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涛

   1949年之后，顾颉刚与两个人纠缠最深，一个是胡适，一个为鲁迅。对于胡鲁二人，顾的重点有所不同：对胡适，顾颉刚以批判为准，与其划清界限；而鲁迅因其被树立为文化偶像，顾颉刚只能对照光辉的鲁迅形象，对自身进行深刻剖判。胡适暂且按下不表，此处单说鲁迅。顾颉刚日记第一次出现交代鲁迅的文字是1952年8月23日，“今日写鲁迅事，殊难措辞。”为何难以措辞，日记并没说明，从日记内容可知，所谓的“鲁迅事”是交代1927年与鲁迅打官司之事，但交代效果并不好，顾认为分析批判尚嫌不足。依我看来，就是对自己的批判还不够猛烈。所以当天思想改造小组对顾颉刚提的意见是，顾对鲁迅思想的认识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1966年8月13日，顾颉刚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特别注明自己被历史所里的革命青年揪出批判，贴的大字报是“把反动史学权威顾颉刚揪出来”，被批斗仅一个星期，顾已感觉滋味难受，度日如年，如将死之狗。毫无疑问，在这场触及人的灵魂的大革命中，顾颉刚的鲁迅问题此时更要详细检讨，检讨的内容依然是当年为何与鲁迅打官司。历史所文革小组指出顾颉刚当年与鲁迅打官司是反鲁迅，反鲁迅即是反共。但顾颉刚并不认可这一看法，认为当时的鲁迅只是一个小说家，并非党员，谈不上进步性。随后顾颉刚多次交代他的鲁迅问题。

   1966年11月1日：今晚广播纪念鲁迅文，予已于报端见之，而静秋(指顾颉刚妻子)必欲予听，横加批判，堪儿(指顾颉刚之子)和之，使予精神紧张，不易成眠。家庭中之教条主义真可畏也。

1969年8月26日：看《鲁迅先生怒斥顾颉刚》大字报，心情激动，觉心旌摇摇，如船在漩涡中转，将掌不住舵，此真触动灵魂矣。

   在写交代的同时，顾为提高他的思想认识，开始频繁翻阅鲁迅著作，比如《而已集》、《两地书》、《二心集》、《伪自由书》、《集外集拾遗》、《壁下译丛》以及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等书，并且还作了评价，总体意思是鲁迅的思想进步，自己则一味钻进古书，脱离了现实。

   迫于形势，顾颉刚不断作鲁迅问题的交代。无奈顾颉刚一介书生，虽然经过多次检讨与批判，他总是检讨不到位。在五十年代批胡运动中，好友辛树帜给他出了不少如何过关的主意，他勉强能过关。此时在鲁迅问题上，顾颉刚好像又忘了，检讨写得多，写得也费力费时。自己觉得在自我批评中尽心竭力骂自己，以为能博得“好感”，在别人看来，却是处处在吹捧自己，这不得不说是荒唐的对照。这样的检讨很自然被认定为不合格。顾颉刚分析是他的立场没有站稳。更根本的在于，他对思想改造这一套东西始终搞不通，顾颉刚曾自述刚接触改造的心理状态，以为“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不过面对现实，以及家人的催逼，他必须好好“琢磨”，思想改造的大势由不得自己拂逆。

   可是反复读顾颉刚日记以及翻阅他的读书笔记，笔者发现顾颉刚真是一个少有的实实在在读书人，他只要钻到书里仿佛可以忘怀一切。当妻子张静秋劝他暂时搁置专业，专心政治学习，以符时代要求的时候，顾颉刚不得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将《尚书》书稿全部放进房间里面的书室，客厅书桌则专放《毛选》、《毛主席语录》以及报纸、学习资料等，表明自己心不旁鹜。这样的举措实在说明顾颉刚的“可爱”。除了家人督责外，顾颉刚的朋友们又给他提了些建议，教其如何写检讨。章元善、刘起釪都有详细建议见告，顾有没有听进去不得而知，后来顾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整理古籍，境遇才好转起来。

顾颉刚在1967年2月6日日记里写道：“我自省，一生只有和胡适、鲁迅、朱家骅三人的关系是我的大错，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我实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从顾颉刚建国以后的人生轨迹来看，他的确因和这三人之关系而受罪不少，尤其与胡适、鲁迅之纠葛。

简单来讲，五十年代举国批胡适，作为胡适门生的顾颉刚难以抽身必须参与批判，身处海峡对岸的胡适虽然多少能理解学生的处境，对顾颉刚而言，他内心的挣扎与焦虑却难以言表。到了六十年代，鲁迅早已被奉为圣人，走上神坛，顾颉刚作为鲁迅最讨厌的人之一，他如何有好果子吃呢？连顾自己都疑惑，一个搞学术研究，一个弄小说创作，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两个人，居然产生如此之深的嫌隙。不过六十年代的语境不会顾及这些，革命的逻辑是反鲁迅就是反革命，顾颉刚反鲁迅当然也是反革命。古人云寿则多辱，鲁迅早已亡故，顾颉刚却背负前半生的孽债，用风烛残年的后半生来反复解释甚至辩解他与鲁迅之关系，表明自己曾经并非有意冒犯。想来颇觉可笑，可是又笑不出，因为这沉重的鲁迅包袱不是他想卸就能卸下的。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