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

高玉珍、于广云和赵纯慧是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付育华、袁京红是被北京知青遗落在延安的孩子。他们都是平凡人，至今生活在延安。对他们而言，故乡，父母，是多么亲切，又多么遥远。从他们的经历中，恰可看出那个时代真实的“不平凡”。

1969年，北京的一批批知青陆续到延安。文革结束，他们陆续返回北京。但少数知青至今仍留在延安。几乎所有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都有对故乡的感情纠葛，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北京；而偶尔回到北京，环境的巨大反差在他们内心深处滋生的惆怅和酸楚却挥之不去。

在延安，至今还生活着三百多名当年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

还有那些被遗落的孩子。

至少在精神上她是满足的

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唢呐的声音悠长而又空旷。

高玉珍的家位于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两孔极小的窑洞，吊唁的人甚至难以落脚。高玉珍娘家在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北京没有来人，陈志等五名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丧礼中最高规格的欢迎。

1969年2月5日，年仅20岁的高玉珍坐上西去的知青专列，来到延安市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曾是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的高玉珍，心中充满激情和梦想。　

插队第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刚刚躺到被窝里的高玉珍被同室三名女知青唤醒，“去，到门外面把尿壶给咱提进来。”高玉珍什么也没有说，起身准备穿衣服。那几个女知青说，还穿什么衣服呀，尿壶就在门外面。

木讷老实的高玉珍对她们向来是言听计从。她长得又矮又丑，经常被欺侮、排挤。每天出工回来，她要为大家做饭，做饭之前，她的手要在大家的监督下洗上四遍，因为大家觉得她不讲卫生，但是到吃饭时往往别人吃完了才轮到她。睡觉时，她不能穿衣服，同室的知青觉得她身上有虱子。对于这些无理要求，柔弱的高玉珍从不争辩。

高玉珍光着身子下了炕，刚出窑门，就听见身后哐啷一声，门从里面被插上了。接着，同室的三位知青一齐大喊，“有贼了！抓贼啊！”很快，同院里的男知青纷纷开门，亮闪闪的手电筒一齐照向高玉珍。窑洞里的三名知青笑成一片，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一个院子。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杨服焕。他家徒四壁，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面对深夜闯进家门的高玉珍，善良的杨服焕急忙取来一床破棉被把她裹起来。

多年后，在北京的知青聚会上，这三个捉弄高玉珍的知青提到这个恶作剧时，心中充满悔恨和不安。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善良的杨服焕最终成了高玉珍在当地唯一的依靠。半年后，她怀孕了，引起轩然大波。县上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将杨服焕五花大绑，初定20年刑期。批判会设在村头的一片大操场，几乎全乡的人都跑来看热闹。出人意料的的是，矮小瘦弱的高玉珍也来到会场，走到杨服焕的身边，解开绑在杨服焕身上的绳子，坚定地告诉政法组的人，“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

政法组的人惊呆了，他们实在想不通，高玉珍竟会看上杨服焕这个鳏夫，家里穷没文化都不说了，长相那也是奇丑无比，秃头、天生罗锅，而且还是柳拐腿。

“你真的是自愿的吗？”政法组的人再一次问道。高玉珍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政法干部一时不知所措，批斗会被迫中止。之后，有人向政法组建议，不如让他们两个结婚算了。但因为高玉珍知青的特殊身份，当地政府根本不敢作主。知青的管理干部找高玉珍做工作，说只要她告杨服焕强奸，就让她提前返京。这个极大的诱惑被高玉珍断然拒绝。

事情最终惊动了中央，相关部门批复后，北京市民政局为高玉珍和杨服焕签发了结婚证，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北京知青和当地人结婚的案例。

这次意外婚姻，进一步加大了高玉珍返京的难度。当10年后北京知青大返城时，高玉珍已有两个孩子。1986年5月，高玉珍进入当地乡政府工作。

高玉珍无法忘记自己的家乡。按当时政策，每个知青家庭可以把一个孩子的户口迁回北京，1988年，高玉珍回了一次北京，把大儿子的户口迁到北京，落在自己哥哥家。对于流落他乡的知青，这是让他们魂归故里的最好方式。当他们年迈，可以寄居在自己的孩子家安享晚年。

