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

任志强是中国知名企业家。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后，开始写回忆录。虽然在延安插队只有约半年时间，但任志强对这段生活却记忆深刻，描写入微。他“忘不了在那里上过的每一课，包括那里的贫穷，那里的落后，那里老乡们的朴实与纯洁”。

离京赴延安

我是1969年1月9日出发的。我们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但已经是整列车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了，因为都是男同学（只有几个搭伙的女同学），这个场面就更为壮观。

火车上一片叫嚷声，这是在抢座位、抢行李箱时发生了争吵。站台上几乎都是女人，有个别父亲和兄弟，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充分显示出来：车上是壮士一去不复返，车下是送子离乡上前线；下面无限的深情和期待，上面是满不在乎的无奈。“大丈夫勇闯天下，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仍在最后的时刻成为别离时的精神支柱。也有人梦想着在革命圣地延安再创一片辉煌。

回头看不到亲人的身影，车厢里一片寂静，泣声不时从角落传来。这些人中有许多未成年的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单独生活，甚至是第一次离开北京。

有几位是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抛弃的，如右派的子女，整个“文革”中他们都没有抬起过头（之前也同样不太敢抬）；此时，失去家庭的保护伞，就更一筹莫展，不知前途何在了。

还有在三年的“文革”中结仇打架，有过各种冲突的人聚在了一起，每节车厢都有一股火药味，许多人的旅行包里、大衣下面都藏着种种防身武器，我的大衣下面藏的是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在中途火车站抢午饭时，险些出手亮剑，好在我们一个班的同学（二十多人）都在，对方不敢前进一步，几句争吵之后，乖乖地排到了后面。            

火车路过西安，我们将从这里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了。

村民迎接与山沟沟景象

接我们的“驴倌”（早忘了他的真名，一直这样称呼）是个朴实的陕北汉子，头上缠的白羊肚手巾成了黑灰色，比我高一些的个子，一双茧手，操浓重的当地口音。一路上我们好奇地问各种问题，但他的回答大多都听不懂。虽然在串联时我们也走过土路，踢足球也满场叫个不停，但这几十里山路对城里的学生而言，仍然是个考验。走了60多里地才到我们生活、生产的地方。

沿途有山无村，有沟无流。因为是冬季，山上还有少量的积雪，也有局部的沟中存了点细水。这里没有过冬的庄稼，有些地就是一片雪白。山上偶尔可以看到握着羊铲放羊的汉子，羊群在沟坎之间跳跃，寻找着早已干枯的草叶、草根。远远的山上偶尔传来一两声高亢的信天游，这是山里人的最爱，“驴倌”一边走一边也高兴地喊上几声。

队长带着村里的几个人在村口迎接我们，队长姓崔。老人、小孩看戏似的指指点点，大概是许久没有来过外人了，更别说一下子从大老远的北京来。毛主席身边的文化人来了，从衣着打扮上就与当地人存在巨大的差别。就像当年城里学生投身革命奔赴延安一样，今天终于又来了投奔乡下的城里人。

不知谁带头喊起了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村民也回应了几句口号，而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一个瘸腿的赤脚医生在帮我们做翻译，他是个非本地的伤兵，留在了当地的山沟沟里，他自称是小八路，也有人说他是胡宗南部队抓的壮丁，有点文化，成了医生。当地人对我们说：“后生们辛苦啦，在屋里暖暖吧。”

整个村庄有十几户人家，沿着沟向上分布。每隔一段就挖一个窑洞，挖出的土正好在洞前填起一个土坪，成了院子。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挖窑洞，要选土填坡，土层要有一定的厚度，将坡削成完整的墙面。因此村庄非常分散，东一户，西一户，高低相差百十来米。路边有几个石窑，是队部和学校。队部有两个石窑、两个碾子、两盘磨，外加12头毛驴，一辆平板毛驴车，耕地用的四头牛，这就是队里的全部家当。小学另有三间窑，仅有的一名村办教师住一间，剩下的两间当教室，是村里最好的建筑。

从路边到沟底，中间有些田，是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是最好的地。平时下雨或者发大水时，沟底会积水，村里的水井就在沟边上，方便给自留地浇水。整个村子除了自留地之外，只有十亩左右的半平地，剩下的就是靠天吃饭的大山坡了。

住窑洞，与羊圈为邻

村里给我们准备的窑洞由队里原来的仓库翻修而成。一口整窑，旁边是一个占据半窑的炕，窗户正对着两米之外羊圈的门。隔壁就是两个空窑洞，养着队里的几十只山羊。早晚羊群就从门前经过，每到半夜羊群中会传出不断的咳嗽声，就像有人站在窗外咳嗽一样，时而有些贪吃的大老鼠会惊动羊群，羊圈就又会出现一阵骚乱，许久才能安静下来。

