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既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心爱弟子，又是晚年曾国藩无话不谈的朋友。私下里他虽然敢同曾国藩谈论五十年后清朝必亡，也敢说皇帝、慈禧太后、恭亲王等人的不是，并将这些谈话内容无所顾忌地写进日记，但翻遍他的日记，始终找不到劝曾国藩起兵造反、自立为帝的言论，甚至连一点试探性文字都见不到。
眭达明
缘起
清史大家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曾专辟《曾国藩不做皇帝》一节，引用了不少笔记小说材料，说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等人都做过诸如“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和“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及“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之类的试探。还说攻下金陵后的一天晚上，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回到下榻之地，刚刚坐下休息，忽然有三十多个湘军高级将领，合伙来到曾国藩住地大厅，请求面见曾国藩。左右随从看到情况不对头，马上报告了曾国藩。曾国藩问：“九帅一同来了没有？”九帅就是曾国荃。随从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国藩神色凝重地站立起来，仿佛石雕一般立在那儿，许久之后才威严地对警卫人员说：“请九帅！”曾国荃这天身体不适，听说大哥召见，只好抱病前来。曾国荃到后，曾国藩才整装步入大厅。他面无表情地指着座位，示意众将坐下。众将看到曾国藩严肃至极，与平时迥然不同，吓得眼皮都不敢抬，哪敢坐下？僵持许久之后，曾国藩突然吩咐取来纸笔，然后挥笔写下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写完把笔一扔，不发一语离开了。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才慢慢靠近书桌，其他人跟着移拢过来。待看清联语内容后，众将有咋舌的，有叹气的，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瞪眼的，有张嘴的，有热泪盈眶的，有呆若木鸡的。曾国荃开始忿然，继而凛然，最后惶然宣布说：“这件事今后谁也不可再提，有什么事由我曾某一人担当！”说完，众将惘然而散。（《清代通史》卷下《第十四章》）
同治三年的盛夏之夜，金陵城内之所以发生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湘军攻克金陵之后，曾国荃与诸将包揽大功，有人嫉恨他们，于是放出风声，说什么满城财宝，尽被他们掠去，要求朝廷严厉追查云云，曾国荃及其部下恐抢劫得罪，又怕掠获财物被追抄，就想拥戴甚至逼迫曾国藩起兵，重演宋太祖黄袍加身故事。而曾国藩斩钉截铁，以十四字示意，其襟怀之磊落，浩气之流转，跃然纸上。
应该说，《清代通史》引用的这些材料，故事性确实非常强，读起来特别引人入胜，但它们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让人觉得是好事文人的无可稽考之语，为治学严谨的史家所不取，原因就在于仅是出于笔记小说的记载，拿不出切实证据来。如果说尚有一定价值的话，那就是这些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即曾国藩拥兵自立的某种客观可能性。
无论是工作或私人关系，还是两人谈话的深入程度，抑或别的什么条件因素，赵烈文都比胡林翼和左宗棠等人有更多的机会、更便利的条件和曾国藩探讨这个话题，他为什么偏偏不涉及这方面内容？还是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个话题，为曾国藩所回绝，赵烈文没有写进日记之中？这两个可能性应该说都存在，但笔者更相信赵烈文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已失去问鼎中原的机会
赵烈文固然具有敏锐的思想和常人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但他更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曾国藩手上虽然握有重兵，凡是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过的地方，最后几乎都成了湘、淮军的势力范围，但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部队毕竟只有十二万人左右，就是这十二万人，也是派系复杂，各树一帜，真正的嫡系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就是这五万湘军，等到攻占金陵之后，也是腐败丛生，军气已老，早已成了强弩之末。他们只想保护既得利益，安享荣华富贵，要依靠他们问鼎中原，夺取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对湘、淮军几位重要将领如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清政府早已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最明显的例子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左和沈固然属于湘军集团，也是因为有了曾国藩的大力提携和推荐，才在晚清政坛有了一席之地。