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我正式成为潘老师的学生。二十年间，与潘老师的交谈，是我生活中一份特别的快乐，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因为这种交谈从学生时代一直继续下来，我便始终没有找到“毕业”的感觉。现在他走了，也把我的这份快乐和享受带走了，而我，也真的“毕业”了。

■王彬彬

一

成为潘老师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偶然性。1978年，我以农村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我记得，那年填志愿可填十所院校，五所重点院校五所普通院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此外一项就是“是否服从分配”。那时的人，能被任何一所学校录取，都是天大的幸事，当然填“服从”。何况如果“不服从分配”，此后几年内就“不准报考”。但后来所有的志愿都被忽略不计，只有“服从”二字起了作用：先期介入录取的部队院校洛阳外语学院（那时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在叫什么，我不清楚），在安徽录取十名文科学生，我竟被他们的“法眼”看中。少年时的我，也曾有过一些梦想吧，但我即便是发高烧时，也没敢想过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在校期间，虽然外语学得很刻苦，但常常是“瞻望前程，不寒而栗”。我“栗”得并不多余：1982年7月，我被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接进了大别山中。那时我虽然尚不满二十岁，但却常做被活埋的梦。幸好，不到一年，单位就搬到了南京市。南京当然比山沟要好些，但心情仍然是极为苦闷的。那几年，我年年打报告要求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但年年被驳回，且屡遭主其事者的嘲讽、挖苦。

1985年12月（或者1986年1月）的一天，《解放军报》上登出了总政治部关于现役军人报告研究生的规定，其中一条是“现役军人可以报考地方院校和研究所的研究生”。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低头把这句话看一遍，抬头想一想；低头看一遍，又抬头想一想。这样地看了三遍想了三遍后，一转身去了干部科。这回他们无话可说，同意我报考地方院校了，并且说好，一旦被录取，即办理转业手续。报名时，我未多考虑，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潘旭澜老师。

1986年9月，我正式成为潘老师的学生。入学后，潘老师几次对我说，是否录取我，他“考虑了一星期”，原因则在于我的试卷字迹太潦草。我在后怕之余，又有些不解。我平时写字，的确是非常潦草的，而且潦草得毫无章法，完全是一套自创的“文功”。如果是写文章，那草稿就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过些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看不懂。

后来，当我较多地体味到潘老师做人做事的认真后，我就不以他那“考虑一星期”为怪了。就说写字吧，他除了偶尔有一些笔画十分合乎章法地带点行书的写法，基本上是一笔一画地写。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就是写一张最无妨随便的便条，也是那么清清楚楚、一丝不苟，我从没见过第二个人如此认真地对待写字。

我有时想，如果他正在那里写一张便条，你告诉他房子快要倒了，他也仍会横是横、竖是竖地把字写完。当然不只是对待写字才如此认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写篇文章不容易。”所谓“不容易”，也就是认真得近乎不近人情。他从不会有了一点想法就写，总是要反复考虑、反复掂量。他的文章，几乎没有那种灵机一动之作，总是在脑子里放了很久，少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几十年。写完后看看、改改，改改、看看，是自不待言的了。写完后整体性地不满意，觉得没有把想表达的意思说清楚而推倒重来，也决非罕见。几番重写后仍不满意，他就会把这题目暂时放下。

在他写作《太平杂说》的日子里，书房里连地板上都堆满了各种史料，每一本里都或多或少地夹着纸条。《太平杂说》采取的是学术随笔的方式，一般不做注释，但却是无一句无来历的。他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史实方面的质疑的。《太平杂说》大都数千字一篇，但每写一篇这样的“杂说”，他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正因为他在论述史实时的严谨，后来的质疑倒并不在史料方面。——一位中文系的教授写出的这样一本书，竟然没有哪位史学专家在史料上提出疑问，即便恨得牙痒痒，也只能在“观念”上说一些业已说了一辈子的话，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潘老师认真，但却并不迂腐、呆板和固执。写字工整易认，是他长期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当电脑开始流行，有人开始用电脑写作时，有一天他颇为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可以用电脑写作了，写字不再成为问题。我以后对别人的写字没有要求。”我明白，这是在写字一事上为我“松绑”。

