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镐

   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殿试，时任总理事务大臣的鄂尔泰在策试一位陕西籍的贡士时问道：“丰川身体还好吧？”这位贡士不知丰川为何人，呆愣愣地无法回答。鄂尔泰笑着说：“你真是个俗子啊！天下人没有不知道丰川的，你身为丰川的老乡，怎么可以不知道？”足见这位丰川先生声望很高。那么，鄂尔泰询问的丰川，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名字叫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文义里（今户县苍游乡）人，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农学家。

奋力科举

   王心敬出身于贫寒的农耕家庭，10岁时，他的父亲王忻因病去世了，自此家境日益贫困。康熙九年（1670），王心敬15岁，到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然而家境困窘，没有财力支持他读书。正在他与母亲愁楚之际，他贫病交加的伯父王慤决定，即使自己砸锅卖铁也要送他去读书。于是，在伯父的支持下，王心敬追随鄠县制艺名师王酂学习八股文。

   深感贫寒士子读书之不易，王心敬入学后读书异常用功。他给自己制定了宏伟的人生目标，即通过科举考试为官作宰，最终建立如周公那样的丰功伟绩。然而两年后，被病魔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伯父病逝，亲戚和族人担心继续供他读书会使王家倾家荡产，大都劝说他的母亲放弃供读，但母亲性情坚毅，即使借债度日，也要继续供他读书。康熙十二年（1673），王心敬顺利通过了童试，成了秀才。翌年，又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增补为廪膳生员。嗣后，他学习更加刻苦，不仅背诵科举应试的范文，而且熟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作文水平大大提高，以至于20岁时已有“文人”之名。

   康熙十六年（1677），王心敬22岁，陕西举行岁试。这次考试是士子们乡试前的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考试由陕西督学使主持，考场设在督学使的驻地三原县。参加考试的是陕西五府、十州、七十五县的附生、增生和廪生。王心敬就是这些莘莘学子中的一员。那么，这次考试他考得如何？据刘绍攽的《关中人文传》记载，王心敬因与主考官发生冲突，放弃了这次考试。当时为了防止考生作弊，监考官员对考生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搜身检查。王心敬认为，按照朝廷礼制，士子取得秀才身份后，地方官员就应当以礼相待，而搜身是严重的“待士失礼”行为，所以他拒绝搜身，并摘下象征秀才身份的银雀帽扔到了地上，说：“从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岂能留恋这么个帽子！”言罢，扬长而去。

   王心敬的这种言行，有人说他是出于年轻气盛的莽撞，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看重道德礼仪的青年，而且很有骨气，不乏胆识。因为他深感在士子挖空心思地作弊和监考官员殚精竭虑地防止作弊之间，士人的礼义廉耻已丧失殆尽，那么科举考试还有什么价值呢！

周至游学

   弃学回家的王心敬，将全副精力放在了农田耕作方面，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但问题是胸怀建立周公一般政治业绩理想的青年，怎么可能终生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农闲之时，王心敬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几经思索，他最终决定应当择师学习。于是，他于康熙十九年（1680）初来到周至，师从著名的理学大师李二曲学习。

   李二曲（1627—1705），名颙，字中孚，人称二曲先生，陕西盩厔（今周至）人。时李二曲有“当世儒宗”之誉，且与孙奇逢、黄宗羲齐名，世称“海内三大儒”。王心敬被二曲先生收为弟子后兴奋地说：“虽说学习理学比较晚是我的遗憾，但能拜名师为师还是值得庆幸的。”庆幸之余，他下定决心刻苦学习。对二曲先生的教诲，他牢记于心，并付诸实践，久而久之，他的学问渐深，气象日新。二曲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赞王心敬说：“我的这个学生，智圆行方，勇于实践，他的心境犹如青天白日，人品好似野鹤孤云，气魄宏毅。”他还毫无隐瞒地说，将来有衣钵相传的想法。随着王心敬在理学上的造诣日益精深，他完全抛弃了当初为官作宰的想法，决定以振兴理学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伟大事业。他的这种人生选择，使二曲先生十分欣慰，李二曲曾对他说：“你聪明过人，我怎能不高兴啊，我会将我生平所学全部相授。继承我衣钵的人，除了你还能有谁？”