但就在攻陷金陵前后，他们或因为幼天王逃走的问题，或因为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与曾国藩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不通音问。而在他们争闹不休之时，清政府故意站在左、沈一边，对曾国藩进行打压，最终达到了离间他们关系的目的。如果曾国藩真要起兵造反，左、沈很可能反戈相向。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与曾的关系最为密切，称得上曾国藩的最可靠盟友。但这个人好打“痞子腔”，是个典型的滑头和出了名的怕死鬼。早年在安徽办团练时，为了逃生，李鸿章在危急时不仅五次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而且其中三次属于临阵脱逃，表现特别恶劣（《淮军史》第一章）。咸丰十年秋天曾国藩祁门遇险时，李鸿章也借机溜掉了。所以别看李鸿章平时总把曾国藩挂在嘴上，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在造反这种杀头灭九族大事上，他是不会盲目讲义气的。另外最关键的是，李鸿章手中的淮军，虽然完全继承了湘军衣钵，湘军裁遣后，也被基本完整保留下来了，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曾国藩却不能绕开李鸿章直接指挥。曾国藩真要造反，李鸿章虽不会像左、沈那样亮明旗帜、反戈相向，但最有可能的举动是：先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曾国藩一旦军事失利，就起兵讨伐，向清政府表明心迹。
除了分化瓦解湘、淮军集团，清政府在军事上也早有布置：内阁大学士兼湖广总督官文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江宁将军富明阿坐镇扬州，据长江下游；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的僧格林沁亲王屯兵皖、鄂之交，虎视金陵。这一切都对曾国藩有牵制和威胁作用。
所有这些情况，赵烈文看得比谁都清楚。
曾国藩的身体、性格和为人都不允许他有非分之想
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国藩就得了肺病，病势危剧时几次差点丧命，经人精心治疗和护理，到八月初才死里逃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夏天，曾国藩又得牛皮癣，“自是以往，癣疾恒作，以至老年，未得全瘳也”（《曾国藩年谱》卷一）。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患有耳鸣、疝气、肝肾和视力严重下降等疾病。而从曾国藩最后死时的症状看，很可能是因为中风。多种病症的综合作用，上了年岁以后，曾国藩不仅双眼近乎失明而且时发呕吐眩晕之症。曾国藩晚年几乎无日不生病，吃饭睡觉都不香，不仅生趣索然，而且望死情结特别重，与赵烈文谈话时，不仅多次希望自己早点死掉，而且把早死看成最快乐的事情。
战争既耗尽了曾国藩的聪明才智，也耗尽了他的体能。咸丰十一年秋天打下安庆之后，正是曾国藩春风得意之时，当年十一月初四日给澄弟沅弟写信，却说自己“余为遍身癣痒所苦，不能再有进境”（《曾国藩全集·家书》）。到了攻克金陵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此时别说要他举旗造反，做开国皇帝梦，就是应付日常工作，也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曾国藩的身体绝对不允许他有非分之想。
另外赵烈文十分清楚，曾国藩的性格和为人也决定了他不是做皇帝的料。
大凡想做开国皇帝的人，权力欲一定特别强烈。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任何人都不能分享他的权力。曾国藩则层层分解他的权力，自己只管几个高级将领和幕僚，不能亲自指挥一兵一卒。
其次，这种人都非常霸道和专制。他虽然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但最后做决定得由本人说了算。他宁可没有朋友，也不怕制造敌人。过河拆桥，说话不算话，说翻脸就翻脸，是这种人的基本特征。在工作中，曾国藩虽曾得罪不少人，说话办事也难脱政客作风，但他毕竟是个大儒者，终身奉行孔孟之道，讲究“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谦让”，人情味非常浓。别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总是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能完善的尽量先完善，即使全是对方错，也是能忍则忍，能不翻脸尽可能不翻脸，实在不能不翻脸，事后也认真检讨自己并希望与对方修正和弥补关系。事后主动与对方修正和弥补关系的例子那就更多了。所以说，曾国藩这种人虽能得到别人敬重，却不会让人畏惧。大家既然不真正怕他，遇事阳奉阴违甚至各打自己的小算盘，也就毫不奇怪。清廷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拉拢过去，原因均在此。