二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不少人认为潘老师脾气倔，容易生气。应该说，潘老师性情中狷介的一面确实比较突出。刚投到潘老师门下的那几年，见到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制怒”二字。这是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这也说明他在有意识地克服自己这方面的性格。

我以为，潘老师性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是刚成年便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苦难的。从家乡闽南到上海，与其说是求学，毋宁说是求生。虽然留校任教，也仍然因为“家庭问题”受到歧视，被固定在“助教”的职位22年之久。“文革”十年，更是饱受摧残，完全可以说是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婚后多年分居，他只身在上海打熬，师母带着孩子在老家苦撑。“文革”结束，他也人到中年了。直到这时，师母和孩子才到了上海，他才结束了几十年的单身生活。

我刚到复旦那几年，在与我交谈时，他多次说到自己是没有青年的。他的意思是说，从未体会过青春的健康、浪漫、欢乐，从未有过青年时期的无忧无虑、轻松愉快。每当说到这些，语气里总充满遗憾。正因为自己的人生如此残缺，他特别希望我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固然常常告诫我们不要虚度时光，但也常常强调，即便是一个学者，也不应该“成为读书写文章的机器”。

我在读博士期间，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晚上总是睡得很晚。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便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年轻时不可太熬夜，身体上的透支是要加倍付出代价的。——他不知道，我每天上午的懒觉也睡到很晚，睡眠时间只比别人多决不比别人少。晚睡只是一种习惯，决非刻意透支身体。他大概觉得我是很用功的吧，后来就常常对我说，不要总在那里读书写东西，有时也和同学出去喝喝酒。——他不知道，我不但常常和同学出去喝酒，更常常一个人在宿舍喝酒，地上胡乱放着的酒瓶总令来访者一进门便一声惊呼。

半生苦难，使潘老师性情中有了较为易怒的一面。身心上的苦难，倒还在其次。学术生命的长期中断和不可弥补，是令他常常烦躁的主要原因。潘老师留校任教后，便显示出强劲的学术势头，是那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才俊。“文革”使他起步未久的学术生涯中断，更进一步摧毁了他的健康，使得后来想“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也缺乏身体上的本钱。

他曾对我说，“文革”前他已完成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稿。“文革”开始后，他将书稿藏在一亲友处。“文革”结束后，他想取回，却得知书稿已在“文革”中丢失。他说，这件事令他“好几年不痛快”。而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分明感到他并未完全释然。这件事我只听他说过一次，此后再未言及。这分明是他心上的一道伤口，他不愿多碰。大概是硕士二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在他家中，他对我发了火，火势并不大，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他的火发完，两人便无言地僵坐着。过了一会，师母招呼吃饭，于是留下来吃饭。我那时能吃且贪吃。在餐桌上坐下，便毫不客气地饕餮起来。桌上的一只鸭子有一半入了我的腹中。几天后，在一个路口与他相遇。他走过来，站住，板着脸，说：“那天因为心情不好，你不要介意。”说完扭头就走，把我扔在那里发呆。后来我知道，那天在我走后，师母责怪了他。他显然接受了师母的批评，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向一个学生道歉。

三

回首复旦的六年，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他对我的宽容。现在的研究生，要上许多课，已经本科化了。那时在复旦读研究生，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从硕士到博士的六年间，我几乎没有进过教室。潘老师在这些方面并不做什么要求，不但在上课上不对我有任何要求，在读书做学问上也从未有任何具体的要求。他采取的是任我自由发展的方式。而他的“指导”，都是在他的书房里进行的。在那一次次漫长的聊天中，他以甚至不让我觉察的方式，实现着对我的指导。

当然，他自己也未必总意识到是在对一个学生进行指导。他只是在谈着他的人生经验，谈着他治学上的各种感悟，谈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书。复旦的一些老先生，是他常谈的话题。在他的书房里，我一次次领略到周谷城、刘大杰、朱东润等先生的风采。

