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这个词在近代上海往往特指流氓帮会中威势显赫的头面人物，虞洽卿便是其中的代表。有人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有人说他是蒋介石的帮凶，老辈宁波人习惯称呼他为“三北虞洽卿”，无论评价如何，都不可否认虞洽卿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
■孔凡铜
“赤脚财神”
虞洽卿，1867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乡的一家小杂货店里，他的父母以经营杂货店为生。当他还不到十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杂货店也无力经营下去。从此，他就和寡母开始过起了半饥半饱的生活。因为没钱上学，从15岁开始，虞洽卿就到上海学做生意，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
刚到上海的虞洽卿，几经辗转，才在旧上海望平街的一家颜料店当了一名学徒。当时的上海，号称十里洋场，其繁华是镇海无法相比的。虞洽卿一来到上海，便被上海富商大亨纸醉金迷的生活所折服，他在自惭形秽的同时，也立志要做富商。后来，他把目标集中在洋行的买办身上，他认为买办不仅有钱，社会地位也高。于是，他就利用颜料店的工作之便，与上海的洋行频频接触，以寻求一个买办的职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8岁那年，虞洽卿经同乡推荐，做了德商经营的鲁麟洋行经营颜料的跑楼（相当于副买办）。由于买办可以在进口货物时收取总值10%的佣金，出口时可收取20%的佣金，因此，做跑楼不久，虞洽卿便购置了大量的房产，由穷小子一跃成了富翁。之后，虞洽卿又通过投机钻营、损人利己、大发国难财等手段，使自己的财富越积越多，最终成了旧上海有名的大亨。
当虞洽卿初到上海学做生意时，母亲为他做了一双新布鞋。到上海时，正赶上下大雨，虞洽卿怕弄湿鞋子，就赤着脚走进店里。因此他发财后，有人就叫他“赤脚财神”。他听了不但不恼，反而引以为荣，并经常与人提及此事，借以炫耀他的创业史。
航运始发迹
虽然虞洽卿不久即被提升为买办，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但他并不满足。因此，在做买办的同时，他还不时地寻找商业投机的机会。在42岁时，他开始经营航运业，并且一炮打响。
1908年，经营上海到宁波航运业的三家轮船公司东方、太古和上海轮船招商局，因客运票价的不同而进行协商。原来东方公司的票价最低，为五角，太古和招商局的是一元，这引起了旅沪宁波人的不满，他们要求三家公司统一票价为五角。但经过协商，三家公司却都将票价定为一元，这更加激起宁波人的不满。虞洽卿趁机与严筱舫一起发起创办了宁绍轮船公司，在上海发行股票，每股定为五元。在上海的宁波同乡纷纷出资购买股票，许多觉得有利可图的商人也加入到宁绍公司。虞洽卿又让每一位想在宁绍船上做事的雇员按职务的高低缴纳一定的押金。这样，总共凑了40万元，从福建马尾船厂买回了一艘轮船，宁绍公司就开始运营了。
由于宁绍公司票价较低，又是宁波人自办的航运业务，因此，客运货运都很兴旺。这使上海的外商轮船公司受到一定的打击，虞洽卿的名字也渐被上海人所熟知。不久，太古公司为了同宁绍公司竞争，将客运票价降为二角五分，并另赠每位旅客一条毛巾。由于太古公司实力雄厚，宁绍公司赔不起，宁绍的业务也就日渐稀少。幸好不久宁波同乡出面组织了“船票维持会”，以贴补宁绍公司船票的降低之差，宁绍公司才得以生存下来。
在经营宁绍公司后不久，虞洽卿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1914年，虞洽卿因在宁绍公司营私舞弊被撤销总经理的职务后，他也就把精力集中在扩充三北轮船公司上。把资本由20万扩充到100万，并添购了一艘300吨海轮，开通了到天津、广州等地的业务。虞洽卿还通过变卖不动产，向外国轮船公司收购他们废弃的旧船，略作修理，便投入到内河航运上，全然不顾及安全问题。为收购废弃旧船，虞洽卿专门盯住一些出过海难事故的船只，借机以极低的价格收买。同时，他还在长江沿岸及沿海各地遍设码头、货栈，不断扩大经营规模。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外国轮船公司的船只奉命回国备战、参战，也就使中国沿海及沿江一带航运繁忙起来，运费大涨，业务不断。三北轮船公司在此期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当时与重庆民生公司、烟台政记轮船公司并称中国三大民营航运业。虞洽卿也因此成为旧上海有名的大亨。
“躲债大王”
虞洽卿虽然长期做买办，积累了一些财富，但在经营三北轮船公司的过程中，他还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举债，以扩大经营规模。
1920年，虞洽卿得知他的旧相识、同乡、北京政府财政次长李思浩正在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便决定向他借债。但虞洽卿并不直接去找他，而是指使密友陈艮初向李献策，希望北方代表能广泛联络上海有声望的知名人士，用以压制南方。当李问及上海的知名人士时，陈艮初便推荐虞洽卿。当李答应与虞联系时，陈艮初又说虞此时正忙于筹措资金，扩充经营，怕无暇顾及，如能贷给他20万元，他定会为北方政府效尽全力。李思浩也就答应了向虞贷款。通过玩弄小手段，虞洽卿轻松地得到了贷款。
