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在讲到“白日依山尽”的“山”时，老师告诉我们：那山是中条山，在山西，在河东。天空晴朗的时候，站在铁镰山上眺望，便能看见中条山的峰峦。

故乡陕西关中最美四月天，我翻过秦岭，到了成都。这里的人们早已换上单衣，春天已远去了。

商州城北金凤山上似有金凤凰栖落，这本是流淌在历史长河中且至今仍口口相传的传说，传得久了，说的人多了，不仅约定俗成了凤凰的存在，而且成了当地抹不去的文化符号。

在西安诸多历史地名中，玄风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听起来就虚幻缥缈，既文艺又武侠，更有些玄之又玄，让人很难捉摸。仅一个玄字就有：玄、玄乎、玄风、陈玄风等若干联想，越是不着边际越是离真相越近。关于玄风桥的文字多为两说，一说是这里曾建有桥，名为玄风桥，街道由此得名；另一说是玄风桥并非传统桥梁，而实为古代一种类似楼梯的装置。据《明清西安词典》和《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介绍，玄风桥的得名确实是因为此街曾建有玄风桥，并以桥得名。如此一来，让这条位于建国路北段路西，宽6米、长102米的蕞巷子更加扑朔迷离。

1987年的夏天，我告别父母姊妹，从河北秦皇岛一路向西，踏上这片黄土地，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开始了我的建筑学求学生涯。那时的西安，城墙根下尽是低矮的民房，潮水般的自行车涌动在不宽的街道上，钟楼四周尚未耸立起现代高楼，低矮的铺面挨挨挤挤，星星点点的个体摊位钻出计划经济的缝隙。城市的天际线平整而朴素，但城乡的界限在改革春风吹临之前，有一道无形亦有形的墙。那时的我也未曾想到，负笈西行的初始，是扎根西北、建设三秦的缘分。此后近30载春秋里，我以建筑师和企业管理者的身份，亲历并参与了这片土地山河重塑的壮阔历程，也见证

“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这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渭的《风鸢图诗》。春风吹，碧柳舞，孩子们找来柳条和白色的柳絮搓出长长的棉线放飞纸鸢、放飞希望，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早春村居图啊。

美丽的朱鹮之乡——洋县，人文底蕴深厚，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明清时期就有民间戏班等演艺组织。洋县剧团就是在清末民初旧戏曲班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文化艺术团体，距今已超过百年。

在渭北旱塬的丘陵沟壑间，麟游县的名字已静静流传了1400多年。翻阅《宝鸡市志》《麟游县志》等历代方志典籍便知，这个名字的诞生绝非普通的地域标识，它与隋末唐初的政权更迭密切相关。其背后，不但蕴藏着厚重的祥瑞文化内涵，而且交织着深刻的政治需要、军事布局、要地管控、人心笼络等多重考量，更有李渊隐藏在祥瑞里的夺权心机。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苏轼到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整整三年后离任回朝。可以说，凤翔是他走上仕途的初始之地。40年后，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东坡先生在常州向朝廷上表告老，以朝奉郎致仕（退休），七月仙逝。乙巳年孟冬时节，我从东坡先生的致仕地、终老地——常州，辗转来到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寻访东坡先生的遗迹，感受他给予常州和凤翔两地精神馈赠中的契合之处。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乡镇安县程家川有条清明如镜的小河，河道不宽、河水细小，小鱼、小虾、蝌蚪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清澈而温暖。一到夏天，河里便有一群赤条条的小男孩嬉戏玩耍，惊得河里的鱼儿四散而逃，羞得路过的小姑娘捂着眼睛匆匆而过……