然而，儿子户口迁到北京仅一个多月，哥哥来信说，户口虽落到北京了，但孩子以后的工作、住房、婚姻怎么办……高玉珍心里清楚，对于同样负担沉重的哥哥来说，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高玉珍回信说，那就把户口再迁回来吧。

10年后的1998年，高玉珍最后一次回北京。已经退休、身体日益羸弱的高玉珍对这次探亲有更多的期望。让她失望的是，哥哥家大门紧锁，四处寻找无果。哥哥是她在北京最后的亲人。这把锁，成了高玉珍的一块心病。此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被查出肝癌晚期后，高玉珍躺在炕上拉着一位来客的手说，自己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一次北京，再看一眼生养了她的家乡。2006年9月19日，58岁的高玉珍在自己插队的长墙村与世长辞，愿望终没有实现。当年和高玉珍同乘火车来到延安，前来送葬的留守知青龚凤海唏嘘不已，在插队的那么多年里，年轻的他同样看不起“小老太”高玉珍，更想不通她竟然会嫁给杨服焕这个一身毛病的人。但当他站在高玉珍的墓前时，他一下子觉得什么都想通了，甚至觉得，高玉珍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敬佩的人。

在高玉珍病重期间，龚凤海曾和她谈起那个疯狂的年代，和那件改变高玉珍一生命运的事，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高玉珍只是淡淡地说，她对做过的事从没后悔过，她谁也不怨。

留守知青们仔细回忆高玉珍的婚姻时，突然觉得，一直生活悲惨的高玉珍，其实婚后生活美好，不论苦难或富有，他们夫妻都不曾背弃，互相照顾、体谅。那个年代，多少家庭分崩离析，但高玉珍依然坚守着“猥琐不堪”的丈夫，坚守着贫寒落魄的家庭。至少在精神上她是满足的。

被遗弃的碎猴儿

从北京到延安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让于广云十分疲惫，但沿途那种独特的寄居方式又让他兴奋和好奇，窗棂上的剪纸栩栩如生，门墙上挂满了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和红彤彤的辣椒串。那时的于广云只有16岁，正是青春萌动的季节，想象着自己有一孔这样的窑洞，娶一位漂亮的陕北婆姨，那也是蛮幸福的事情。

于广云插队住的就是窑洞，连做饭也是在最边上的一顶窑洞里，炉火连着炕，饭做了，炕也烧得暖烘烘的。第一天吃饭时，兴高采烈的于广云跑到最前头。给知青做饭的是生产队派来的，看于广云又小又机灵，顺口叫他“碎猴儿”，先给他盛了一碗饭。正要给其他人盛饭时，窑顶的一块泥皮“啪”地掉到锅里。做饭的问大家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就让‘碎猴儿’一个人吃吧！”碎猴儿从此就成了于广云的外号，这个地道的陕西方言，伴随于广云至今。

于广云插队纯粹就是凑热闹。他原本可以不来插队，但看着年轻人蜂拥往农村去，贪玩好奇的于广云也坐不住了。在黄陵县桥山公社平天村，年小体弱的于广云当了整整八年农民，受了不少苦头。但他人小鬼大，编出好多故事，讲给下地劳作的人们听，有他在，大家干劲十足，笑声一片，他也因此可以少做一些农活。

但面对单调、望不到尽头的插队生活，于广云内心落寞而孤独，他和一位同来插队的女知青恋爱了。女友让于广云很感动，因为在其他人眼里，自己只是一块笑料，甚至玩偶，但女友却给了他十足的尊重和理解，她觉得于广云很聪明，而且心地善良。在谈恋爱上，于广云同样睿智。那时知青谈对象都是偷偷摸摸，约会都跑到荒郊野外。而于广云认为，大家眼皮底下的知青窑里最安全。

