟子，吴梅有情有义，而且从不计较什么。他的学生钱南扬就吃住在他的书房，所需书籍，任其搜查、翻阅、研读。他的弟子唐圭璋幼年失去双亲，经历和吴梅相似，他对唐圭璋爱护提携。在唐圭璋看来，二人情同父子。
重庆大学延聘黄侃，先邮寄川资一千元，后来，黄侃没有去重庆大学赴任，这一千元也没有退还。
黄侃少孤，由大姐抚养长大。后来，黄侃因为纳妾之事，与大姐闹翻。结果，大姐去世后，黄侃没有去奔丧吊孝。
这些事情，胡小石讲给吴梅，吴梅写入日记。有这些前因，才有了两人失和的一幕。
1934年11月2日，叶楚伧邀请吴梅、黄侃和汪东三人到其家中聚餐，吴梅再次向黄侃致歉。在融洽的气氛下，两人握手言和。
可是仅仅两天，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这一次，是黄侃酒醉骂人。
11月4日，金陵大学研究生班的学生，在万全酒店邀请各位老师聚餐。这一次，黄侃喝大了，醉酒之下，无端破口大骂。
吴梅只听清楚黄侃怒骂的一句话：“天下怎么有吴梅这种人？！”黄侃喧嚣叫骂不止，吴梅始终忍耐，不发一言。胡小石实在看不下去了，气得要挥老拳教训黄侃，被吴梅劝止。
吴梅和黄侃交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两人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世方面有很大的分歧。两人一再发生冲突，朋友们也队形鲜明，胡小石站在吴梅这一边，汪东站在黄侃这一边。
除此之外，学术系统不同和门第观念不同也是他们交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黄侃年谱》中有这样的分析：“黄侃、汪东为乾嘉汉学正统，主古文经学，胡小石属于湘学系，主今文经学，两派之争，正是清代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的余绪。另外，黄、汪皆为名门公子，而吴梅、胡小石皆出自寒门。”
当然，吴梅和黄侃两人也有一致之处。他们在崇尚国学上的主张的一致的，在酒醉乱语方面，两人也惊人的一致。而黄侃不拘小节，孤傲不羁，狂狷率性，不仅与吴梅交恶，和钱玄同、吴承仕等人也闹翻了。像黄侃这样的教授（在吴梅看来是有学无行），没有著作出版（述而不作），在民国各大著名的高校能谋教席，真是耐人寻味。民国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的大学精神，的确是大师们的象牙塔。
交恶始于酒，最后的结局，亦归于酒。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导致胃出血，医治无效去世，时年五十岁。他发愿，要著述，结果没有时间了。吴梅第二天获悉，感到非常震惊。死亡带走了一切恩怨，一切都达成了和解。
吴梅写挽联，写纪念文章。11月5日，吴梅到朝天宫吊唁黄侃。他想起两人一起切磋诗文的时光，一起宴饮的快乐，一起听昆曲的雅韵，丝丝缕缕的悲伤缠绕于心。当晚，他在摇曳的灯光之下，写日记：“追念故交，不禁凄黯。平生使酒骂座，及种种不近人情事，略而不论可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吴梅南渡，几经辗转，1939年初到达云南，此时吴梅在颠沛流离之中，诸多疾病缠身。他到达云南大姚县后，病情稍缓，放松了警惕，喝了几杯酒，病发更重。3月17日，吴梅因病去世。一代曲学大师，遽归道山，风流烟消云散……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