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转一响”是那时人们所能拥有的贵重家，也是当时年轻人找对象的基本条件。 

□秦晋 

有一次和家人闲聊，提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转一响”，80后的女儿一片茫然。何为“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 

回忆起来，我们家买的“三转一响”，最早的是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当时一台缝纫机100多元，父亲一个月工资买不了，还是母亲用两年时间在县酱菜厂打零工积攒下的钱买的。为何要坚持买缝纫机，因为家里男孩子多，淘气费衣服。买回缝纫机，还得学手艺。母亲给一个裁缝师傅送上四色礼，恭恭敬敬拜师，很快掌握了制衣技术。母亲用缝纫机制作的第一件作品，就是给父亲做了一件夹袄。此后，孩子们每年过年的新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缝纫机是我们家的贵重财物，平时都是用绣有花边的罩布盖着。后来，家里条件好了，每年的新衣服要去服装店买，渐渐地，那台缝纫机就很少用了，但母亲一直舍不得丢。 

我家的第一块手表是给我老伴买的。那还是在1979年我谈对象时，我母亲看她手腕上没有手表，悄悄张罗给买的。那时买名牌表凭票，父亲是县商业局领导，怕影响不好，硬是不“走后门”。母亲无奈，央求一个在百货公司的闺蜜，费好大周折才弄了一张票。 

当时买的那块上海“宝石花”手表，还是市面上很少的女坤表。当母亲将表交到未来儿媳妇手里时，我对象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这块手表她一直戴了好多年，手表质量很好，好像就没坏过。4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块手表还被我保存着，一是结婚留念；二是我有保存老物件的习惯。 

我们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飞鸽牌”的。当时，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大都有了一辆自行车，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骑着比赛，哥哥羡慕的不行。于是，老嘟囔着要买自行车。开始，家里不同意。经不住哥哥软磨硬缠，母亲心软了，答应明年给买。一辆自行车100多元，在当时也是很昂贵的。我们家是月光族，根本没有存款。那一年县上修公路，需要大量的碎石。于是，母亲就带着我们去河坝拣鹅卵石，挑回来砸碎。砸碎石也不容易，用一个胶皮套套住鹅卵石，再用榔头敲碎。碎石是有规格的，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凑够五六方就用拉拉车拉到公路局的料石场卖掉，每方碎石可以买6元钱。积少成多，第二年，母亲用砸碎石的钱，给哥哥买来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票也是提早托关系搞到的。自行车买回后，哥哥爱不释手。我记得他还找了一盘废电影胶片，把前后杠仔细缠好，车钥匙藏起来，不让他人染指。为这我没少和他争吵，因为为买自行车，我也是攒着劲地去河坝拣鹅卵石和砸碎石的。 

我在上小学时，记得老师让我们猜谜语，谜面是“一间小房，开个小窗，电灯一亮，说说唱唱”。谜底是什么？我马上举手发言，站起来答道：“收音机。”老师当场表扬我答的对。我第一次接触收音机还是在小学同学焦程家里。当时我的学习好，班上让我和焦程结成学习对子。放了学，我常去他家做作业。他家有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到“小喇叭节目”播放时间，焦程的妈妈就打开收音机。我们听了好多好听的故事，尤其是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但我们家有收音机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买的。我父亲同事的孩子，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深圳工作，一次探家回来，给我爸捎着买了台香港产的便携式收录机，还买了几盘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磁带。这台收录机能收音能录放，很时髦，在我们街道也是独一份。从此，这台收录机成了我们家的宝贝。有一次，老伴儿单位组织秋游，还让带上这台收录机联欢会上用。后来，这台收录机又陪我在大学学了近两年的外语。因为使用频繁，还换了几次磁头，再后来，零部件老化，电器修理店说没有配件无法修。收录机搁在橱柜里好多年，搬家时才狠下心扔掉啦。

【编辑：李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