虞洽卿还通过购买旧船而大举借贷。每购买一次旧船，他可以贷两次款。先是在买进旧船后，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然后，用购买的旧船另组建一个小公司，再以此公司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借款，其实，新组建的公司只是挂名而已。同时，每购买一次旧船，虞洽卿就向新雇员收一次押金。因此，随着三北轮船公司的发展，虞洽卿已是负债累累了。又加之一战后，外国商船卷土重来，航运业的竞争空前激烈。三北公司的轮船大多是旧船，运行成本高、速度低、质量差，无法与外商竞争，不久就濒于破产境地。债务越积越多，虞洽卿整天生活在举新债、还旧债中。由于债务多、数额大，很多债务虞洽卿根本无力偿还。于是，每逢债主上门时，他便想尽办法敷敷衍衍、东躲西藏，渐渐地，人们送了他一个“躲债大王”的绰号。
在虞洽卿创办三北轮船公司最初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进他的办公室催债。他每天都像过年关一样向人陪着笑脸，请求延期偿还债务，或者答应更换票据。当催债的数额巨大时，虞洽卿便装腔作势地喝问儿子虞顺思：“他的款子准备好了吗？”儿子说还没筹齐，他便破口大骂儿子，说他早就交待过了，为何还没办好。次数多了，虞顺思也就不堪忍受了，当着催债人的面拆穿虞洽卿的小把戏，父子俩往往因此当场大吵大闹起来。催债人在旁边看着过意不去，反而要为他们父子调解，并答应延期。当一些小债主上门纠缠不休时，虞洽卿就避而不见，当时的上海人形容虞洽卿躲债是“大躲在浴室，小躲在戏园”。
债务缠身的虞洽卿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偿还债务，有时甚至不择手段。1929年，他提前知道南京财政部即将发布命令，非银行业不得兼营储蓄业务，他还了解到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并没有银行营业执照，但照样经营储蓄业务。于是，他灵机一动，立即向南京财政部申请设立“上海永安储蓄银行”，并很快得到批准，领到了执照。当禁令发布后，永安百货公司向财政部申请银行执照时，被告知上海已有了这家银行的备案，要想继续经营银行业务，要么更名，要么买回原名。没办法，永安百货公司只得出重金向虞洽卿购回了执照。
虽然百般钻营，但债务依然很多。即使到了1937年，73岁的虞洽卿还是债台高筑，仅欠四明银行款就达300万元之巨。
两发国难财
长期负债经营三北轮船公司，已使虞洽卿债务缠身，但他却抓住了抗战时期的两次机遇，大发国难财，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
第一次发国难财是在抗战爆发后。当时上海附近的难民大批涌入租界，虞洽卿趁机向租界当局提议成立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很快，提议得到批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了，虞洽卿被推举为会长。从此，他在开展慈善救济的幌子下，做自己的航运生意，发了不少横财。
难民的大批涌入，使租界出现了粮食短缺。虞洽卿便提出由他的轮船到越南装米，回来平价卖给市民。此举看似慈善，其实不然，因为以救济协会的名义买米卖给平民，进出口照会方便，并且可以免去进口税。同时，他还可以搭载高价米，回来高价出售。因此，抗战初期，虞洽卿除了每月至少赚取100万美金的运费外，还以出售高价米牟取暴利，被人们称为“米蛀虫”。虞洽卿又利用意大利人组织了一个“中意轮船公司”，其船只来往于南洋上海之间。由于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日本海军对此公司的船只不加检查，虞洽卿也就让此公司的船只运输紧俏货物，大获其利。
为了独掌救济协会大权，以扩充自己的经营，虞洽卿颇费了些脑筋。救济协会秘书长袁履登一向与虞不和，有一次，袁履登修理完自己的汽车后，把一张账单交给财务组报销。虞洽卿见后，立即掏出自己的私人支票，交给财务组销账，并对办事员说：“救济机关岂能为私人报销修理费，我愿赔付了事，以后必须注意。”虞洽卿本来是个一毛不拔的人，这次如此慷慨，不禁令人感到意外。其实，他主要想借题发挥，暴露袁履登的弱点，打击他的威信，使他不能更多地过问会务。
第二次发国难财是在抗战中期。随着日本势力在上海的发展，租界已名存实亡，日伪特务与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横行一时，绑架、暗杀案件频频发生，日伪特务头子吴世保多次声言要绑虞洽卿的票；军统特务则不时警告他不要和日本人来往。最后，虞洽卿只得离开上海，到了重庆。
航运业此时已在日本海军的封锁下，走入穷途末路，虞洽卿把目光投向了陆路运输。他一到重庆，就与王晓籁等人组织了“三民贸易公司”，虞洽卿占80%的股份。随后，他又让三儿子虞顺慰组织了川光公司，也负责搞陆路运输。
当时滇缅公路是国际上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生命线，虞洽卿早就瞄准了这条路线。他先是与云南财阀缪云台合作创办了“三北运输公司”，靠缪打通在云南的各个环节。然后又在蒋介石处求得一张手谕，写明虞是在抢运抗战物资，沿途军警不得阻拦。这就保证了三北运输公司在这条路线上畅行无阻。由于日军当时已侵入缅甸，在缅甸经商的印度人急于脱手货物，价格之低，令人啧舌，往往以不及进价1/5的低价卖给虞洽卿。而此时的重庆，已是各种日用品价格飞涨。因此，每运回一批货物，都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如果把货物积压上一段时间，更是一本万利。虞洽卿就这样在国难之时，投机取巧，为自己聚积了亿万财富。1944年，虞洽卿病逝于重庆。
【编辑：李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