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玉振

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是一段特殊而珍贵的记忆。作为中国近代最早成立的四所国立大学之一，山西大学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保存教育火种，曾西迁陕西韩城办学，这段历史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西迁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战时期大学内迁的壮丽画卷，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生生不息和高校与地方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向华北腹地推进，同年8月初，日军袭击同蒲路北段及太原，山西形势骤然紧张。面对日寇的铁蹄，山西省政府紧急命令山西大学及省城各大专学校立即迁往晋南，以躲避战火，保存教育力量。这一决定开启了山西大学长达十二年的流亡办学历程。

山西大学自1902年创建以来，经历了从山西大学堂到国立山西大学的发展历程，到抗战前夕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教育五个学院，下设14个学系的综合大学。然而，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学校正常的发展轨迹。1937年11月，山西大学师生被迫离开太原，开始了艰苦的迁徙历程。他们先是迁至晋南的临汾，随着战局恶化，1938年春又继续西迁，先后辗转陕西三原、宜川秋林镇、山西吉县克难坡等地，最终于1945年12月迁至陕西韩城继续办学。在韩城的岁月虽短暂，却承载了山大师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豪饮一路风雨，托起明日朝阳”的坚韧乐观精神，成为历史上秦晋之好的又一段令人动容的篇章。

随着抗战进入后期，山西局势依然动荡。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山西大学师生满怀希望准备返回太原复校，但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太原局势仍然不稳。1945年11月，山西大学决定暂时迁往陕西韩城，等待更合适的时机返回太原。选择韩城作为临时校址有多重考虑：首先，韩城位于黄河西岸，与山西隔河相望，地理位置相对安全；其次，韩城是历史文化名城，文教氛围浓厚；再次，韩城交通相对便利，便于师生生活和教学物资运输；再加上韩城距离之前办学的克难坡不远，迁徙相对容易。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后的这段特殊时期，山西大学开启了开赴陕西韩城办学的征程。

1945年12月，顶着黄河上凛冽的寒风，山西大学师生开始了从山西吉县克难坡向陕西韩城的迁徙。这次迁徙虽然距离不长，但在战后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条件下，仍然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师生们需要携带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和个人物品，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次迁徙是分批进行的。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极为有限，大部分师生只能步行，仅有少量教学设备和珍贵图书能通过简易船只运输。黄河渡口处，师生们相互扶持，小心翼翼地踏过冰面或乘坐简陋的渡船。许多年后，亲历者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感慨万千：“那时候过黄河，真是提着脑袋在走，但为了能继续读书教书，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韩城方面为迎接山西大学的到来做了必要准备。虽然条件简陋，但当地政府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对这批来自山西的“文化难民”给予了热情接待。校部设在县城内相对完好的城隍庙内，各学院则根据专业特点分散安置：文学院、法学院等文科类学院多设在城内文化气息较浓的区域；工学院则靠近有简易实验条件的场所。这种分散布局虽然给教学管理带来不便，但在当时条件下已属最佳选择。城隍庙两旁较大的廊房成了师生宿舍，较大一点的做教室用。其余师生分别住在韩城县城北关及东中西、薛曲村等周边的一些公共建筑和民居中，教室、宿舍、办公室分散在多个地点，形成了战时大学特有的“分散办学”格局。

迁徙完成后，山西大学在韩城迅速恢复了基本教学秩序。没有固定的校园，教室便多设在临时腾出的民房、祠堂或公共建筑内。没有桌椅，学生们就用小板凳当椅子，用二尺见方的木板当课桌，上课时常常自带小板凳，或者干脆站着听讲。照明条件也十分有限，虽然比起之前在虎啸沟的油灯，韩城有了电灯，但电力供应极不稳定，学生们仍经常需要借助煤油灯或蜡烛学习。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山大师生仍坚持开展学术和文化活动，展现了山大师生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在这里，学生们除每天上课升旗外，还有组织地参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开纪传体之先河的司马迁有关的历史遗址，无不为历史学家的雄才大略感到自豪！

在韩城办学期间，山西大学的师资队伍保持了相对完整。校长徐士瑚带领一批知名教授坚持教学，确保了教学质量不因战争环境而下降。虽然战争导致生源大幅减少，但在韩城期间仍有新生陆续入学。据校史资料记载，1946年外文系招收新生7人，虽人数不多，但在当时环境下已属不易。这些学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求学，展现了中华民族青年一代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尽管条件艰苦，山大在韩城期间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以外文系为例，一至四年级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文法、散文选演及习作、小说选读、戏剧、英文诗歌、希腊神话、语言学、莎氏戏剧选读、英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伦理学、中国文学史、西洋史等，还提供俄语选修课，这些课程由朱启寰、杜文甫、阴纫斋、李贯英、史景苏、杜文若等教授讲授，保持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此外，还有讲授伦理学的田润霖、讲授论理学的潘泽清、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郝树侯等，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这些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跟随学校辗转迁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担当精神。

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是山西大学在韩城办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多次迁徙中，山西大学的图书损失严重，实验设备更是所剩无几。师生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图书方面，他们互相传阅手头有限的教材和参考书，有些教授甚至凭记忆编写讲义；实验方面，理工科教学不得不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简单的演示实验。这种“纸上谈兵”的教学方式虽然有很大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战时的大学生活并非只有艰苦和单调。山西大学在韩城办学期间，学生们组织了各种社团和学术团体，如“文学研究会”等，开展读书会、诗歌朗诵、时事讨论等活动。1946年2月17日，山西大学史学会还在韩城司马迁祠堂举行“太史公座谈会”，参加者有杜任之等36人，大家会后合影留念。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生活，更培养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韩城距离延安较近，学生们能接触到一些延安出版的进步刊物，这对开阔学生视野、激发爱国热情产生了积极影响。

山西大学在韩城的办学实况，展现了中国大学在最艰难环境下的顽强生命力。窑洞里的读书声、煤油灯下的奋笔疾书、教授们沙哑却坚定的讲课声，共同构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战时高等教育图景”。这种在极端条件下坚持办学、传承文化的毅力，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全国各内迁高校陆续开始筹备返回原址。山西大学原本也计划尽快返回太原，但由于战后山西局势依然复杂，学校不得不暂留韩城。直到1946年初，随着形势相对稳定，复校工作才正式启动。与迁往韩城时类似，返回太原的迁徙也是分批进行的。1946年3月，第一批师生启程离开韩城，渡过黄河返回山西。直到1949年5月，随着太原战役结束，才在太原正式复课，从而结束了长达12年的流亡办学历史。

虽然在韩城办学的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对山西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锤炼了师生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种品质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它强化了学校的凝聚力，共同的艰难经历使师生们对学校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再次，它丰富了学校的文化传统，战时形成的一些教学方法和学术风格在和平时期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山西大学在韩城的办学岁月已经过去近八十年，亲历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但那段历史凝结的精神却历久弥新、韩城人民的深情厚谊仍历历在目。山西大学也十分重视校史研究和抗战办学历史的挖掘整理。学校档案馆保存了部分韩城办学时期的珍贵资料，包括课程表、师生名册、照片等，这些史料确保了韩城办学记忆的延续和精神的传承，也必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子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民族复兴和文化传承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