开春后这里更忙，村里人要将一部分羊粪挖出来堆在我们门前的场子上，用镢头将大块的羊粪捣碎，尽可能捣成粉状，再将麦种按比例与羊粪拌在一起，用驴毛编织的麻袋装好背到山上。播种时前面的牛或人拉着犁，在地里犁出一条沟，后面的人将掺有羊粪的麦种均匀地撒在沟里，下一道犁翻出的土将撒过种的沟盖上，之后就等着老天爷下雨了。山坡地不肥，因此施肥都是用这种办法，将羊牛粪混在种子里同时下地。而我们成了羊群的保卫者。

窑洞一进门是两口大缸：一口装的是村里为我们准备的过冬菜——用盐腌的蔓菁，一种类似于萝卜的当地菜；另一口是水缸，村民们都是从沟边的井中挑水，存放在大缸里，然后用白矾净化沉淀，否则会从水缸里跳出蛤蟆来。隔几天就要淘一次缸，否则缸底就会沉上厚厚的一层泥，续水时会将整缸的水都搅浑。再往前走是一块石板搭成的案台，用来放碗筷、调料和切菜，上面有个圆圆的菜墩子。紧接着就是灶台，能放两口锅的火灶，烟道在炕下盘绕，窑洞的底部边上有个垂直的烟道，一直通到山顶上，冬天这就是唯一的取暖设施了。

灶火既要解决做饭、吃水的问题，同时要让余热成为暖气，提高洞内的温度。常听老人和书上说的“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或许指的就是这种热炕，而夏天做饭就要到外面另起炉灶了。

洞的底部靠墙的位置又局部向里挖出了个平台，这就是储存室、大衣柜了。平台底下一层摆着箱子，上面放杂物。白天被子要卷起来堆到墙角，让炕上的温度传到室内。有时要在炕上吃饭，杂物就堆在这里了。炕桌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吃饭，写信也全靠它了。

村民点的是碗状的煤油灯，而队里给我们准备的是有灯罩不怕风吹的马灯，比一般的油灯要亮些，还可以方便地放在车上或挂在窑壁上。我们来的时候带了蜡烛，原本以为多余，现在却当成了宝贝，不到关键时刻舍不得用，通常是大家都已睡下，谁还想单独看书或写家信时才用。

水缸的另外一侧摆了两个木凳，方便人坐，余下地方放些杂物，如零碎的工具等。里面的半间炕和储藏室除了睡两个人外就成了仓库，放着粮食和衣物等。共约20平方米的地方住了七个大小伙子，虽拥挤但也其乐融融。

烧的主要是柴火，每家每户的院里都是成堆的柴禾。这里太穷，所有的庄稼秆都变成了牛羊驴的饲料，不像平原地带，可以当柴禾烧，做饭用的柴禾都是从山上砍的灌木类植物。平时每日出工，回来时就顺便到沟沟里砍上一捆柴背回来，日积月累地存着，而新柴必须晾干才能点得着，因此，总是这样堆新烧旧轮着来。每家也会存些炭（一种拿火柴和纸能点着的煤），一般是在下连绵雨或者家里来人要摆席时才用，平常舍不得用。

炭窑是十几米深的煤洞，在几十里之外的杜坪（王岐山住的村旁边）。工人们用辘轳将大筐放到洞底去挖炭，挖好后再摇上来。这种炭陕北特有，像石头一样一整块一整块的，但用手都能掰碎。通常成块的煤堆在一辆驴车的车身外围，成墙状，不成快的放中间，就运回家了。一车炭八元钱，可以烧很长时间。我们刚到这里时没有存柴就只有花钱买炭了。开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上山打柴，做好后期生活的准备。

早晚出工，挣工分

学生下乡第一年的粮食是计划供给的，一个月生活费8元，其中包括了买粮食的钱，第二年的口粮就要靠自己赚工分了。最初队里给同学们定工分是一天6分，加个早工能多1到2分。每个窑洞中都有一个单线的小喇叭，公社的广播站用来传达上级指示。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冬晚夏早），小喇叭就开始播放《东方红》，然后我们就开始“早请示”。大家集中在村头的场子上，面对一堵有毛主席像的矮墙，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喊着“斗私批修”之类的口号，随后就上早工。虽然名义上并非强制，但除了生病，早工必须出。