两年多的恋爱后，女友的肚子慢慢变大。怀孕已八个多月再也无法隐瞒，于广云回北京提亲，结果被女友的父母一顿臭骂，赶出了家门。于广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女知青的父母骂他是流氓。在父母陪同下，女友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1975年，于广云和黄陵县的一名女子结婚。两年后，他被招进黄陵县机砖厂当工人，随后又调入当地一家酒厂，没几年，酒厂破产了。1998年，于广云被调到黄陵县图书馆。这是他一辈子最体面的工作，但报到第一天，领导就告诉他，“你身体不好，就回家休息，不用上班，工资一分不少”，于广云很知趣，他知道即使上班，也只能干一些打杂的活。

如今的于广云儿孙满堂。走在曾经插队的村子里，不时会有人给他打招呼，或开荤色玩笑，于广云会用地道的陕北方言回应。

在留守知青里面，于广云年龄较小，54岁，但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要老许多，一口牙所剩无几。他认为是酒喝多了。

当年的知青窑还在，村里安排给一家贫困户住着。路过时，于广云经常会去看上一眼。窑的面墙已斑驳不堪，窗棂上原有的黑漆已经掉尽，格子上贴着单薄的白纸，风一吹，哗啦哗啦作响，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被匆匆翻过。

于广云至今住在酒厂破旧的平板房里，墙壁上，唯一用来装饰的，是一幅毛主席与周总理在一起的画。房子本来就很小，又从中间给成家的儿子隔了一点地方，显得更加局促。

停产多年的酒厂在一条又窄又杂乱的深巷里，大门口“工业学大庆”的石刻标语依然十分醒目。原来的酒厂已经改制，新的领导让于广云搬出去住，他不愿意，双方互相充满敌意。其实住过八年知青窑的他，并不喜欢这窄小的平板房，夏天热得要命，还是希望能盖两孔新式砖窑，豁亮也实用。他的老婆，一位心灵手巧的陕北女子，会剪各式各样美丽的窗花。

1986年，于广云曾有一次返京的机会。当时的政策，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知青，可以同时调回北京工作；如果一方是当地户口，只能接受知青本人的调动。于广云给老婆做工作，打算先办假离婚手续，等他回北京后，再想办法把她调过去。到北京工作、生活，对双方都是一个诱惑，一个能改变命运的诱惑。假离婚也是当年众多知青为返城采取的最直接而奏效的方式。

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老婆终于同意了。但在办手续时，有人对他老婆说，于广云这人不太可靠，老婆立即反悔，于广云返京的梦想彻底破灭，成了一个真正的陕北人。唯一显示他身份特殊的，是他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回忆起那次未能如愿的假离婚，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当年无数的假离婚几乎最终都弄假成真。

不用上班，每月初都有八百多块钱工资打到于广云的银行卡上。在当地，这是令人羡慕的事情。除偶尔和老婆拌几句嘴外，于广云的生活非常平静，一年连县城也去不了几次。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人身体健健康康。他没有多少怨言，也没有更多的期望，“现在即使我有一千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花，我还是现在的我，不信咱试试？”

不过，知足的于广云偶尔也会失落，失落来自和北京的反差。2006年初，于广云带着老婆回北京探亲，走出北京火车站，伫立在绵延宽阔的高架桥下，感慨万千：37年前，他从这里搭上西去的火车，去寻找精神家园；而今，他回来了，却早已被遗弃。

于广云有六个兄弟，但每次回北京，他从来不住自己兄弟家，而住在昔日插队的战友家。在战友家里，他可以骂娘，可以喝到酩酊大醉，可以一起回忆那些心酸往事。而在自己兄弟家里，他却显得非常生分，甚至连烟灰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弹。

在和当年的知青聚会时，有人建议他联系那位曾经和他要好的女知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再找也找不回来。”他说。

在一名知青的家里，于广云问他住的那套70多平米的房子多少钱，对方说80万，于广云很快算出，那需要他1000个月（83年零4个月）的工资。而在黄陵，那样的房子8万块钱都不值。“北京是飞奔的汽车，而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于广云说。

一个怪梦

多年以来，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怪梦。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递给他一包好吃的，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很烫。这时候，有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付育华是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清楚地记得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冬天，透过窗棂可以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说起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一位女子结婚。第二天，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户农民家庭。当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是北京知青。三年后（1976年），他们回到北京。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十分大度地说，他可以去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付育华思考许久之后，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明白，养父母内心是不情愿他离开的，他也不愿离开养父母。另外，他不知道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已结婚，如果他们各自都有家庭，他的出现只会惹来尴尬和麻烦。

