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抗战期间，吴宓应邀到暂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讲学，引起轰动。吴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这种教授名额很少，乐山工商界的陕西同乡会非常敬重这位老乡的学问，决定举行宴会招待他。席中，有人请吴宓讲讲做人的道理，吴宓说：“我想就是‘不苟’二字。”

“不苟”，就是为人处事认真、诚信，不苟且，不敷衍。它既是吴宓对在乐山做生意的老乡们的希望，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吴宓一生都在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老师。就讲课的生动性、号召力而言，他确实赶不上胡适、钱玄同等人，但他教课的认真却是一般老师无法相比的。早年的学生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吴宓总是背诵出来；讲解问题的时候，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之无物。对待问题，吴宓从不绕着走，而是直截了当地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吴宓也曾当过领导，他做官跟教书一样踏踏实实。1925年初，吴宓应母校清华之召主持筹备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一上任，吴宓就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当年6月，他请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任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中陈寅恪是吴宓向曹云祥校长力荐而聘的。他写了《研究院缘起》，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研究院的宗旨，并对其组织、科目、研究方法、教授及讲师、学员等等做出细致规定。在他带领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从清华毕业后，吴宓曾赴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后在国内教了十来年书，又游学西欧，脑子里有很强的规则意识。一次，吴宓买了三等火车票去宝鸡访友，车厢里一片乌烟瘴气，而且没有座位，他只能挤在过道上。其在铁路做事的妹夫王峻生为其送行，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将他带到二等车厢的空位上坐下。途中查票，检票员说：“三等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峻生出示证件，对方立即认可。但吴宓却再也不肯坐进去，一定要返回三等车厢。他说，困难之时，更要守法，守住自己的清白。

虽然是大学者，但吴宓也有脾气，遭受别人的非议时也有不满，但他始终坚持一点：一码归一码，不迁怒，更不扩大分歧，能包容的尽可能包容。当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被破格录取攻读西洋文学硕士学位，但钱钟书并不领情，说了一句非常得罪人的话：“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此话传到教授们的耳朵里，其他人都很愤怒，唯独吴宓没当回事，他说：“这只是文人骨子里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有段时间，吴宓苦恋毛彦文，钱钟书在为温源宁写的《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中调侃了吴宓，称恩师的“梦中情人”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吴宓极其不快，将这件事写进了日记里。然而，等到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后，他又原谅了弟子，与他一起喝酒聊天、游山玩水，还从学生手中借钱钟书上课时的笔记看，读后在日记中大加称赞，并为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转赴国立师范任教深深惋惜。

吴宓的“不苟”，首先来自对精神生命的在乎。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只对自己负责是不够的，还得对社会负责。吴宓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一个人为人处事坚持“不苟”，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在乎他人的感受，看重社会的评价，我们才会有敬畏之心，才会在关键时候体现出自己的潜力与情怀，才能真正做到有益世道人心。这或许正是大师令人高山仰止之处。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