后来我们会了一些技术活，分工就有了差别，我和两个同学最高评了8.5分，早工也涨到了1.5分，这样一天下来能挣到10个工分，一个完整工的分值。而当时村里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就能挣到一盒火柴钱。晚上下工后，大家还要在队长的带领下到主席像前“晚汇报”，之后才能各回各家。有时队里还会按上面的要求由两人轮流安排晚上的学习，如读几天前的《人民日报》社论。阶级斗争在这里丝毫没有松懈。

解决吃饭问题

除了精神食粮，首先要解决基本的吃喝。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类的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的下坪去买。附近几个村只有下坪一个供销点供应毛粮，要拉回来加工，如高粱去皮、小麦磨面、谷子退壳等。烟、酒对当地农民而言都是奢侈品，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等于好几天的工分。

供应的油是麻油，一种大麻子产的油。当地人都会在自留地上种大麻子，收下来熬油，存着过年或有客人的时候用，平时用的都是动物油，如猪油、羊油等，村里给我们准备了一挂羊油。当地人化羊油，用的是圆底的铁锅，在热油中横穿放入两根麻绳，油冷却后，变成硬邦邦的一坨，拉着绳头整个提起，挂在墙上。炒菜时用热铲子一削就下来一块，也可用刀削。

一开始大家都吃不惯用羊油炒的菜，许多人一闻那股味就吃不下去了，但时间久了，肚子饿了，慢慢也就习惯了。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一个人在家做饭（我们是按天轮值做饭），偷偷跑到老乡家买了十几个鸡蛋煎着吃，一铲子羊油煎一个鸡蛋，一连吃了十几个。等我们回来，发现羊油少了一大块，这个同学也捂着肚子躺在床上起不来。

平常想要吃点肉非常困难，吃肉是极大的幸福。临近春节，我们与小学教师一起按当地习惯来了一次“打平伙”，即今天的AA制。每人出2元，6个人出了12元，聚了一次餐。当时的生活费也就每人每月1块多，村里的羊10元一只，当然最值钱的羊皮要交公，剩下20多斤骨头肉，又请了几个常帮助我们的老乡，大家美美地大吃了一顿。

斗争成功，七男同住

同村的另外三个同学则是第二批随着女十中（北京市第十女子中学）的学生一起到延安的。按照北京市的安排，一个男校的学生下乡，同时要配一个女校的学生，否则无法调节男女比例和进行劳动力安排。我所在的郭庄大队，实际有四个小队。我们第一批来的五个男同学没有分配到其他队，大队原想等人都到齐了再一起分配到其他小队，结果我们“占领”了有利地形，坚决不分开。

等第二批的三个同学到了时，实际是三套行李，两个人，因为其中一个在出发前一天去当兵了。另一个是相声《昨天》的创作者、海政歌舞团团长的儿子，姓赵，后来当了海南省海关关长，他父亲因为相声《昨天》被打倒了；还有一个是赵的亲戚，连自己的父母在哪儿都不知道，十五岁的一个孩子，只好被赵一同带来插队。他们俩都随着女同学们分到了更高的山里，去了其他队。

当天半夜，我们整体出动，像鬼子进村一样，迅速将两个同学和三套行李扛回了我们所在的村，住在了一起。第二天队里来与我们交涉，坚持要按男女合理搭配进行调整，但我们团结起来坚决不同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窑洞中没法男女同住，原来的一个半窑洞，队里是想将男同学安排在主洞，女同学安排在半洞！

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新鲜，大多数情况是一个窑洞中住着一家的男男女女，更有一个窑洞中住了两个家庭，而对于城里来的学生而言，则成了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不但男同学们不干，女同学们也不干，而我们的男队长再也拿不出更多的窑洞来让男女同学分开住了。

另外两个小队也同样上报公社：北京来的老师们不同意男女共居一洞。最终我们的斗争成功了，七个男生都集中在了一个队，可怜那些我印象中面都没见过的女同学们，只好分别进了深山沟。

我们并不在乎没有女同学帮忙做饭、洗补衣服。我们这些父母被打倒或关押在干校的孩子可不是一般的城里学生，早就学会了独立生存，既会做饭，也能洗衣缝补。可是那些女孩子就苦了，每天下山挑水不是件轻松的事，连我们也是从半桶水挑起，经过一段时间才磨出来的。每逢刮风下雨，这短短的一段山路就变成了艰难的征途。黄土地的山坡，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光脚都打滑，挑着两桶水上山就更不轻松了，弄不好就会连人带桶一起滑下坡。

几个女孩子负如此重担，定然不容易，可我们这些男校里长大的男孩子当时不懂怜香惜玉，既没有去了解她们的难处，也没有想过与她们联系，虽然同在一个大队中生活，但对她们的过去和现在，都不知道，甚至连姓甚名谁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铡草，喂料，背玉米秸秆