这样的谈话也很快让我上瘾。那时电话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我总是在晚饭后并无预约的情况下敲开老师的家门。我那时的想法是，如果老师有急着要做的事，我稍坐片刻便告辞，但稍坐片刻的事一次也不曾有过。总是从晚上七点来钟谈到午夜；总是在谈兴正浓时忽觉夜已很深才戛然而止。现在想来，当然不是他从不曾有过急着要做的事，而是有再急的事，他都放下了。

那时复旦有硕士生可提前一学期攻博的制度，手续极简单。硕士读到两年半时，有一天潘老师把我找去，说准备让我提前攻博，问我是否愿意。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愿意！”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潘老师带着我到了贾植芳先生家，贾先生问了我几个专业方面的问题，就算是通过了面试。新学期一开始，我就把铺盖书籍搬到了条件好得多的博士生楼。与潘老师的交谈，也更具有深度和广度了。开始的几年，谈的主要是学术问题和一般性的人生问题，后来则向政治方面拓展，谈起了“莫谈国事”的“国事”。一些如果不是对一个人彻底信任便决不会说的话，也开始从嘴里缓缓地流出了。

我本来应该是在1991年底毕业的。其时复旦中文系已决定我留校，无奈军籍在身，要获得军方的同意，难如上青天。为争取时间与部队交涉，我以论文未完成为由，延长了一学期。拖到了1992年夏季，军方的绿灯仍然没有亮起，我只得离开复旦，回到了南京。

离开上海后，与潘老师的交谈仍然继续。每次到上海，无论有别的什么事，我都是先直奔复旦，在招待所登记好房间，立即去他那里报到。聊天总是从下午二三点钟开始，到吃晚饭时分，他必定到附近饭馆请吃饭，且必定喝酒。吃完饭回到书房继续聊。到夜间十时左右，他必定拿出好几种点心和好几种酒。就这样喝着、吃着、聊着。谈的虽然也无非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无非是文学、文化、学术，但说的往往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常常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夜深时分，如果潘老师的女儿潘向黎在家，必定推开门，问是否需要烧点东西吃吃。晚饭已经酒足饭饱，且又在不停地喝着、吃着，实在不需要。所以我开始总是辞谢。再过一会，她又推开了门，把刚才的话又问一遍，我仍然辞谢。她带上门时，脸色已有些不好看了。几分钟后，门又被她推开，这回语气和问话都不同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吃，还是不吃？”再要辞谢，那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于是连声说：“吃！吃！吃！”不一会就会有两小碗热气腾腾的夜宵端进来，精美而可口。

离开上海后，与潘老师的聊天，更多地是通过电话。就像当年过一段时间就想去敲开他的门一样，离开上海后，过一段一时间就想拨通他书房的电话。他也常常打过来。通常，他总是在夜间喝得微醺时，拿起电话找我聊天。无论是我打过去还是他打过来，都跟见面时一样，要聊到深夜。

电话交谈与书房里的促膝谈心毕竟不同。在谈到“莫谈国事”的“国事”时，其中的“关键词”常用代号，双方并没有任何约定，但却一说就懂。对“国事”，潘老师有着深切的关注，也常有精彩的分析。他闲谈中对“国事”的议论，常让我想到当年《大公报》上的社评和“星期论文”，让我想到张季鸾的《南征北伐可以己矣》、想到胡适的《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想到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只是如今没有《大公报》，他的这些看法，只能作为“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对我这个学生发表。

2005年3月中旬，我赴日本前去了一趟上海，算是去向他辞行。仍然是从下午谈到深夜，仍然是他迈着因喝酒稍多而略显踉跄的脚步把我送出小区，仍然是希望我多住几天。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在招待所房间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他忽然推门进来了。我稍稍有些惊讶，因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在沙发上坐下，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说：“抽支烟再走。”我于是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两人隔着茶几，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烟，他站起身，说：“走吧，晚了赶不上车。”于是一同出门，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直到把我送上车，他才转身回去。