再就是这种人大都敢冒险，做事不计后果，有豪赌天下的胆气。曾国藩则过于小心谨慎，最怕惹事生非，一旦家人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说出什么难听的话语，他知道后，便立刻陷于极度恐慌之中，俨然大祸将临。另外曾国藩的性格也总是懦缓，缺乏魄力，不像曾国荃那样无所顾忌，敢说敢做。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根本不是做皇帝尤其是做开国皇帝的料，赵烈文除非大脑进水，否则无论如何不会冒然劝曾国藩做皇帝。
一个狂妄书生的死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秘不可宣的事情给赵烈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确信曾国藩绝无做皇帝的野心。曾国藩是不可能取清自代的，谁要跟他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只能自讨没趣。
那是湘军攻克安庆近一个月的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赵烈文向曾国藩举荐左枢（孟辛）“刚决能断，有胆有识”；汪汝桂（燕山）“武勇缜密，廉介不苟”，曾国藩都点头同意了。接着，赵烈文又为袁铎（桐君）请求保举，曾国藩也爽快答应了。但当赵烈文说到自己五十天前从上海乘外轮来安徽途中遇到了曾耀光，还没有说出下文，曾国藩马上打断说：“此人五六天前已经到了这里，因为所说的话语十分悖谬，所以把他杀了。”（《能静居日记》）赵烈文马上闭上嘴巴，告辞出来。
有关曾耀光这个人，除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两次提到外，笔者再未见到其他文字记载。就是在《能静居日记》里，赵烈文对曾耀光也只是做了简单介绍和描述。
赵烈文另一次提到曾耀光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五日：“趁（乘）舟广东客曾耀光，字济雨，系三水县人。向在本省暗通贼匪，奉宪严拿，因挈一子至沪。此次趁船，竟投贼巢，并向同舟直言无讳。又以名片交吾，属先呈曾帅，伊日后尚拟到营云云，可为诧异之至。又舟中一趁船夷人亦曾在贼巢数月，与曾甚投合，曾去时，棹小舟送之，良久方归。”（《能静居日记》）
这段文字的背景和大概意思是：咸丰十一年六月底，赵烈文从上海乘外国轮船溯江而上，前往安徽东流曾国藩大营（湘军当时尚未攻克安庆——笔者注）。同行者有一狂妄的广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士人曾耀光，因在家乡私通太平军，受到广东当局通缉。他带着儿子逃到上海后，又独自乘船前往金陵投靠太平军。所有这些，他都在船上作了公开宣扬，毫不隐讳。七月初五日船到金陵时，他果然下船进城去了。划小船送他上岸的是一个在太平军中待过数月的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也是船上的乘客，和曾耀光的关系十分要好。最可怪的是，曾耀光下船之前，居然托此次乘船才认识的赵烈文先将自己的名片转交曾国藩，说几天后会亲自前往曾营面见曾国藩大帅。
曾耀光既然专程到金陵投靠太平军，为什么事先计划面见曾国藩？他见曾国藩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那个在太平军中待过数月的外国人划小船送曾耀光上岸时，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两人离开外轮后，究竟说了什么话，商量了什么事？曾耀光进城后，与太平军究竟有过什么联系和活动？所有这些，赵烈文不清楚，我们也无从考证。
但有一个事实是：太平军没有杀害曾耀光，更没有阻止他去曾营面见曾国藩；而他死在曾国藩手上，并不是因为私通太平军的嫌犯身份，而是在曾国藩面前所说的话语十分“悖谬”。所谓“悖谬”，就是荒谬、荒唐、离谱、不合常理的意思。
笔者如果没有曲解文义，那么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曾耀光要么游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满清政府；要么鼓动曾国藩起兵造反，自立为帝。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如果有第三种解释，曾耀光就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不是到了不杀曾耀光不足以洗脱自己的程度，对这位同姓读书人，曾国藩应该不会如此断然痛下杀手。
曾国藩真要起兵造反，最佳时机是攻陷安庆之后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讥笑这位狂妄的曾耀光先生心血来潮，热脸贴到了人家的冷屁股上，却不能说他不识时务、怪诞虚妄。因为不管从当时的外部环境还是湘军内部的情况看，曾国藩真要起兵造反，最佳时机不是攻克金陵之时，而是攻陷安庆之后。当时湘军军伍雄壮，士气高昂，内部团结一致，曾国藩又实授两江总督和协办大学士，占有天下首富之区，并以钦差大臣节制江苏（包括上海）、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可以说是湘系势力如日中天之时：“维时（同治元年春天）公统制各军。公弟国荃循江北岸至于和州，公弟贞幹循江南岸至于南陵，彭公玉麟派水军中江而下助剿两岸。是为直捣金陵之师。李公鸿章领湘、淮陆勇，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师，突过贼境。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公为围攻庐州之师，李公续宜有派援颖州之师。大江以南，鲍公超为进攻宁国之师，张公运兰等为防剿徽州之师，左公宗棠为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公。公建节于安庆，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此外如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公防江北之师，冯子材、魁玉守镇江之师，或不出自楚军（湘军），或不归公节制，均奉旨统筹兼顾。军书辐凑，英彦风驱，上而朝端倚畀之隆，下而薄海想望之切，洵千载一时矣！”（《曾国藩年谱》卷八）