冬天的主要农活是铡草，为牲口准备饲料。我们刚到农村时正是村里最闲的时候，除了上山打柴，还没有太多农活要做。偶尔队里会安排铡草，铡的其实不是草而是玉米秆、谷子秆，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按铡刀，另一人往铡刀下喂料。开始我们力气不够大，又由于使不上巧劲，完全靠手臂的力量，一大捆玉米秆送进去根本铡不断，就从少量的半捆开始，后来就和成年人一样能干了。

喂料也是一种技术活，一捆草要用右手按住，左手前推，双手合力将草把住，不能散了，有节奏地每次向铡刀下移一寸左右。配合铡刀下降的同时，草捆不能后移，否则一松就铡不断了。草长的时候还好弄，短的时候就容易连手都伸到了铡刀下。每铡一刀，草中的尘土就扑鼻而来，草末子也四处乱飞，喂草的人一会儿就从头到脚都变成灰的了，除了眼睛还闪着亮光，其它的五官形状就分不清了。

尤其是低着头喂料时，草渣子会从后衣领顺着脖子钻进衣服里，爬满整个后背，摩擦刺痒得厉害，晚上回去后背是一片通红，还没个地方洗澡，只能在窑洞中飞快地（因为太冷）用湿毛巾擦洗。这大约是我们下乡之后学到的第一门技术性农活了。

村里的秸秆不够牛吃，还要到山外去买。一次购买玉米秸秆，有几个北京来的没敢参加，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了。先要走30里的山路赶到安塞，再背着一人多高的秸秆返回。当时陕北家家都有一种特殊的背具，是一根长长的绳子，中间有一个柳枝编成的圆木环。背柴背草的时候，先将绳子直放地面，然后按与绳子垂直的方向把草或柴放到绳子上，再将绳子穿过木环，拉紧捆实，最后将绳子的两端拴在肩膀上背起来。

背驴毛麻袋也是如此。驴毛麻袋是圆的，直径足有脸盆大，一人高，不像一般的麻袋那样扁宽。这主要是因为运输方式不同：扁宽的麻袋适合平摞得很高，方便车、船运输；山区的长麻袋则适于搭在牲口背上，防止掉下来。当我们背起这堆玉米秸秆时，几乎就看不见人了，只能看到一堆玉米秸秆在移动。

星星还在眨眼，我们就爬起来一路夜行，吃过早饭入市，去晚了集市上的玉米秸秆就卖光了。回程重负在身，走不了那么快，过几里地就要歇歇、喝点水，中午还要吃点干粮，最后的路几乎就是咬牙拖着身体走了，身上的玉米秆感觉变得越来越重，双腿也变得不像是自己的了。脚上起泡，整个人都变得沉重了，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把秸秆背回去的。

在村里人看来都是一件很艰苦的任务，我们两个城里来的娃竟然和壮劳力一样完成了。当晚那一觉，大约是我到延安后睡得最沉的，连羊圈里的咳嗽声都没听见。也正因此，我们赢得了贫下中农们的信任，也最先提高了工分。

做馒头失败，浪费麦子

播下的种子渐渐开花结果，我们学会了如何用锄头除草而不伤及麦苗，学会了如何挥镰割草、收麦和打捆、背麦。

队里给每个人分了几升麦子。农民们很珍惜，他们也许只给自己留下少量的麦子用于逢年过节时装门面，剩下的大多数则拿到集市上换成更多的粗粮，或换些零花钱买布做衣，给孩子看病、上学。

而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非要尝尝亲手种出的粮食。尽管上半年所有的劳动成果换成钱都不够买这些分到的麦子。麦子到手，几个同学当时就去磨面。队里拉磨的驴已经下班，我们就自己推磨、摇箩。本来要先后磨多遍（一般九遍），过多次箩，从细到粗，然后将箩出的面混合，麸子越少越好，或者不留麸子，成全粉面，但我们只磨了两三遍，再箩过三次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拿着这些白面（精粉）来和面蒸馒头了，结果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黏，根本没法吃。

老乡告诉我们，一二遍箩出来的精粉基本是面筋，面粉必须粗细搭配。喜悦的心情在无知中变成苦恼，老乡们比我们更心痛这样好的粮食被浪费了。

因伤回京，村里知青解散

一次休闲活动中，大家骑着小学教师的自行车玩耍，我从自行车上摔倒，右胳膊摔折，肘关节脱节并骨裂。当地没有医疗条件，我就和另一位大拇指骨折的同学一起回京了。

我走了以后，据说还在延安插队的同学，因为在纪念“八一八”活动（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中与其他村的同学和老乡发生了冲突，后来被分散转移到其他村，整个村的知青被公社解散了。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