   在周至学习期间，因物质生活十分贫困，王心敬曾多次病倒。其实，在他开始从学二曲先生的这年秋天，因大雨连绵数十日，他家的很多耕田都被淹没了，这几乎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资本。从此，他的生活跌入了极端贫苦的泥潭，几乎完全过着靠喝糜子糊糊来生存的清苦日子。他的身体渐渐虚弱，最终患上了体羸症。自康熙二十一年（1782）至二十八年（1689），几乎每年夏天，他都会因体弱而病倒，最终不得不回家卧床静养。在家修养不免被人打扰，而且夏天家里酷热难耐，他便到离家不远的清凉山的三清庙和紫阁山的大圆寺修养。修养期间，他读了许多佛教和道教的典籍，而且百读不厌。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作为儒者，他对佛老的出世思想多所批评，但他终其一生与僧道不绝往来，而且他的理学思想中不时折射出佛道的思想光芒。对于自己的思想渊源，他曾直白地说：“曾向禅门问路，也从道教寻宗。”

   待身体有所好转，王心敬便又返回周至学习，如此十年之久，最终成为二曲先生学术的衣钵真传。作为李二曲的衣钵传人，王心敬从二曲先生那里到底学习了什么？大体来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体用全学”，即修心养性和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二是“即行可以验学”，即人的道德修养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来验证，或者说，在日用常行中体现道德素养；三是“以身卫道”，即儒者通过自己的德行来弘扬儒学，使儒学发扬光大，而不是空谈儒学的理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夏天，又患体羸症的王心敬辞别二曲先生，结束了十年的游学生涯。如果说十年前，他初来周至时只是一个科举失意的凡夫俗子的话，那么十年后离开周至时，他已经是一个即将施展学术抱负的饱学之士了。

耕教立身

   王心敬回家后，仍然是在田间耕作劳动，农闲读读书而已。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李二曲的鼓励和亲朋的资助下，他在鄠县孙家硙创建二曲书院。“二曲书院”匾额由督学使高尔公题写，继任学使陆德元题写对联：“继横渠道统，承二曲心传。”自此王心敬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王心敬在书院教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培养“道德经济”之“通才”。所谓“通才”，就是“道德”与“经济”兼备之才，“道德”指道德节操，而“经济”指经世致用。他编著了一本名叫《文献揽要》的大部头教材，内容涉及儒学、教育、政治、军事、农田水利和社会救济等，以此为基础来培养“通才”。

   王心敬除了在二曲书院讲学外，还应邀去外地讲学。康熙五十年（1711），他曾接受湖北巡抚陈诜的邀请，前往江汉书院讲学。江汉书院坐落在武昌，是湖北省的省级书院，湖北省治下诸府的优秀学子皆云集于此。书院由巡抚陈诜主持教学。由于清廷科考以《四书》为主，所以书院邀请王心敬讲解《四书》。他在汉江书院有关《四书》的讲解内容，被其次子王功整理为《江汉书院讲义》。无独有偶，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心敬又接受江苏巡抚张伯行的邀请，前往紫阳书院（在苏州）讲学。王心敬在紫阳书院主讲的陆王心学，不但与张伯行的议论不合，而且书院诸生对此也颇有意见。王心敬在江南讲学，尽管被当地的朱子辈学人所批评，但他的心学思想以及他所标榜的“道德经济”之学，首次走出陕西而传布到了江南，并且引起了南方学者的关注。