在2006年3月底，我从日本回来。一回来便杂事缠身，只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原想暑假去上海，也准备了一肚子的日本观感要对他说。然而，5月初便得到他住院的消息。再见他时是在病房里。当医生表示回天无力时，我才悟到，去年3月我去上海，其实是最后一次与他促膝长谈，而他莫非冥冥中有什么预感，才有那多少有些反常的行为？二十年间，与潘老师的交谈，是我生活中一份特别的快乐，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因为这种交谈从学生时代一直继续下来，我便始终没有找到“毕业”的感觉。现在他走了，也把我的这份快乐和享受带走了。而我，也真的“毕业”了。

四

步入老年后，潘老师在精神上给人以强烈的越活越年轻的感觉。退休后，他本来有许多写作计划。有些题目已准备得很充分。例如，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对《儒林外史》情有独钟，早想写一部《吴敬梓评传》，这方面的资料他搜寻了几十年，早就不成问题了。再例如，他对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有许多自己的看法，早想写一本《中国当代文学通论》，主编《新中国文学辞典》，某种意义上是为撰写通论做准备。但他让心爱的吴敬梓靠后，也让《中国当代文学通论》靠边，先写起了《太平杂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太平军”的“杂说”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表达他对现实的关怀，或者说，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忍人之心”。当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现代教育家被普遍肯定时，他觉得不应该忘记罗家伦的贡献。因为罗家伦当过近十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南大百年校庆时，他多次来电话，询问我在校庆中是否提到了罗家伦，怎样评价了罗家伦，并嘱我代为搜集校庆中出现的有关罗家伦的资料。后来，他写了《〈玉门出塞〉及其他》一文，对罗家伦给予了公允的评价。这篇文章在广东的一家刊物发表后，罗家伦的女公子从美国来信，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因大陆开始公正地评价罗家伦而改变了对大陆的看法。

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后，潘老师颇为义愤。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歌颂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他不能容忍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蔑视人类的共同价值。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写了《什么〈英雄〉》一文，对电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他住院期间，在他辞世前的那段日子里，他对自己的病不谈、不问。谈的、问的，仍是关乎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问题。在这期间，他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地赶到病床边。日本的小林二男教授（他曾在复旦进修）和安本实教授（他曾在大阪听过潘老师的课）闻讯也赶来了。他们并未约定，但都在6月16日这天下午来到了病床边。其时潘老师谈吐已很吃力了，说话断断续续，口齿也很不清楚，有人来看他，都要家人“翻译”。然而，这天他对着日本的两位教授，字字清晰地问道：“现在日本有一种‘中国威胁论’，你们这二位知华派怎么看？”我惊异于他忽然说话如此“正常”，更惊异于这位清楚地知道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老人还在关心这种问题。

有一天，他正处于昏睡状态，鼾声大作。我与陪护的潘向黎的先生刘运辉坐在床边闲聊。为怕惊醒他，我们的声音都并不高。闲谈中，刘运辉说：“现在各地大学的‘百年校庆’，闹得太过分了。”我说：“是呵，完全是劳民伤财，也是今天的‘怪现状’之一。”这时他忽然大声说道：“这个‘百年校庆’，是应该狠狠地批！”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仍然闭着，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鼾声骤停。话一落音，鼾声又接着响起。——这一刻，我感到了骄傲。我为在这样一个时代选择了这样一位导师和被这样一位导师所选择而骄傲。

潘老师走了。一双深切地关注着我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在读书做学问上，没有谁比他更对我知根知底，也就没有谁的关注比他更到位。这么些年，他每读到我什么文章，每收到我寄去的书，总要打个电话谈谈他的看法。当然不只是我，他对所有的学生都深切地关注着。平时通电话时，他常常要介绍师兄弟们的情况。谁发表了什么文章，谁出了本新书，谁的职称解决了，谁住进了新房……我知道这些都足以令他喜形于色。从电话里就能听出，他一定又多喝了几杯。

他还有一癖。每当有学生与他同一期刊物发表文章，他便分外高兴，称之为“同台表演”。如果学生文章的位置比他更显著更重要，他的高兴就成几何级数增长。有时在电话里说起这种事，我感觉到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差一点就要手舞足蹈了。陈思和先生在《告别潘旭澜先生》一文中，说他“心地其实很天真”，这大概可做一种注脚。

编辑/无邪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