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五昌

近读《各界》杂志2017年第12期刊登的狄马先生《邓宝珊将军在榆林》一文，获益匪浅。文中提到1939年6月，成吉思汗灵榇曾经榆林、绥德、延安到西安的事，不禁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我于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几届西安市莲湖区政协委员。期间结识了一位资深委员黄潭影女士。她虽年迈，却仪表堂堂，谈吐不俗。我们二人颇能谈得来，交谈中我得知，抗战期间，她担任陕西省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常务理事、秘书等职，曾多次赴重庆见过于右任先生、宋美龄女士，与当时省、市政要多有交往，称得上阅历丰富，见多识广。

她说，我想写一篇文章，追述当年成吉思汗灵柩路过西安的情形。我表示非常感兴趣。为了慎重起见，她还让我借给她一本《简明中国古代史》读读。

不久，她写了一篇题为《成吉思汗灵柩路过西安》的文章，交给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因为我系文史委员，故得以先睹为快。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1939年初，日军铁骑即将践踏到内蒙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的陵墓危在旦夕。由于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因此，成吉思汗灵的归属与去向，至关重要。根据蒙古族的风俗，君主埋葬后并不起陵，而只是保存好灵柩。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以德王为首的上层亲日反动分子，派遣蒙奸、汉奸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将成吉思汗灵移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以此裹挟蒙古上下阶层附逆，最终实现他们所谓“内蒙独主”的罪恶目的。内蒙古广大人民群众及国民党有识之士，得此秘密消息，提出强烈抗议，并采取相应对策。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与抗日爱国的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旧称）盟长沙王等，决定将成吉思汗灵内移甘肃，以安定蒙古人心。

1939年6月10日，于内蒙古扎萨克旗东北30里的伊金霍洛起灵，途中经榆林、绥德、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隆重迎送。6月21日，延安各界100多个单位，举行3万人的盛大祭典。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等送了花圈，并派谢觉哉、滕代远、王若飞等同志为代表，参加了祭典。

6月底，成吉思汗灵途经西安，省、市“成吉思汗移灵筹备会”在市中心钟楼设灵堂，将钟楼东、西、北三面通道堵塞，只留南边作为灵堂大门。灵堂呈坐北朝南之势，即将钟楼北门堵住，安放成吉思汗银棺，冲着南门，用两个八仙桌并放，作为供桌，围着绿沿大红桌帷子。灵的两旁，竖立着战功棒和成吉思汗生前所获战利品等。供桌上供着全羊、各式糕点，香炉、香筒、蜡台均为锡制。从安灵到起灵，自当日下午到次日黎明，香火、大红蜡烛长燃不灭。钟楼南门前，烧有宝塔式的天香约一米七、八高。党、政、农、军、工等各界人士均列队参加祭礼。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主祭，各界代表、地方绅士陪祭，黄潭影女士当时代表妇女界陪祭，并于夜间守灵。

次日黎明，护灵人士有数百上千人，皆着蒙古香色长袍服装，抬灵护送，将成吉思汗灵柩于同年7月1日护送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的太白庙正殿，共存放了11年之久，后又转移至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灵的西迁，对于粉碎日本侵略者制造“内蒙独立”的阴谋，起到了很大作用。

解放后，应蒙古广大人民的要求，于1954年4月1日，将成吉思汗灵又迁回伊金霍洛，人民政府拨款80万元重建了陵园。

近80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灵柩曾经过西安，并在钟楼内设灵堂祭奠的这件西安旧事如今已很少为人提及，故追述之。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