他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作为“火靶子”——“斗私批修”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父亲偷了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又以此为由对他父亲进行“斗私批修”。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体检，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而且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但她始终坚称是自愿的。

当年的知青，多少都在感情上有一些纠葛，那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年龄。好多知青和乡亲因为男女作风问题锒铛入狱。在那个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破坏军婚相提并论的年代，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是一条“高压线”，搞好了可以成家立业、繁衍续种，搞不好就会挨批斗、进监狱。

你不要结婚

在宜川县工作的袁京红和付育华同岁，有着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袁京红的父母在生下她之前已经结婚，得到法律的认可，让她不必背负私生子的恶名。

袁京红很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管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口，她并不清楚其中的缘故。直到有一天，袁京红和同学吵架，同学骂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奶奶告诉她，她妈妈在她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为此，她自作主张，改掉了妈妈起的“京红”这个名字。后来，袁京红碰到过好多和她同名的人，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年龄、经历惊人地相似。

袁京红的母亲是曾在宜川县插队的一名北京知青，和当地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后不久，得到一个返城指标。她当时也期望回京后再将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但那比登天还难。北京的工作安置好后，她回到宜川县，办理了离婚手续。

1995年，正在延安念中专的袁京红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人是她的外公。那是一封挂号信，信封背面，贴满了面值八分钱的长城邮票。信很短，外公说，她母亲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了。

1996年7月，袁京红毕业了，她想去找母亲。那时延安到北京还没有直达的火车，父亲就借钱给她买了一张从延安到北京的飞机票。临走时，奶奶拉着袁京红的手，问她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我会回来的。”在她心里，真正的母亲就是奶奶。

从舷窗上看延安，土黄色的山丘之上，或是绕着一圈一圈的田地，就像纹理密布的手指；或是大片大片的坡地，像补丁。人见此景，不由心生豪迈之情，佩服人类的伟大和顽强。

那是袁京红第一次坐飞机，延安和北京，仅从飞机上俯视，就能看出两地的差异。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袁京红问：“你认不认识我？”母亲竟然用陕北话答：“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子。”她母亲回到北京后，工作不顺畅，加上孩子又被丢在延安，心理负担很重，最终出现精神失常。袁京红呆了两个星期，返回时，年迈的外公在火车站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她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非常失望。后来袁京红听奶奶说，她去北京后，父亲三天没有睡觉。但她回来后，父亲从来没有问过她母亲的事情。

又过了两年，袁京红带着男朋友到北京，她马上就要结婚了，想让母亲看一看未来的女婿，一个憨厚善良的陕北小伙子。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回来后，袁京红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断了书信往来。母亲曾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但她不敢打，因为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自己，就会离家出走。袁京红曾拨通过一次电话，当她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

如今，33岁的袁京红已经是一个7岁孩子的妈妈，她不再埋怨母亲。儿子经常缠着妈妈，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袁京红想等他懂事了再告诉他。不过，她觉得儿子现在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俩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袁京红有一个心愿，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幸福，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的心结。

30块钱突然不见了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她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文革开始不久，她父亲因“反革命”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校领导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到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春节，大部分知青回北京探亲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寄来30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她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钱突然不见了。她步行近百里到县上反映，但终究没找到。不久，她神经失常了。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她被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年纪比赵纯慧大很多，是一个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转为正式职工。能吃上“皇粮”，是李根管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而且还娶了一个北京女知青做老婆，这让他几乎不敢相信。在当地，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

赵纯慧后来生了三男一女，生活极其艰难。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纪实摄影师黑明对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

赵纯慧的生活依然停留在插队的年代，她会找队长要工分，她不知道当年的公社已经称为镇，她会在川流不息、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上，唱那首唱了40年的歌：

从北京到延安

路途是多么遥远

告别了父母

离开了城市

我插队到延安

那天夜晚我梦见

妈妈来到我的床前

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

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