   除了儒学，王心敬还潜心研究过农学，他阅读过大量的农书，并根据多年的农耕经验写成《区田法》《圃田法》《井利说》和《水利说》等著作，最终使他跻身清代农学家的行列，其中他所提出的区田法，被现代著名农学家王毓瑚认为是“提出了一种独创的耕作方法”。

   王心敬在农学方面的成就也受到了朝廷的注意。康熙六十、六十一年间，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朱轼（任陕西督学使期间与王心敬有交往）在山西赈灾期间，还曾就农田水利方面的问题写信询问过王心敬。后来，陕西巡抚崔纪将王心敬的《井利说》付诸实践，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陕西乡民打井两万五千余眼，有效缓解了乾隆二年（1737）六月以来陕西的旱灾，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和赞许。

山林隐居

   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以“山林隐逸”征召王心敬，他以患风寒伤肺之症为由，辞不赴京。为了避免朝廷的注意，他从此敛足二曲书院，不但不再外出讲学，而且给自己定下了“足迹不入省会”的严格条约。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担任陕甘总督，到任后不久就派人招揽王心敬。王心敬本无意于政治，又闻知年羹尧骄纵不法，便谢绝不往。后来，年羹尧又命令鄠县知县靳树榛往来周旋，他还是坚决予以辞谢，最终他不得不搬到太平山麓的太平山房。即使如此，雍正元年（1723），朝廷又以《明史》分纂官再次征召，他以老病固辞。

王心敬虽然隐居山林，但并非佛道的肥遁山林。作为儒者，可以归隐山林，但不能放弃有关世教生民的责任。当时清廷与准噶尔战事紧张，他开始紧密关注军事实况、潜心研究兵家著作，于是写了《培植将才》《兵间事宜》《兵论》和《军机琐言》等有关军事的文章，后来，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的鄂尔泰，还曾向他咨询过战事的相关事宜。

王心敬的经世之学后被其子弟推行于世。他的弟子陈庆门在雍正六年（1728）任安徽庐江知县时，就劝导当地农民用区田法种田，结果取得了大丰收；后升任安徽无为州知州，又践行王心敬水利方面的主张，率领农民导引塘水灌溉，又取得了很大的丰收。同时，王心敬的次子王功和幼子王勍在任地方长官时，除了在农田水利方面推行王心敬的主张外，还努力推行他的教育主张。

由于王心敬的“经济”之学行之有效，雍正六年（1728），时在京师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的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来信索求“经济之言”。雍正八年（1730），王功陛见，雍正帝称赞说：“名儒的儿子，果然不凡啊！”雍正十二年（1734），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因西藏事过陕西，还专门派人去太平山峪慰问王心敬。

王心敬认为不以“道德”为基础的“经济”，其实是霸道，而非儒家的正道。所以，学人和朝廷对他倡导的经济之学的关注，不但没有使他感到欣慰，反而使他深感不安。在他看来，儒学是“道德经济”之学；而“道德”和“经济”是本体和功用的关系。他深感有必要发掘儒家经典中蕴藏的这种“道德经济”真谛，于是撰成《丰川易说》《尚书质疑》《春秋原经》《丰川诗说》和《礼记汇编》等著作。这就是他在诗中所说的“独怜六经注，辛苦晚经营”。

   尽管王心敬两次辞却了清廷的征召，但是清廷还是非常尊重他的人品和学问。乾隆元年（1736），朝廷授予他“孝廉方正”的荣誉称号。他坚辞赴京谢恩，仅写了篇感谢皇恩的文章，但文中没有多少感谢皇恩浩荡的文字，多是些劝导皇帝“留心民瘼”的婆心话语。乾隆三年（1738）三月，83岁的王心敬去世了，清廷诰封他为中宪大夫，生平事迹被载入《国史•儒林传》。乾隆五年（1740），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陈世倌为他题写了这样的墓碑：大清理学名儒丰川王先生之墓。乾隆九年（1744），经陕西巡抚陈宏谋题请，他被清廷批准入祀鄠县乡贤祠。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