当时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已经彻底覆灭，清王朝无兵可用，太平天国也正在迅速走向衰落。曾国藩此时如果能够据守安庆，控制长江中上游，与清朝、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无疑是人才最多、兵力最强、势力最广、最后取胜希望最大的一方；他如果敢将自己直接指挥的十路大军的枪头掉过来，拉拢或暂时稳住归自己“统筹兼顾”的其他三路部队，然后直捣北京，这种形势之下，确实没有谁能与其争锋，良机的确“千载一时”！只因曾国藩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想让曾耀光这种狂妄书生抹黑自己，曾耀光这位心血来潮的“纵横家”，才稀里糊涂地做了他的刀下鬼。
正是这件事让赵烈文深深明白，曾国藩确实没有取清自立的想法，所以他后来别的什么话都敢同曾国藩讲，唯独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
赵烈文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的又一个论据支撑
赵烈文不会劝曾国藩做皇帝，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支撑。
同治六年（1867）六月初八日天黑不久，曾国藩来找赵烈文聊天，见有客人，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久谈。曾国藩说：“因为捻军窜到河南东部，未能堵截防御，昨天皇上发下措词严厉的谕旨，对统兵的各位将领予以训斥。沅弟被摘去顶戴，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交部议处。李鸿章戴罪立功。谕旨中还有这样的话：‘各封疆大吏对捻敌进入自己的省份不能堵截，捻敌离开时又没有进行拦截，非常令人痛恨。李鸿章剿贼，已经半年，都干了些什么呢？’语气非常严厉，是近来所没有的。鸿章和沅弟的胸襟和涵养还欠磨练，万一焦躁愤慨起来，以致发生意外，则国家的局面更难预料。且大局成这个样子，一时不可能出现很大的好转，老夫恐怕仍不免要北上啊。但我的精力已经颓唐不堪，也没有能力收拾这种局面，所以只希望自己早点死了好哇！”
曾国藩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非常凄凉，赵烈文一时竟然找不到恰当的安慰话语，只好劝导说：“老师安心静养几天，不要为目前的形势过于操心。您即使不去督署上班，只要躺在这儿遥控指挥，也能镇住不安的民气，比寻常督抚都要胜过十倍。一旦没有了您，大江以南的动乱就会翘首以待，所以希望您能为国为民保重身体。再说生死有定，并非通过祈祷所能增减的。”（《能静居日记》）
赵烈文假如会劝曾国藩做皇帝，当天晚上应是绝佳机会：“意外事件”的话题已从曾国藩口中自然说出，赵烈文只要“借题发挥”一下，就能顺其自然说出口，然而他毫无这方面的兴趣，既然如此，在其他时间和场合，赵烈文还会涉及这个话题吗？当然不会。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做皇帝的野心？
这个问题可能有许多种答案，也可能没有正确答案，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萧一山说：“国藩之所以薄皇帝而不为，后为章炳麟所讥议者，因其以护持名教为帜志，绝不能自毁立场，作反乎礼教之事也。”（《清代通史》卷下《第十四章》）
这一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也得到了世人普遍认可。正因如此，曾国藩才被许多人目为大圣贤和古今第一完人。
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曾国藩也不是满有把握做成皇帝却偏偏不肯做！从人的本性来说，支配人们是否采取行动的最关键因素并非道德规范，而是对利害关系的算计和权衡。倘若曾国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立的胜算，所谓“护持名教”云云，绝对不会成为他的行动障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世间始终存在一条胜者无罪的原则，在对权力尤其是皇位的追逐上，儒家的三纲五常伦理，也从未阻碍过强者的行动。试问自古以来改朝换代夺取天下，哪个离得开血腥杀戮和阴谋篡逆两途？然而一旦权位到手，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对篡弑者的“严词谴责”变为对新朝皇帝的“真诚拥戴”。曾国藩熟读经史，岂不晓得这一浅薄道理？
所以，曾国藩没有做皇帝的野心，关键还是他觉得没有取胜的把握，不仅政治上尚欠火候，而且军事上尤无胜算。这也是赵烈文不劝曾国藩做皇帝的根本原因所在。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